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看改革开放40年：GDP占世界15%，投资累计完成490万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大踏步前进、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的40年，是成功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的40年，也是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实现历史性跨越的40年。

1、GDP：占世界15%

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之后连续跨越，1986年上升到1万亿元，1991年上升到2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06年超过20万亿元，2017年首次站上80万亿元的历史新台阶，达到827122亿元。

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十一位；2000年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六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折合12.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比1978年提高13个百分点左右。

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平均每8年翻一番，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成功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1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966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

1978年，国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1132亿元，1985年翻了近一番，达到2005亿元；1993年再翻一番，达到4349亿元；1999年跨上1万亿元台阶；2007年超过5万亿元；2011年超过10万亿元；2017年突破17万亿元，达到172567亿元。1979-2017年年均增长13.8%。

2、工业：制造业多年稳居第一

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基础比较薄弱。1978年工业增加值仅有1622亿元。改革开放后，工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2年工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2007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12年突破20万亿元大关，2017年工业增加值接近28万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53倍，年均增长10.8%。

主要经济指标迅猛增长。2017年工业企业资产总计达到112万亿元，较1978年增长247倍；实现利润总额为7.5万亿元，较1978年增长125倍。

由于工业长期保持较快增长，我国制造业在世界的份额持续扩大。1990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为2.7%，居世界第九位；2000年上升到6.0%，位居世界第四；2007年达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占比进一步提高到19.8%，跃居世界第一。自此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由于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超过1/3，对我国GDP增长形成强有力支撑，推动了我国经济在世界位次不断前移，我国经济总量由1978的世界第十一位，跃居到2010年的世界第二位。

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十分有限。经过40年的发展，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现了由短缺到丰富充裕的巨大转变。很多产品产量从小到大。原煤、发电量等能源产品产量2017年比1978年分别增长4.7倍和24.3倍；乙烯、粗钢、水泥等原材料产品产量分别增长46.9倍、25.2倍和34.8倍；汽车产量已达2900多万辆，连续9年蝉联世界第一。很多产品生产从无到有到蓬勃发展。空调、冰箱、彩电、洗衣机、微型计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一大批家电通信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

3、人口：从严控到鼓励

从人口总量变化来看，1978年我国总人口9.6亿，2017年达到13.9亿，增加4.3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000多万人。40年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9%，低于同期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

其中，1978年，我国人口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4亿人增长到9.6亿人，29年激增4.2亿人。人口的快速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为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政府成立了人口专门机构，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修改完善婚姻法等一系列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措施迅速在全国铺开。

分年代看，我国人口增长经历了速度由快变慢，增量由大到小的渐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人口年均增长1555万人，90年代年均增长量降至1273万人，而进入21世纪以来的00年代与10年代，人口年均增长量分别降至745万人和702万人。人口年均增速从70年代的1.9%，降至21世纪以来的0.6%，人口增速快速下降。

国家统计局指出，我国人口增长形势的变化既是生育政策调节作用的体现，也是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背景下人口自身发展规律的结果。

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降至18.2‰，人口增长模式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2001年以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始终在13‰以下，死亡率保持在7‰左右。

国家统计局1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出生人口减少了63万人。与此同时，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造成出生人口下降，特别是一孩出生人口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17年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

面对妇女生育意愿和出生率下降的态势，一些地方鼓励、奖励生育乃至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高涨，目前湖北咸宁、山西、陕西等地也提出鼓励奖励生育乃至全面放开生育的政策和建议。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提高生育意愿必须要有一系列有关民生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比如生小孩免费、产妇的带薪休假安排、小孩的健康营养补贴等；再比如，目前的高房价导致了低生育率，那么加快保障房建设，做到住者有其屋很重要。“这些方面到底谁来出钱？地方政府有没有动力去做？这就需要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在生育意愿下降的同时，老龄化速度也不断加快。截至2017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十年来，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增加了8750万，这一数字也超过了西欧的德、英、法等国的一国总人口。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对第一财经分析，十年来我国老年人口快速增加，这主要是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率高有关。“原先预计说放开二胎后，老龄化的速度能有所延缓。但现在看，由于一二线城市高昂的抚养成本，导致了生育意愿不高”， 林江说，接下来随着60年代出生的人也逐渐进入老年，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至少还要持续十几年到二十年的时间。

4、城镇化率近六成，城市群重构经济版图

1978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仅有1.7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7.92%。到2017年末，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1亿人，比1978年末增加6.4亿人，年均增加1644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比1978年末提高40.6个百分点。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至2017年，我有已有11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了60%，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东部地区。也就是说，目前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已经进入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2008年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由于外贸出口受阻，经济增速放缓。相比之下，受外贸影响小的内陆地区随着产业转移的加快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速也保持快速增长。在经济快速增长之下，城镇化也快速发展。

以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为例，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河南人口规模很大，城镇化水平又相对滞后，到2017年才刚突破50%，比全国低了8个百分点。城镇化滞后，这也意味着发展潜力很大，目前河南处在高速城镇化的阶段。

从城市数量来看，1978年末，全国城市共有193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101个，县级市92个。2017年末，全国城市达661个，比1978年末增加468个，增长2.4倍。其中，地级以上城市298个，县级市363个。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深入，中心大都市、城市群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城市规模显著扩大。城市人口快速增多，人口集聚效应更加明显。按市辖区户籍人口规模划分，2017年末，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16个，而1978年末只有上海市一个；300万-500万人口的城市达到25个，而1978年末只有3个。

同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化进程加速，以市场为纽带，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部一些省区的发达区域，一批城市群初步形成。进入新世纪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发展速度快，引领作用强，集聚效应明显，逐渐发展为世界级的城市群。“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19个城市群的目标。目前，国家已批复长江中游、哈长和成渝等9个城市群的发展规划，“抱团”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发展新潮流，城市群正在重构中国经济“新版图”。

5、 扶贫：40年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1978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约97.5%，以乡村户籍人口作为总体推算，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人；2017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1%，贫困人口规模为3046万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和大规模的扶贫开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也为全球减贫作出了巨大贡献。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及世界银行发布数据，我国贫困人口从1981年末的8.78亿人减少到2013年末的2511万人，累计减少8.53亿人，减贫人口占全球减贫总规模超七成。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按现行贫困标准，2013年至2017年我国农村减贫人数分别为1650万、1232万、1442万、1240万、1289万人，不仅每年减贫人数均在1000万以上，而且打破了以往新标准实施后脱贫人数逐年递减的格局。五年来，农村累计减贫6853万人，减贫幅度接近70%，年均减贫1370万人。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已率先基本脱贫，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全面下降。2017年末，东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300万人；中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末的3446万人减少到2017年末的1112万人，累计减少2334万人，下降幅度为67.7%；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末的5086万人减少到2017年末的1634万人，累计减少3452万人，下降幅度为67.9%。

其中，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民族八省区2017年末农村贫困人口1032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2089万人，下降幅度为66.9%，减贫规模占全国农村减贫规模的三成。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成功经验，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扶贫开发，社会扶贫日益显示出巨大发展潜力。

广东一家上市地产公司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企业更注重效率和效果，企业参与扶贫，可以更好地运用市场机制，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实现贫困地区“根子上”的脱贫。

6、投资：累计完成490万亿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1981-2017年全社会投资累计完成490万亿元，年均增长20.2%。

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施工项目建设规模达132万亿元，而1980年仅为4822亿元；2017年施工项目个数89万个，投产项目个数62万个，均为改革开放后历史最高水平。

国家统计局分析，投资保持了对经济增长较高的贡献率。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从资本形成率上看，1978年资本形成率为38.9%，2003年投资开启近十年的平稳快速增长，2011年资本形成率达到48%，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

从投资的结构上看，工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是三大领域。其中，在基建方面，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数据显示，1997-2017年我国交通运输业累计完成投资近40万亿元，年均增长18.4%。

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更加强调精准投资、有效投资，加快基建领域补短板的步伐。这是因为，加快有效投资、精准投资，加快基础设施补短板，不仅不会带来新的产能过剩，而且能补足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板，拉动经济增长。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当前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结构性问题，像一些人口稠密的发达地区，需求量大，基建的密度仍有加大的需要。比如一些大城市内部的轨道交通，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比如，目前广州地铁三号线的拥挤程度，说明广州的地铁密度仍远远不够。

7、铁路：高铁改变时空认知

进入新世纪后，伴随着高铁建设快速推进，铁路对人们出行和沿途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只有5.17万公里，普遍运行的绿皮车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铁路运输能力严重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铁路运输网络不断扩张，到2017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2.70万公里，较1978年增长145.6%，年均增长2.3%。

上世纪90年代后，高速公路建设成为各地的宠儿。相比铁路建设由铁道部主导，收费的高速公路建设主要由地方主导，在投资和资金筹集方面要简单得多。伴随着汽车的快速增多，高速公路也迎来了大发展。高速公路营运里程在2012年一举超过了铁路。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说，这个时期铁路建设一方面是资金和物资短缺，缺钱缺钢铁。另一方面也缺乏相应灵活的机制，修建动力不够，思想不够解放，没有开拓更多的融资渠道。

2004年1月，国家批复《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确定铁路网要扩大规模，完善结构，提高质量，快速扩充运输能力，迅速提高装备水平。确定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0万公里，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复线率和电化率均达到50%，运输能力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技术装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2008年8月1日，我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最高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京津城际开通运营，中国正式跨入高铁时代。

十年来，京津城际、京沪高铁、郑西客专、沪杭高铁、合蚌高铁、哈大高铁、京广高铁……一条条高铁开通运营。2012年12月26日，世界里程最长的高铁——京广高铁全线通车，2014年12月26日，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高铁——兰新高铁全线贯通，2017年9月21日，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京沪高铁“复兴号”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

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建设，伴随着几十条高铁线路的相继开通，“四纵四横”高铁网基本成型，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十年来，从渤海之滨到西部戈壁，从中部平原到西南群山，从东北雪原到江南水乡，中国高铁从零起步，串珠成线、连线成网，运营里程超过2.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运营总里程的三分之二。

高铁的发展变革了国人的出行方式，以及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带动了沿线经济增长和相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了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

高铁的发展也加快了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国家统计局分析，高铁在极大便利人们出行的同时，也为沿途城市的经济生活圈注入生机活力，因便捷的高铁网而形成的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圈、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经济圈等为促进区域资源共享、产业合理布局和经济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带动作用。

广州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胡刚对第一财经分析，高铁、城际轨道对城市群、都市圈的构建至关重要。尤其是，相比公路运输，高铁、城际轨道交通具有运量大、准点和安全性高等特征，是城市群、都市圈发展的基础。

8、消费增长234倍

近年来，内需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反映消费品市场发展水平与规模的统计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1559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66262亿元，年均增长15.0%，总量增长了234倍。

改革开放为国内市场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消费需求强劲，购销活跃，消费总量持续扩大。市场供求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总体呈现出供给充裕状态，各类商品品种丰富、数量充足，商品短缺和凭证供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拥有量分别为123.8、95.7和98台，而1981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拥有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数量分别仅为0.6、6.3和0.2台。2017年，汽车类商品零售额为4.2万亿元，比1998年增长169倍，近20年来年均增长速度超过30%。

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市场供给端的长足进步，居民消费由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变。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大众餐饮、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养生等服务性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体验类消费快速发展。

据国家旅游局数据，2017年，我国人均出游已达3.7次，国内旅游人数达到50亿人次，是1994年的10倍，年均增长10.3%。2017年全国旅游总花费约4.6万亿元，是1994年的45倍，年均增长18%。

在文化娱乐消费方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电影总票房559亿元，比1991年增长超过22倍，年均增长约12.9%；2012年以来我国电影市场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12年总票房为北美市场的25%，而2017年已达到北美市场的77.6%。特别是，国产电影市场发展良好，产量稳中有升，从2013年起，其市场份额保持在50%以上，其中2017年达到53.8%。

在消费的高速增长之下，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换。尤其是，随着消费市场持续较快增长，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数据显示，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由1978年的38.3%提升至2017年58.8%，40年间提升20.5个百分点，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由1978年的67.0%回落至2017年32.1%，回落34.9个百分点。消费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撰文分析，巨大的内需潜力是中国的战略基点。到2020年，中国内需市场有望达到百万亿级别，如果这个内需潜力能够有效释放出来，那么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保持6.5%的增长是有条件的，而且为我国应对未来10到20年外部变局提供重要的“压舱石”，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新进展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