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500米” 重新理解自己和周边

第一财经：社区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提出的，他强调社区和社会共同体是一种组织化的治理体系。过去，中国的社会共同体以单位为纽带建立。随着单位制瓦解，社区变成了这个时代社会共同体的连接渠道。你怎么看社区概念在中国的变化？

项飙：我们可能首先需要对“单位制”做一点澄清。单位制是改革前对在城市里大单位里的职工而言的，所以它针对的人群是非常有限的。对于没有正式单位的，或者单位比较小的城市居民来说，邻里街道还是最重要的一个生活组织的方式。广大的农村就更不用说了。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改革之后有一种“准单位”的制度。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宿舍体制。在珠江三角洲，包括在全国各地，大部分农民工住在厂区的宿舍里。这和原来的单位在性质上当然完全不一样，它在工作上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人们是高速流动的。

这样的“准单位”制度比原来的单位制所覆盖的人数不一定少，它遏制了社区的发展。这是我1994年去东莞调查看到的，民工来到城里，没有社会关系，像分散的土豆，工厂成了把他们包起来的唯一的口袋，而且这个口袋是一包到底的。我当时提出了“悬浮”，也提出了新“社区制”的想法。

第一财经：在个人越来越原子化的现代社会，社区的活力直接反映出一座城市的魅力，社区营造也成了热门话题，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观察到的社区营造的效果如何？

项飙：社区营造成为重要话题，一方面当然是反映了大家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和城市规划部门的思路、房地产商的利益，以及多年来以房地产为推进的城市化发展思路有关。

我们在社区营造上的资源投入不小，但社会效果还有待观察。比方说，社区营造里面的一个特色似乎是专业人员介入、具体职能外包给社区的专业公司。社区里的业主日子过得舒适安全，不用操心。这叫什么社区建设呢？社区建设本来的意思是要大家民主参与、不断讨论甚至争吵，一起想出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一起动手。

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应该把社区营造看作是一个机会。关键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更积极地介入，把它推向更加真实有效的方向。

第一财经：你提出“最初500米”的设想，也就是自下而上，从每个人的邻里和周围出发，增加城市生活的生态性。能否从社区层面和个人层面阐释一下，我们如何去增加生态性？一个有生态性的环境，对城市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项飙：生态性的基本意思就是说，生活是比较乱的，生活里有很多你看起来不舒适的东西，有很多你不喜欢的东西。但这是生活，这些东西的存在是有它的道理的。你喜不喜欢是你的权利，但是去了解它们的存在，也是你的义务。

所谓的“疯癫者”就是一个例子。你到一个村里去，不管村里人口有多少，你几乎总会碰到一些奇怪的人，有点疯癫，精神不太正常。

村里人当然意识到他们不一样，有时候也会歧视他们，但大家都承认，这些人是村里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城里的小区，如果有这样的人，人们可能会想去报警，或者想办法告诉物业，让那个人搬出去。

有些高档小区会对业主做社会背景调查，然后拿此做广告，保证社区里面没有让你看着不爽的人。这是对社会的“谋杀”。个体会去支持这种“谋杀”，因为这让生活更方便、舒服。

但是到最后，大家会活在一个没有生态性的、单一树种的林子里面，大家都“憋死”。

现在在城里，大家习惯了那种方便的、高度包装的、不断消毒的生活。“生态性”意味着，大家要去理解那些不一样的东西，从丰富和复杂中，看到让你踏实的质地感。

第一财经：社区营造成为热门话题之后，商业的介入往往会让一些本质的东西丢失。你也说到，“重建附近”与“社区营造”某种程度上是唱反调的，“社区营造”是否与“社区建设”有定义上的差别?

项飙：我说的“重建附近”确实和“社区建设”“社区营造”不一样。

中国的社区建设在过去20多年里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基层政权建设到网格式管理，从大数据管理到疫情期间的干部下沉，不同小区网格互相打通、数据共享等，作为管理对象的社区的建设是大大增强的。同时，由于电商的蓬勃发展，所谓“最后500米”、社区小区的配送中心建设也得到大量投资。

而我说的这个附近建设，不是要建设作为行政单位或者是商业目标的社区。我提倡的附近是所谓的“最初500米”。

“最后500米”是从一个商业或者权力中心出发往下的，个人是末梢。“最初500米”则是从你出发，你是起点。附近的建设主要是一种意识的建设，是重新理解自己和周边、和社会的关系，看到社会的具体和复杂，摆脱一些抽象的、大而化之的概念去理解社会。

商业性介入的社区营造是有问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说明大家对“附近”的需求是很真实的。对于社会学者、艺术家、公益事业人员来说，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么把公众对“附近”的需求转变成自下而上的行动，带来切实的、意识上的、日常行为上的改变，而不是让它再一次成为商业化的机会，使得生活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昂贵，但是也越来越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