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在KTV唱《K歌之王》，背后是一个持久版权的生意

10月22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下文简称“音集协”）发布一则公告，要求KTV终端生产管理商和KTV经营者在当月31日前，将6000余部音乐电视作品从各自运营的曲库、服务器和云端上删除，其中涉及《十年》、《K歌之王》等曲目。

很多人也是因此才知道，自己去KTV所点的歌曲大多与这个协会有关，它还有“行政授权为唯一合法机构”的头衔。而这家此前几乎不为大众所知的机构，通过这次下架公告，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

音集协2005年年底经由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并在2008年6月在民政部完成社会团体法人登记手续，成为中国内地地区唯一音像集体管理组织。当时中国音乐版权意识和行业规范开始初步建立，卡拉OK向消费者提供歌曲点唱服务，需要向著作权人支付版权费，但KTV经营者难以自行获取每个音乐作品权利人的授权，因此成立了音集协。

“1980年代中国内地还没有音乐著作权法，如果有人抄袭了我录的歌，那时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从业道德问题，1991年开始有了著作权法，音著协在随后那一年成立，各个规定才逐步正规化。”汪京京对《第一财经周刊》说道，他是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副理事长、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他看来，音集协和音著协等机构成立于中国音乐版权行业规范初期，因此随着市场的变化，协会需要不断做出改变：“尤其现在科技发展变化太快，每个时期都会出现新特性，下架歌曲这件事在业内并不算什么大事件。”

之所以称音集协为“管理组织”，是因为音集协本身并不拥有音乐版权，也不能将音乐版权作为产品进行分发和售卖。通俗来讲，歌手、唱片公司、音乐工作室等可以自愿免费申请成为音集协的会员，音集协帮助会员管理涉及他们版权作品的音像制品。KTV就是需要获得授权播放这些歌曲的场景之一，KTV经营者向音集协缴纳版权使用费，音集协再将版权费按照一定比例返还给权利人。

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被大众关注到的版权市场，尽管它实际体量比你想象的还要大。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于2017年底发布的《2017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虽然报告称传统实体KTV市场正在萎缩，但它仍是2016年音乐细分行业中产业规模最大的市场（869亿元），排名第二的是数字音乐产业（529.26亿元），而在增长速度上，前者仅为后者的二分之一不到。

“目前音集协和音著协加起来的曲库数量有十五万首以上，合作的唱片公司有三百余家，个人和公司都有。”周亚平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他从去年开始担任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副理事长兼代理总干事，同时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曾经制作崔建、刘欢、毛阿敏等歌手的早期专辑，后制作《两只蝴蝶》、《白狐》等数字音乐。

在这次下架的歌曲中，有超过一半的作品为粤语音乐作品，其中3813个作品来自英皇娱乐，以及大量来自《中国好歌曲》、《中国新歌声》、《蒙面歌王》、《盖世英雄》等综艺节目的音乐作品。对此周亚平表示：“英皇娱乐的版权代理商曾是音集协的会员，后来退出了协会，权利人入会和退会均是自愿，而涉及综艺节目的版权通常很复杂，综艺节目的制片者往往只享有节目整体的版权，不享有其中单个作品的版权。”

在这次音集协公告下架的音乐电视作品，其权利人并不是音集协的会员，因此向音集协缴纳版权使用费的KTV除非单独获得相应作品的授权，否则上线就属于侵权行为，会面临起诉。由于版权人起诉的第一项请求是停止侵权、删除侵权作品，因此周亚平称音集协有义务要求使用者删除侵权作品。同时周亚平提到，没有给集体管理组织缴纳版权费，也没有获得其他权利人许可这样涉及侵权的KTV还非常多。“占到市场90%左右。”

巨大的版权漏洞甚至催生了一门“起诉生意”。一位接触过KTV版权侵权案件的律师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有一部分著作权人，他们没有加入音集协这样的组织，也不靠单独授权作品挣版权费，而是专门靠起诉KTV索要赔偿，其中有的人还会批量与律师事务所合作，一年能组织几百起起诉，一个案子能获得几万元的赔偿，这种赔偿性收入比挣版权费多得多。”

不过，和下架KTV歌曲相比，音集协的另一举动显得更为强势，那就是与合作十年的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为“天合集团”）分道扬镳。

“音集协和天合集团的合作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周亚平说道。天合集团成立于2007年8月，距离音集协的成立并不远。根据天眼查的信息，天合集团的出资方之一“北京中文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曾隶属于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后者也是天合文化的受益人。由于音集协的工作人员数量有限，仅有几十人，因此音著协和音集协共同委托天合集团，作为中国内地唯一代收卡拉OK版权使用费的机构，也就是KTV经营者和音集协之间的“中间商”，向KTV运营者收取版权费，天合集团从中可以获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根据音集协发布的资料，从2009年至2013年，二者合作收取的版权费连续5年突破1亿元，可以说是携手开启了卡拉OK的版权付费。在2014年12月，音集协曾发布与天合集团的续约公告，将二者的合作延期至2027年。

然而，二者之间的默契并没有持续太久。

“2015年开始，我们陆续收到了很多来自各地的投诉。”周亚平说道，“天合集团没有向我们告知具体收费信息，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开具音集协发票，收费存在很大漏洞。”目前音集协正在走法律程序。另一位业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天合集团可能在对外授权上越过了音集协，私自将一些并不在曲库中的歌曲以音集协的名义授权出去，以及有一部分KTV的版权费没有上报。对此，天合集团在11月6日发布声明表示，自己在合作期间足额上交版权费十几亿元，并称音集协单方面宣布合作终止是无效的，公司已请求法院判决协议正常执行。

如何定价、如何分钱这两个问题一直伴随音乐版权制度的发展，而受限于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版权费的收取和分配都无法以精准统计的点播数据作为依据。

“音集协按照KTV的房间数量收版权费，给我们带来的运营负担很重，即使房间闲置，每年还是要交一大笔固定的费用。”一位北京KTV经理告诉《第一财经周刊》。目前这部分版权费参照国家版权局2006年公布的信息——以包间为单位最高12元/日的标准，以年为单位缴费，并根据各地不同情况下调。

“这是国家版权局规定的收费标准，虽然一时解决了收费问题，但给分配也带来了困惑。”周亚平说道。据他介绍，音集协最初根据版权的数量分配费用，2016年开始参照歌曲的点击次数，也就是欢迎程度分配，2017年开始完全依据点击数分配，给到会员的著作权使用费占到总收入的70%以上。虽然分配都是通过理事会审议，但新的分配方式导致有些公司分配到的金额变化很大。“严格来讲，现在的点击次数统计还存在不足。”周亚平说道。

可见这次事件的爆发，除了技术原因，还有历史遗留的权力分配问题，而音集协的“唯一”机构身份能否持续下去，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律师刘晓鹏告诉《第一财经周刊》：“目前世界上的集体管理制度大概分为两类，英美判例制国家采取多个集体管理机构，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采取唯一集体管理制度，我国为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在立法之处，多借鉴了德法的一些制度，所以采取了唯一集体组织的集体管理制度。”

刘晓鹏提到，一国内多个集体管理组织的方式有其优点，如充分竞争，可能对制度的实施和权利人的保护更加充分，而唯一的集体管理组织的方式存在垄断、效率低下等问题，但统筹管理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在保持市场稳定等方面有一定优越性。“从目前立法修改来看，短期看，我们可能仍然采用集体组织集中管理的方式，至于如何管理，可能在以后的管理方式中有所改变。”刘鹏说道。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音集协在尝试“去中间商”。

由于音集协不具备研发能力，周亚平正在自己的音乐公司进行一套曲库管理系统的研发：“目前的构想是扫码开机、计次付费、精准分配，这个方向也得到了音著协理事会的认可，待成熟后正式提交理事会，至于今后如何实施落地，完全根据协会章程进行决策。”

据他介绍，一旦建立中央曲库，就可以依靠大数据实时监管和更新作品，移动支付可以优化收费系统，版权方可以在后台看到自己作品被使用的情况，以及自己相应的收入情况。另一方面，周亚平称音集协也在拓展音乐版权的授权边界，开发除了KTV以外的场景。

“确实，现有的音乐传播形式也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被更为先进的传播形式所替代，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汪京京说道，“现在的KTV不仅仅是一个为了唱歌才去的场所了，而是一个综合娱乐场所，未来它会越来越多样化，比如家庭点唱，咪哒这种小型KTV，或者全民K歌这种线上平台开到线下的，这个场所的经营者和消费者都在发生变化。”

除了去中间商，规范KTV版权能带来的收入外，不容忽视的是这些KTV版权市场上新的玩家，如友唱这样的迷你KTV公司的崛起甚至在2017年中被认为是一大风口。也就是说，新的互联网环境催生的新的KTV播放渠道也将为音集协带来更多的市场增长。

“协会不同于公司，其主要职责是服务。” 谈到协会和腾讯音乐等公司的区别时，汪京京说道。后者已拥有华纳、索尼等公司的独家音乐版权，其曲库几乎占到中国总曲库的九成，也是中国数字版权业的最大玩家，目前看来，两者之间还不构成竞争关系。

“归根到底，最后看的还是哪个平台能提供好的服务，对于音乐人来说，他一定会选择能为他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平台，这样才能有更多时间去专心做音乐。”汪京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