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整治懒官懒政亦需容错机制

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履职尽责、失职知愧乃为官从政的基本操守，也是官员称职与否的绳准。但“为官不为”的懒官懒政行为一直以来并不鲜见，其负面影响在改革关键期尤为明显，整治也就十分必要。

近期，针对官员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治理在多地掀起。今年3月，天津市开展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治理三年行动，以治庸治懒治无为的疾风厉势向不担当不作为宣战。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就查处不担当不作为问题1017起，问责1404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317人，政务处分133人，组织处理62人，诫勉223人。杭州则加大追责问责力度，严查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上半年累计查处“不担当、不作为、不落实”相关问题240起，处理362人，党纪政务处分25人。

懒官懒政的主要表现包括等待观望，消极保守办事；推诿扯皮，想尽法子不办事、少办事；拖延应付，马马虎虎办事等。近期被免职的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公司董事长苗玉刚和总经理刘玉琦，原因就是不担当、不作为，集团主业发展缓慢，地铁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与其他城市相比有明显差距。针对此类情况，李克强总理曾在国务院常务会上指出，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对于“混日子”、“不作为”、“得过且过”的行为要严厉问责。

政府工作人员此类行为贻害匪浅，一方面是消弭执政之基，因为懒官懒政既损害了政府的威望和信誉，侵蚀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影响了干群关系，往往招致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不满”和“不服”；另一方面是阻碍改革发展，政策执行不及时，不免延误当前改革与发展大计，尤其当前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期。

十分遗憾的是，懒官懒政可以说是中国官场古往今来的常态，现代社会亦未能幸免。究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官员对法律和制度缺乏敬畏之心。对此应该强化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包括制定行政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与负面清单，促进官员改变理念、调整心态、重塑形象。

更为重要的是，缺乏容错机制的考核评价体系，让不少官员形成了“与其多干犯错，不如不做”的不良政绩观。因为干多一旦出错，就可能被问责甚至下台，而不干、少干不犯错，以往通常不会受惩。

因此，需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予想做事、敢做事、能做事的官员一定的试错、容错空间。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

相信如果能正确运用容错纠错机制，让真正的改革者放手闯，切实鼓励大胆探索者，宽容改革失误者，鞭策改革滞后者，足以形成激励改革创新的良好环境。当然，容错机制也是有条件的，“一言堂”、决策明显不科学或决策时有利益因素等行为，容错机制不能为之背书。

宋人吕祖谦有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清即清廉，为政者官德之首；慎即谨慎，即为官者对于手中的权力要有敬畏之心；勤即勤勉，乃为政之责、官德之本，即勤勉不懈的精神和道德操守，而懒官懒政正是反其道而行。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与建设服务型政府持续推进，关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二者都不容许懒官懒政行为继续存在。对此既需要严格的问责机制，及时整顿不担当、不作为，也应健全容错制度，让改革者敢于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