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改革开放40年

在短短40年内，中国从世界上最穷国之列，一跃进入中等以上收入行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当中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变，中国文化没有变，唯一的实质改变就是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实行了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社会主义几百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跨越。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奇迹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搞了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从而给了十几亿人创业、择业、移居等经济自由，造成社会财富的涌流，大大缩短了我们和世界上发达国家原本惊人的落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确立私有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的平等地位，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倒退，而是在计划经济之上的大踏步前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给人们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权，是向理想社会过渡的现实和可靠的途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国有企业是与计划经济配套的，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营企业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和改造。公有制要能与市场经济相兼容，必须突破国营形式，发展政企分开的股份制与混合所有制。

随着现代专业化分工和委托代理关系的普遍发展，世界上众多跨国公司都已经是以激励企业家精神为中心的经营者主导、所有者监督的模式，西方很多公共性质的国家主权基金、行业性退休养老基金或事业性的如大学公共基金，都借助于现代企业制度取得了不逊于私人投资的回报。企业家以非大股东身份主导企业、接受所有股东监督，已经是现代大型企业中的普遍现象。

因此，公有制改革不是没有路，而是路很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松开行政权力给公有制套上的绳索，真正做到政资、政企分开。这是确保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灵魂，也是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的前提。因为政企不分，企业就无法真正独立核算，无法自负盈亏，无法成为真正的企业。政企不分，企业无法公平竞争，政府无法公平执法，也就无法造就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改革长期以来徘徊和反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就经济改革而言，现在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缺乏对任何独立于国家的产权保护传统，结果给公有制企业附加了太多的非经济功能绳索和不自负盈亏的借口。

所有在市场中长期不能盈利，不能存活要靠输血的僵尸企业，无论挂多少国有的牌子，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都是消耗和掏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反服从社会主义法律法规指引，为国家贡献税收，为职工解决工薪社保的民营企业，无论包括何种经济成分，都增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都是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

当然，我们肯定包括私有制在内的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不可动摇的地位，并不是要神化私有制。私有制也有局限性和消极一面，如有加剧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有因贪婪和货币权力膨胀而无视法律和道德底线的狂妄冲动，有造成和放大机会不平等的内在趋势。

40年改革开放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正因为其是对公有制计划经济颠覆性的突破和创新，它必然是探索性的、稚嫩不完善和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挑战的。从大历史的视角，改革开放40年已经让中国跨过了几千年来饥饿和贫困陷阱的循环而不可逆转。当然，40年只是一个开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如何演变，又会在业已500年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后续发展史上留下怎样的记录，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今天和以后的挑战。

货币价值稳定，危机往往难以避免。全球化的根本弱点在于政府是每个国家的，市场却是全球性的，当国家主权与全球市场经济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迄今为止的多边组织和多边协议还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正在崛起，一个大国的崛起必将打破原有的经济平衡。从这点出发，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建立新的平衡，有利于各国共享中国崛起之红利。所以我们应该坚决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抵制和反对各种泛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行径。任何企图关门倒退的想法是没有出路的。

（作者系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