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改革开放而生，浦东28年勇当发展创新表率

“然而在我之中国发展计划，上海有特殊地位。”

“于是依我计划，当更延长浚渫局所已开成之水道，又扩张黄浦江右岸之湾曲部，由高桥河合流点开一新河，直贯浦东……如此，然后上海可以追及前述之计划港，其建造能为经济的，可以引致外国资本也。”

“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当严守之。故创造市宅中心于浦东……”

从2018年回望，上海浦东的现实成就，已经远远超越近百年前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关于在浦东建设“东方大港”的上述规划设想。而在浦东开发开放28周年之际，上世纪80年代流传的那句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也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因改革开放而生而兴

因位于黄浦江东岸而得名的浦东，面积1210平方公里，占了上海的1/5。隔一条江，浦东和浦西在1990年前经济社会差距极大。当时浦东的景象，按当过上海市副市长兼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的话说，是“阡陌纵横、鸡犬相闻”。

1990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在听取上海领导人的汇报后，他对几位中国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是有一件事，还请你们多关心，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这一年4月18日，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长江入海口的这片土地顿时被推向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近日对记者表示，开发开放浦东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巨变”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遭受挫折，国内改革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宣示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开发开放浦东，最大限度发挥了上海这张王牌的作用，为我国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分工调整的重大机遇、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平台。

28年来，浦东的开发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0年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到2000年浦东建政（由管委会确立为副省级新区），10年间，浦东高速发展，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特别是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第一个金融贸易区、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和第一个保税区、第一家外资银行、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等，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进行了路径探索和压力测试。

第二阶段则是从浦东建政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12年间，浦东抓住中国加入WTO、举办上海世博会等机遇，以开放促改革，在全国率先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领衔推进上海“四个中心”建设。这一时期可谓浦东改革开放全面发力的时期，其金融、贸易、航运等核心功能更加凸显。2009年，原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使浦东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十八大至今是浦东开发开放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成为浦东代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象征。5年来，上海自贸区在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不断开展制度创新；而2015年浦东被确立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核心功能区，则标志着浦东进入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这些都令浦东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科技合作竞争的能力水平进一步提升。

28年来，浦东创造性地把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开发开放的生动实践，走出了一条高起点、跨越式、全方位的发展道路。用四组数字概括发展水平和质量，一是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60亿元跃升到2017年的9651亿元，年均增长15.1%，占上海市经济总量的比重由约1/12提升到近1/3；二是财政总收入，从开发之初1993年的11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938亿元，增长了357倍；三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7年达到60715元，高于上海平均水平；四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2.3万亿元。

回顾28年历程，翁祖亮表示，浦东开发开放为上海打开了城市发展空间，优化了产业布局，使上海彻底摆脱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困难局面，推动上海由传统工商业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升级，成为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龙头。28年来，浦东通过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全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了新路、积累了经验，实现了2010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视察浦东时强调的“浦东开发开放的意义在于窗口作用、示范意义，在于敢闯敢试、先行先试，在于排头兵、试验田的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浦东开发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首先，浦东开发开放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它是具有风向性和旗帜性的，举起浦东开发开放这面旗帜不是为了浦东、为了上海，而是为了全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的既定国策，这样的改革开放道路我们是会继续走下去的。

沈开艳还说，浦东的开发开放是表明了我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从空间布局来看，改革开放始于80年代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之后从五个经济特区到十四个沿海城市，到1985年的时候开辟了很多的经济开放区，形成了整体的经济开放或者出口导向的战略。到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时候，从区域上来讲，是逐渐从南向沿海的中部地区开放，接下来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全面形成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体布局。”

“再则，浦东的开发开放体现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上海是我国重工业基地，也是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当时是具有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生产特征的。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的经济生产方式就从计划经济生产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了，这就意味着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的中国市场化道路和国际化道路的步伐开始迈得越来越结实了。”沈开艳谈道。

“此后，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不断地被确立起来，比如土地批租以及建设资金融通的问题，都逐渐在浦东开发开放过程中得到了一些解决，还有金融市场以及其他要素市场逐渐建立起来。浦东的开发开放，也使得外来的直接投资从原来的港澳台和华人华侨的投资向全球转变，我国的出口生产也向世界各国全方位地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浦东开发开放也促进了运输物流、出口加工、港口吞吐、进口贸易等原本不同的业务组成一个产业链，这些就使得上海在改革开放中角色从后卫到了先锋。”沈开艳补充道。

上海自贸区担当制度创新表率

位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外高桥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是一个专注于高端智能制造设备的国际贸易便利化和专业化服务平台，集设备的展示、技术交流、贸易、售后服务和金融服务于一体，已经吸引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40余家行业全球领军企业入驻。

第一财经在该园区采访的两家外企——数控机床企业美国赫克、工业扫描设备生产商德国GOM都是最近两年入驻的。两家企业均表示，入驻这个园区，为他们接触上下游客户、使用自贸区的保税功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赫克是对话式编程技术的创始者，赫克中国总经理姚雪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赫克的设备全为进口，每台税前价格在人民币100万至300万元间，在外高桥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不需要完税就可以向客户展示，只需在销售后再缴纳关税。而且园区还为零配件等提供集中报关等便利措施。

姚雪说，赫克进入中国市场较晚（2010年），但中国已经是赫克的第四大市场（前三位是德国、英国、美国），相信这个排序会发生变化。

赫克只是受益于上海自贸区通关便利化措施的企业之一。这一切始于5年前。2013年9月，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落子上海浦东，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看中的就是浦东开发开放形成的制度基础、开放优势和战略地位；2015年4月，上海自贸试验区从保税区扩展到陆家嘴、张江、金桥、世博区域，总面积120.72平方公里；2017年3月，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3.0版。

德勤中国合伙人简思华对第一财经表示，2013年德勤是第一批入驻自贸区的企业，自贸区对是一片试验田，为新的监管规则而设的试验田。超过8万家企业在自贸区注册，其中10%是外资，90%是国内企业，自贸区为国内外企业服务。“李克强总理考察上海自贸区时也提到创新要继续，我认为政府在推动自贸区政策的同时让它更接地气，让企业更容易理解同时为他们提供更多便利，所以我认为上海自贸区很好。我们希望它继续成为更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自贸区改革的一大亮点——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改革。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最基础、最重要的改革，迈出了与国际通行投资规则接轨的重要一步。

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全国首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清单外实施备案制，近95%的外商投资项目通过备案方式设立，办理时间由8个工作日缩减到1个工作日，申报材料由10份减少到3份。五年来，负面清单一方面持续缩减，已经从最初的190条减少到2018版的45条；另一方面已向全国复制推广，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修改外资三法和《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将负面清单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8月29日，第一财经记者在外高桥国际化妆品展示交易中心看到，大屏幕上显示“截至2018年8月28日完成非特备案化妆品2016件”。这表明，“首次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试点改革”于2017年3月1日在浦东新区率先启动以来，截至前一天，共有2016件（种）非特化妆品在上海自贸区完成备案。

这项改革对国际化妆品生产商意义非同寻常。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实行首次进口备案制后，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从2~6个月（审批）大幅缩短至5个工作日（完成备案），从而使诸多国际品牌化妆品在发布当季就能与中国消费者见面。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沈建华对记者说，而且报批的材料可全部电子化提交，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拖着一个拉杆箱的材料去北京了”。

这一改革就在上海自贸区的“证照分离”改革之列。翁祖亮介绍，“证照分离”改革是国务院专门交给浦东新区的重点改革任务，意在解决“先照后证”改革后的“办证难”、“准营难”问题，是一项“放管服”的重大改革。2016年4月1日，首批审批频次比较高、市场关注度较高的116项行政许可事项改革在浦东全面展开，通过取消审批、审批改备案、实施告知承诺等方式，有效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2017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全国其他10个自贸试验区和近400个国家级开发区，复制推广浦东“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经验。

五年来，上海自贸试验区累计有127个创新事项以及“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全市复制推广，发挥了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

制度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市场创新活力和经济发展动力。截至今年6月底，上海自贸试验区累计新设企业55524户，是前20年同一区域设立企业数的1.5倍；新设企业中的外资企业占比从自贸试验区挂牌初期的5%上升到目前的20%左右。自贸试验区以浦东1/10的面积创造了全区3/4的GDP和3/5的贸易总额，以上海1/50的面积创造了全市1/4的GDP和2/5的贸易总额。

勇挑科创中心建设核心载体的重担

作为上海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和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浦东张江无论在科学研发上，还是在创新创业上都走在了上海、全国乃至全球的前列。

位于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的上海同步辐射光源，是我国迄今为止建成的最大的科学装置。第一财经记者看到，光束线站旁的墙上，挂着多幅成果介绍，例如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高福院士团队的“埃博拉病毒糖蛋白结合内吞体受体NPC1的分子机制”，2016年发表于《细胞》杂志。2014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暴发后，时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的高福率队深入疫情发源地帮助抗击疫情，并获得了病毒样本。而上海光源这台先进的中能第三代同步辐射装置，则帮助他们测定了埃博拉病毒的大分子结构，在全球率先破解了埃博拉病毒入侵人体的机制，从而为研发抑制剂乃至特效药打开了大门。

“揭示植物天然免疫分子机制——清华大学柴继杰组”、“FtsZ蛋白为细菌细胞分裂提供动力的分子机制——浙江大学叶升组”……成果介绍墙上，依靠上海光源获得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另外，已有葛兰素史克、药明康德、礼来、罗氏等18家生物医药公司直接利用上海光源进行研发，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位于张江的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中心、超算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浦东坚持走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之路，从无到有兴建起来的，实现了中国高层对浦东“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升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集中度、显示度”的要求，推动浦东形成了充满活力的区域创新体系。2017年，浦东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4.05%，张江核心区超过12%。

在创新创业方面，张江药谷和张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是两个比较显著的例子。

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张江生物医药基地位于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核心园张江高科技园区，基地重点集聚和发展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产业领域创新企业，被誉为“张江药谷”。

目前，张江拥有超过380个在研药物品种，独角兽及独角兽潜质企业超过60家，国家级研发机构近150家，超过1000多项专利授权，1000万份生物样品存储能力。国家食药监总局每批准3个一类新药，就有一个来自张江；张江企业申报新药临床获批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在细胞免疫治疗领域，CFDA受理16项CAR-T细胞治疗临床申请，其中7项在张江。PD-1/PD-L1抑制剂，国内25个品种提交注册申请，其中有10个品种在张江。

张江科学城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楼琦告诉记者，20多年来张江药谷已经孵化出400多家企业，其中上市30家，今年下半年将会有4~5家企业准备上市，“目前，我们研发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全球同步引领的水平，在某些领域上我们其实已经超越了。”

张江药谷对于符合产业导向、技术上有引领性并且有优秀的团队的孵化性企业实行“拎包入住”待遇。

“生物医药企业与软件企业不一样，软件企业只要一个简单的办公室就可以，但是生物医药企业需要有很多实验室。对于小的孵化性企业我们给它现有的实验室，只要真的拿着包拿着idea进来就可以在张江开展新药的研究。”楼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入驻的企业他们有初步审核，但也只看一个大势，很多创新的东西必须给它一些包容和宽容。“我们有一定的准入标准，但我们的标准又是有创新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会听更多企业介绍他们自己的优势，只要我们理解、接受，我们愿意跟他们一起冒险，我们每年都有一个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研判。”

张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基于张江核心区多年打造的创新环境、跨国公司研发总部多年积累的创新资源、本土科技企业的精英群体，由张江管委会牵头打造的创新创业核心资源集聚和释放平台。目前已与20多个跨国企业/海外资源建立合作。

资料显示，2017年9个月的时间该平台筛选的科技项目超过15000个，孵化服务项目41个，已孵化项目总计估值超过30亿元，累计融资额超过2亿元，这些项目都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毕业项目7个，其中与博士合作的一个项目估值超过了25亿元人民币（截至2018年6月）。目前入驻项目申请了33项发明专利，78项实用新型专利，15项著作权。

张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副总经理杨亮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们之所以能做到如今的成绩，有三个DNA在起作用，即他们懂得和了解政府、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能跟他们进行对话和交流，在此基础上挖掘出需要的资源。比如，他们能挖掘出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的优质资源，包括优质技术、专业人才、资本和市场等，“在平台这样一个作用下，帮助我们的这些优质资源和创业项目形成信息的对等和沟通，从而最终将这些资源导入到创业者中去。”

浦东开放扩大效应

松浦祐司是养乐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来中国已有十多年。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之所以把养乐多的中国总部设在上海，是因为当时浦东有很好的政策，对养乐多这样的外企很有利。

松浦表示，浦东在过去几年变化很大，尤其是最近，变化特别快，政策变得更完善，绿化环境也变好了很多。

他回忆说，养乐多刚在浦东成立公司时，有些手续还不太方便，与政府部门沟通也不是很顺畅，现在手续简便了很多，办事流程速度也很快，效率大大提高了。

这十多年来，松浦一直住在浦东。随着养乐多在中国市场的不断普及和工厂的建设，松浦对浦东、上海乃至中国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他说，养乐多中国已有超过4000名员工。比起东京，上海浦东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人才很多，也很有活力。

倾力耕耘中国市场之余，松浦喜欢上了中国的民乐，尤其是二胡。他学二胡已有6年。最初他演奏二胡时，同事们都报以“宽容的微笑”。后来，他可以在公司年会上拉《赛马》这样中等难度的曲目了，现场反响还挺棒。现在他已考过了二胡9级，今年他即将冲刺最高的10级——《二泉映月》的级别。

松浦说，他想退休后回日本办个二胡培训班，教日本的小朋友学习拉二胡——因为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喜欢中国民乐了。

松浦祐司在浦东工作和生活的故事，是浦东28年来发展质量的一个缩影。浦东汇聚了一大批跨国公司总部机构，28年累计吸引实到外资789.9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10家在浦东设立了机构。

翁祖亮总结说，浦东形成了高起点、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体系，外资金融机构集聚度全国第一，海港空港口岸具备世界级枢纽保障能力，跨境资源配置功能持续提升。到2017年，浦东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93年的25.9亿美元增长到19565亿元，占全国7%。

沈开艳告诉记者，像负面清单这种原来在上海自贸区范围内适用的所有条款，如今都已经漫及整个浦东新区，整个浦东新区与自贸区从管理体制上来讲也是合二为一的，它的一些政策享受范围也是没有边界的。所以，整个浦东乃至整个上海都可以借助于自贸区优惠、开放的政策法规使得所有在浦东的市民、企业或者中介都可以获利其中。

5年来，浦东持续探索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和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基础性制度和核心制度创新，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闯出了新路径。

翁祖亮介绍，这些新路径新经验归纳起来，就是“四个确立、四个形成”：确立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的市场准入方式；确立符合高标准贸易便利化规则的贸易监管制度，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口岸监管服务模式；确立适应更加开放环境和有效防范风险的金融创新制度，形成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确立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重点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透明高效的准入后全过程监管体系。

浦东开放力度的不断扩大对民众、企业乃至全球都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企业获得感增加了，一站式服务、放管服改革等审批制度的简化都是企业直接受惠的，所以才有自贸区这么多年来企业的注册数量的增加。”沈开艳对记者谈道，同时，整个浦东开发开放越来越注重社会事业的发展，比如教育、医疗等，这些原来在浦东是没有任何基础的，现在好的高中向浦东引进，好的医疗资源向浦东倾斜，再加上浦东的生态环境和居住质量的改善，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才愿意留在浦东。

全球的资本流动日益向中国集聚，比如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现在是全球第二。为何全球的资本集中到中国来？沈开艳认为，很多时候都是浦东开发开放造就的，浦东的开发开放也是中国开发开放的缩影。“长三角地区特别是上海，整个的对外贸易活动占到中国的三分之一以上，这里是最活跃的地区，所以从展示我们的开放活力来讲，浦东起了重要作用。”

“浦东设立上海自贸区以后，为投资提供了便利化，不仅仅是资本引进来，中国的很多企业到海外进行投资也是通过自贸区这个平台，企业出去以后同样享受一些非常便利的条件，所以它对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稳定性。浦东开发开放使得全球对中国市场更加有了一种可预期性，全球对浦东开发开放的认可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可。”沈开艳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