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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财富税之辩:福利模式各不相同,症结却相似

第一财经2019-03-04 21:00:22

简介:欧洲国家废除“财富税”理由各异,但“财富税”背后折射的不仅仅是马克龙提到的仇富心理。

近来,美国在“财富税”的征收问题上掀起一波波热议。202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提议对美国超富裕阶层征收2%-3%的“财富税”;在更为激进的方案中,女众议员寇蒂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提出了对千万富翁施行70%的税率,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希望对亿万富翁征收高达77%的遗产税。

而在欧洲大陆,法国总统马克龙正承受着取消“财富税”后的阵痛。面对“黄背心”运动的群情激奋,马克龙始终坚持:“为了鼓励投资和确保劳有所获,我们不能恢复财富税”。

德国IFO经济研究所所长福伊斯特(Clemens Fuest)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称:“引入财富税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且容易导致资产外逃并降低投资水平。”

美国作为非福利社会对“财富税”的呼声愈演愈烈,但生活在慷慨的福利国家中的法国民众为何也对此十分热衷?

马克龙雷厉风行地提出了一系列政策试图增加就业,这却引起了民意的直接反弹。

欧洲国家的前车之鉴

爱丁堡大学比较政策学教授克拉森(Jochen Clasen)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通常情况下美国喜欢拿欧洲某种政策的成功来做背书和参考,但在财富税上却不一定行得通。

欧洲国家征收“财富税”,原本主要出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诉求。譬如,为缓解欧洲国家债台高筑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3年提议在15个欧盟国家对全民开征财富税,以使公共债务恢复至2007年底的水平。然而事实却是,经合组织(OECD)2018年公布的财富税报告显示,从1990年至今,征收“财富税”的国家从12个缩减到只剩瑞士、挪威和西班牙三个。是什么原因导致欧洲国家纷纷放弃“财富税”?

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汉森(Åsa Hansson)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道,这是征收“财富税”后对财政收入影响适得其反的结果。

首先,“财富税”的类别过于复杂,在清算上隐性成本过高,并容易产生避税漏洞。汉森对第一财经记者举例说,“财富税”涉及纳税人所有形式的个人资产,包括银行存款、个人信托、房地产、珠宝古董等等,而很多财富没有市场价值,在清算上将产生巨大的行政负担。同时,有些国家也对商业资本实行了征税豁免,因此很多富人持有的大量资本其实并不包含在税基中,富商也很容易改为对某种可避税的项目投资从而免缴“财富税”。

这也就导致“财富税”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甚微。2018年经合组织的财政数据显示,仍在征收“财富税”的瑞典、挪威和西班牙,此项财政收入分别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4%和0.2%。在法国未废除“财富税”前,其对GDP的贡献也只有0.2%。

其次,“财富税”的征收会导致资本外逃,对经济体带来各种层面的影响。“富商可以自由改变国籍,前往低税收的国家避税。”汉森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说,根据研究组织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的调查,自2000年以来法国有60000名百万富翁出逃。汉森也拿瑞典为例补充道:“在瑞典取消财富税后,很多之前离开的富商又搬了回来。”

富商出逃并不仅仅意味着其个人缴税的流失,同时还代表了对投资、消费和就业的潜在影响。福伊斯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引入财富税会导致资本外逃、投资降低、经济减缓。他的研究显示,1%的财富税将导致其引入后的前8年中GDP增长率每年下降0.30至0.35个百分点。

美国公共福利的缺失

沃伦对于美国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由来已久。2014年她就提出美国税制并不公正,在几任美国政府倡导对富人减税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下发生的实际状况,是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美国经济研究局的报告显示,1983-2016年,美国顶尖富豪的净资产实现翻倍增长,而中低收入人群却从6900美元的净资产跌至8900美元的净负债。

为此,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的沃伦提出,对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2%的税,若超过10亿美元则需支付3%,并按年计。同时为了避免欧洲富商出逃的教训,如果美国富豪想放弃公民身份避税,则需缴纳高达个人资产40%的罚金。同时,她的顾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扎克曼(Gabriel Zucman)也表示,沃伦的方案中并没有欧洲国家对某些资产进行豁免的选项,会尽可能将所有财产清算包含在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曾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美国长久以来自由放任的福利模式是区别于德法莱茵模式的,强调市场而不强调国家。

那么美国又为何突然开始呼吁“财富税”呢?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认为,这正是自里根政府时期兴起的减税政策和对金融管制的弱化导致的。原本,高累进的税制可以促进美国私人福利制度,因为公司在这种安排下会通过给员工提供福利以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同时,信贷的民主化让美国政府通过金融手段回避了公共福利供给责任,譬如,民众往往通过房贷来替代公共住宅建设支持。

然而,一方面,近年来美国的减税使得企业对于为公司提供福利的动力减弱;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信贷泡沫破灭。私人福利模式的不满足,又重新唤醒了民众对公共福利的需求,因此理论上“劫富济贫”增加税收的“财富税”出现得正是时候。

法国慷慨福利模式的隐患

尽管福利模式大相径庭,但欧美民众通过呼唤“财富税”对公共福利的拷问却殊途同归。

克拉森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法国无论从福利政策的水平还是覆盖面来说都是世界领先的国家。然而,马克龙废除财富税之举仍使其被冠以“富人的总统”之名,并最终导致了怨气满满的法国民众走上街头。那么,在高福利的法国,民众为何对“财富税”也如此热衷?

法国经济学家阿格因(Philippe Aghion)将其中缘由一语道破:“在法国,财富税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不要把枪口对准富人了,该多关注的是贫困陷阱。”

根据法国统计局数据,2004年有12.6%的法国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而2015年这个数字上升为14.2%。此外,法国福利制度的标志性项目“积极团结收入”(Active Solidarity Income)的领取人数从1989年的37万人飙升至2009年的170万人,上涨了459%。换言之,法国高水平的福利政策并没有消除贫困,而是助长了贫困,福利成了让人深陷的泥沼,而非脱困的绳索。

爱丁堡大学比较公共政策系主任克莱格(Daniel Clegg)曾向第一财经记者解释其中缘由:“法国的高福利制度再加上其严苛的就业政策,鼓励人们减少而不是增多工作,收入增多反而会被税收吸纳。因此法国人每周只工作35个小时,这在整个欧洲都处于较低水平。”

高福利支出和低就业让法国模式难以持续。根据OECD数据,法国2018年第三季度的失业率为9.2%,而青年失业率在2017年为22.3%,均处在欧洲最高水平之列。与此同时,在2017年OECD的报告中,法国以占GDP高达56.5%的政府支出排名第一,其2018年的社会福利支出也以高达GDP占比的31.2%排名世界首位。

当法国无法承受目前福利模式时,马克龙雷厉风行地提出了一系列政策试图增加就业,其中就包括取消“财富税”,他称通过投资可以促进就业。然而,这却引起了民意的直接反弹。克莱格称:“如果你本来可以只工作7小时的话,你不会愿意工作9小时的,对吗?”

对此,马克龙在电视讲话中无奈地解释道:“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不能减少工作的同时增加收入,不能削减税收的同时增加政府开支。”

责编:戚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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