本文由刘世锦撰写,强调了中国经济疫后复苏的总体回升态势,但也指出了总需求下降的压力。作者提出了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性,以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必要性,以应对需求不足的问题并延长中速增长。
把所有制分类由企业层面调整到投资者层面,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宏观政策对于GDP的影响大约有一个百分点,其余四个百分点取决于技术条件和体制政策环境。
体现了进一步稳经济、稳市场、稳预期的政策导向。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还有5亿人口没有用上马桶、10亿人口没有坐过飞机。把这些需求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挖掘出来,在现有的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水平上,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
争论重振经济靠消费还是靠投资意义不大,真正的问题是现阶段消费和投资增量扩大的部分是什么,增长机制是什么。
政府应在消费方面管的多一些,投资上管的少一些。
有两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4.7%以上的经济增速必须争取;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由此带动汇率合理升值。
如果说以往减碳更多地为能源、环保等领域所关注,那么实现双碳目标已经影响到全社会各个行业和各个层面,部分领域已经切实感受到这一目标的现实冲击力。
“强调数据产权保护和数据安全,是为了用好数据,本末不能倒置。——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 近些年来,与全球数字化大潮相适应,我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在部分领域与先行者已呈并跑或领跑之势。建议进一步提高认识,理顺关系,采取得力措施,力争在不长的时间内推动数据要素的流通和利用取得大的进展。坚持用足用好用活各类数据要素、加快发展我国数字经济的目标导向。要科学地界定数据的初始产权与增值产权,平等保护数据流通不同环节各类产权的合理权益。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出现并波动的。世界银行专家估计1981年中国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31,到2008年上升到0.491。一组是增长型收入差距变动和衰退型收入差距变动。相反,衰退型收入差距变动是指收入差距变动与经济衰退同时发生。另一组概念是增效型收入差距变动与减效型收入差距变动。增效型与减效型收入差距变动的一个根本性区别,是前者创造社会财富,后者只是在转移社会财富。
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系列研究成果原定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议题,由于情况变化,转为讨论战疫增长模式。
我举个例子,比如经济学的外部性问题,碳减排和常规污染物治理的外部性有很大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绿色增长,特别是发展绿色技术,大力促进高生产率、低排放或者零排放低成本的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降碳减污增绿。
中国应该加入区域性的合作组织,而且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即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中国能否成功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持续推进,最重要的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深化改革任重道远,需要从长计议,形成正确的目标、机制、战略和策略。
关键是老经济要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做好这种加法的关键在于实质性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地方债问题,要立足长远、标本兼治。首先是稳杠杆、软着陆。不能继续加杠杆,加大风险隐患。
城市政府总是有意无意把房价往高推,为什么这么搞呢?卖地有收入。但是如果地价过高以后,成为生产运营各方面最大的成本,整个城市运营成本上去以后,城市是没有竞争力的,相当一部分产业可能会衰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产业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工委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