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放不开手是“二代”不给力之过？民企传承难题待解

退位、接班问题困扰第一代企业家心头。

在去年12月份举办的2018（第十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谈及“今天有40％或者50％的企业面临传承的困难”时表示：“我们第一代企业家都勤奋、精明，能够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但差不多都五六十岁了。当年我那些做企业的同班同学们，绝大部分都退休了，我没有。我说我的命苦，人家都在跳广场舞、打麻将，我们在做什么？还在努力、还在拼搏。”

此前，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监事长孙大午在第27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作主题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退路》的主题演讲时则表示“50岁退位最好，60岁退位就晚了”。

事实上，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40个年头，大批上世纪40、50年代出生的“创一代”逐渐走向耳顺、古稀之年，“创一代”与“继二代”的交接棒正在暗流涌动。

调查显示，未来的5到10年将是中国企业交接班的高峰期，还将首次经历规模最大的一次两代人之间的财富传承。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传承难题

企业交接、财富传承本就是一个世界普遍难题，放在当下中国愈发复杂。

从思想层面来说，没有传承经验。

中国多数“创一代”更多是凭借时代机遇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家业都是一代企业家自己打拼出来的，或者说其父辈并没有物质财富可传给他们，因此其脑海伊始根本没有一个“传承”的概念。

直到“创一代”人到中年，子女成年，企业稳定，才会考虑传承问题。要达到这三个条件，“创一代”基本上在45岁左右。而在国外多有绵延数百年的代际传承，形成家族资产属于下一代，上一代有责任去为后代进行妥善保管的观念。一如百达翡丽的广告语：“没人能拥有百达翡丽，只不过为下一代保管而已”。

从操作层面而言，一方面是“创一代”选谁接班范围有限，“继二代”多数是独生子女，没得选，只能教他（她）。甚至有些一代企业家放弃了二代继承人，直接开始从第三代选接班人。因为培养二代已经来不及了，只能从第三代教起。

另一方面是缘于中国时代变迁巨大，“创一代”与“继二代”代际差异颇大，“继二代”大多拥有高学历、海外留学背景，以及良好的成长环境，常见上下代“三观”不合导致的期望落差和矛盾。

比如“创一代”重硬性管理，“继二代”偏柔性管理；“创一代”做实业，“继二代”倾向于玩金融，做资本。数据显示，70%内地企业倾向于在家族内部寻找接班人，但只有少于35%的下一代表示愿意继承原有家族业务。如王健林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他最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王思聪不愿意接班。

企业传承中的困境

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财富传承压力山大，被“富不过三代”魔咒笼罩——第一代创造财富、第二代保存财富、第三代坐享其成，第四代两手空空。

据麦肯锡的一项研究表明，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7%未能传到第3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4代及以后依然经营。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范博宏在研究200多个华商家族的传承、交班时发现：“创一代”从退位前5年到退位后3年，这八年左右时间，一般来说家族事业的价值会缩水60%。

尤其是当前全球化及互联网时代下，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且与国内家族企业代际交替的集中期高度吻合，家族企业接班传承要想成功，挑战性只会更大。

对“创一代”而言，所谓“一代暴富易，三代皆富难”，要力保基业稳固，力求船行万年安，自然不得不慎之又慎。

对“继二代”而言，既要继承家业，某程度上又要“颠覆”家业——这可能是年轻企二代身上最突出的矛盾和压力来源。

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中国“创一代”与“继二代”面临的时代大势不一样了——全面去产能、金融去杠杆、GDP变颜色、房地差变性质、消费成为三驾马车之首、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市场与政府关系进退调整……

这些变化颠覆了“创一代”的原有认知，“继二代”也没有“创一代”的政策红利、市场红利、转型红利等红利。

“创一代”的企业家才能无可置疑，但成功却带有时代的独特印记。

二十多年前，“创一代”可以借住房市场化暴富，通过各种手段拿到土地后进行开发，再以高价卖出，这些人成为了今天的房地产“大佬”。

十多年前，“创一代”可以借中国加入WTO东风、人口红利赚钱，成为制造业大王。

但如今，人口红利、成本优势不在，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官商勾结被打击，房地产被调控……一个旧时代正在谢幕，在此基础之上的商业传奇也将成为过去式。

“继二代”的新空间

“继二代”无法路径依赖，更无法全面复制，难免让“创一代”心有戚戚。

其实，在“创一代”打下来的基础上，“继二代”拥有更广阔的空间，科技红利、工匠红利、制度红利等也将成就“继二代”不一样的精彩。

在当下互联网时代，科技以指数级速度发展并推动社会进步，渗透到生活各个角落，由此带来的变革蔓延至更广泛的领域，并不断与新需求碰撞组合，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如果说“创一代”主要依赖劳动力积累财富，那么“继二代”将进入到依靠科技积累财富的阶段，其增长速度远非拼苦力和血汗所能企及。

新一代中国科技富豪的崛起，宣示了一个新商业时代的到来，而这个潮流代表的则是未来。

过去“创一代”财富原始积累的驱使下，工匠精神和工匠企业成了稀缺资源。不过，对大工业化的厌倦以及新审美、新工艺等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需求的崛起，为工匠精神和工匠企业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土壤，也将由此彰显“继二代”的价值。

此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新的制度空间也将打开新的商业空间，从而成为“继二代”施展拳脚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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