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新设企业是外资，上海自贸区的首创性探索是如何做到的？

自贸试验区挂牌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新设外资企业1.1万户，占比从挂牌初期的5%，上升到20%左右。累计实到外资263亿美元。

仅在2018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全年新设外资企业近1300家，实到外资额67.7亿美元，占上海全市的39.13%。

这些新设外资项目中，包含了中国第一家外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第一家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公司、第一家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第一家外商独资工程设计公司等一系列首创项目，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写下了生动注脚。

中央经济工作在“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正是依托于制度创新，上海自贸试验区避免了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发展的老路，走上了挖掘制度红利的新路。而制度创新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营造的日趋完善的营商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入驻。

2019年，上海自贸试验区还将迎来更多首创性探索。

3月1日，上海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工作安排等事项。

会议指出，要以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积极开展首创性探索，加快推进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有关工作，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试验田”作用。要加强沟通联动，营造良好环境，吸引集聚更多高端产业、优质资本，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

首创性探索带来首创外资项目

2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在西安主持召开推进重大外资项目现场会。会议研究了当前吸引外资有利条件和客观挑战，交流了各地推进重大外资项目的经验和做法，提出了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提高投资便利、加强政策支持等措施。

这不是第一次召开此类会议。去年10月10日~11日，宁吉喆就在沈阳主持召开了一个同样的推进重大外资项目现场会。再往前推，是在2018年9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推动外商投资重大项目尽快落地。

中国是利用外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利用外资增长迅猛。外企也贡献了全国进出口的1/2、工业产值的1/4、税收的1/5。

不过，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吸引外资的压力增大。一个原因是全球FDI在下降。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FDI连续第三年下降至1.2万亿美元，比2017年（1.47万亿美元）下降了19%，跌至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

然而，2018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依然创了历史新高，达到1349.7亿美元，同比增长3%。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外资大项目快速增长。2018年我国合同外资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近1700个，增长23.3%。

为了稳外资，去年四季度，我国第一批共7个重大外资项目落地，其中包括沈阳华晨宝马（投资额30亿欧元）、上海特斯拉汽车（总投资500亿元，一期160亿元）、湛江巴斯夫石化（100亿美元）、惠州埃克森美孚（100亿美元）、西安三星闪存芯片（70亿美元）等。

在此基础上，宁吉喆说，今年一季度抓紧推进第二批重大外资项目落地，每个项目投资额都将达到几十亿美元乃至上百亿美元，第二批项目重点在新能源等领域。

要吸引大项目、重大项目落地，一方面需要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带来一个不断扩张和升级的巨大市场；另一方面需要中国不断扩大开放，并提供一个可预期的、更便利的营商环境。

借助于此前长期的制度创新，上海自贸试验区显然优势明显。

5年来，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和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上海已经形成了一批基础性制度和核心制度创新，1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已向全国复制推广。这些制度创新成果，也有力推动了上海营商环境的改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入驻。

仅以投资领域制度创新为例，自贸试验区内率先形成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的市场准入方式。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制定和完善负面清单，开展了外商投资、境外投资管理和商事登记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创新，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

借助于设立之初推出的两批54项扩大开放措施，自贸试验区累计落地企业超过2800家。其中，在38个开放领域实现全国首创项目落地，特斯拉新能源整车项目、穆迪（中国）有限公司等项目相继落地，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信用评级等开放领域零的突破。

与此同时，上海还在医疗服务、增值电信、国际船舶管理等多个已开放领域，由点及面，引进了一批领军企业，形成集聚效应。

2018年11月12日，全球第三大资管公司道富、全球知名对冲基金Two Sigma等12家重量级国际知名资管机构签约入驻陆家嘴金融城。至此，已有全球41家国际知名金融机构在陆家嘴设立了56家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全球资管规模排名前10的已有9家机构落户陆家嘴；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获得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备案的15家外资独资资管公司有13 家在陆家嘴金融城。

Two Sigma目前资产管理规模580亿美元，其全球CEO Nobel Gulati说，中国是Two Sigma的一个战略性市场，“我们要扩大在中国的业务，和当地投资者建立更好的关系。作为一个进入新中国市场的外资机构，也希望我们的合规文化和合规管理的框架，以及我们投资产品设计和开发的经验带入到中国。”

而在自贸试验区保税区域，2018年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0家，累计引进94家，占浦东新区的30.9%，占上海的14.0%；区内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营运总部、区域性总部和高成长性总部等250余家各类总部型企业经营收入同比增长8%，占区域经济总量比重超过50%。

此外，“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贸易便利化措施、本外币一体化运作的自由贸易账户功能进一步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和外汇管理创新进一步深化、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重点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透明高效的准入后全过程监管体系，都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也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的转型发展。

2018年，上海自贸试验区以1/10的面积创造了浦东3/4的生产总值、70%左右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以1/50的面积创造了上海市1/4的生产总值、40%左右的外贸进出口总额。

2019首创性探索再进阶

全国人大代表、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陈晶莹说，作为中央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之一，2019年增设的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不仅要秉承以往制度创新的传统优势，而且要为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制度创新成果。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全球竞争日益白热化，对营商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刻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显然要肩负全球竞争条件下的国家战略任务，应当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成为经贸、法治等领域与世界接轨的国家级特殊经济功能区。

“当今世界最出彩的自贸区之一--迪拜自贸区，从严格意义上，更类似一个特区。迪拜自贸区实行的法律和政策与迪拜其他地区完全不同，吸引很多欧洲的商业人士纷至沓来，购房居住。迪拜自贸区的成功，值得我们借鉴。”周汉民说。

周汉民说，新片区应当是国际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的“制度特区”。首先，新片区要实行真正的“境内关外”政策，做到“一线完全放开、二线高效管住”。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实现全球最高效的管理，成为全球最智慧、最高效的自贸区。新片区也可以与关内联动，比如引导一些特定的产业资源在新片区集聚、发展，让它们享受更加宽松的政策。

其次，新片区要探索实行“低税负”制度。也就是“简税制、低税率、税收优惠”。由于主要集聚海外资源，理论上其税收都是增量，不会导致国内税收流失。例如，在香港，除对烟草、酒精、甲醇、碳氢油类这4类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及消费税外，其他货物不需缴付关税，企业所得税为16.5%，个人所得税为15%。

“国际上其他自贸区也实行类似政策，这就是国际惯例，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为我所用。”周汉民说。

陈晶莹也表示，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新趋势，全球贸易投资规处于重构的过程中。传统的对外开放的特殊功能监管区的优势将不再表现为单项的特殊激励政策的集合，而是表现为按照国际高标准不断改善的区域营商环境。

因此，陈晶莹表示，建议建立吸引跨国公司总部，或跨国公司总部的重大项目在上海落地为核心的制度支持平台，降低商务成本，加大准入前国民待遇项下的减税降费力度，聚焦扩大进口贸易重点任务，对接进博会，加大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同时，也要加强深化服务业开放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设计，将扩大服务业开放作为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扩大开放的一个重要任务，聚焦在上海最有优势的医疗、教育、养老、文化等领域，率先深化扩大开放。

此外，还要对标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重视加大接轨的力度，特别是环境、劳工、信息和数据的自由流动，同时也包括原产地要求、知识产权、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等高标准规则的核心内容。“希望能够适时地开放数据市场，促进整个数据的流通，这是未来的方向，也希望能在自贸区新片区率先试点推行。”

周汉民说，迪拜自贸区实行单独的法律，适应了国际竞争的需要，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因此，承担新使命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同样需要国家给予特殊政策，并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此外，准确定位政策先行。坚持适用法律的优先性理念，注意政策的填补性功能。

事实上，这项工作正在推进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殷一璀表示：今年将聚焦三项新的重大任务，重调研、重修法、重促进。

首先，上海将修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把五年改革的试点经验，尤其是制度创新的内容固化、入法。

同时，还要按照建设自贸区新片区的国家战略，以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自贸区为标杆，好好地研究怎么样在坚持国家法律统一性的前提下，给具有更强国际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留有法制保障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