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开放

近期，中国经济在面临国内改革发展新情况新问题的同时，还遭遇了复杂敏感的外部环境，不过这并未影响扩大开放的坚定步伐。今年两会期间，开放也成为关键词。

6日上午，国家发改委主要负责人就“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答记者问。副主任宁吉喆提到，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同时，还要加上正面鼓励，再加上准入后的国民待遇，为外资构建更好的营商环境。并承诺在去年已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的基础上，今年将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继续在自贸试验区进行扩大开放的先行先试。同时在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领域推出更加开放的措施，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

除了国家发改委在全国人大举行的记者会上作出开放承诺外，4日全国人大还公开了《外商投资法》将在12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期间进行审议，并在15日的全国人大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法案一经通过并实施，将提高投资环境的开放度、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推动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产生根本性变革，因此成为被寄予“制度型开放”厚望的法律。

事实上，过去一年多从决策层在种种国际重要场合宣示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到出台降低关税、放宽外资准入和减少外商投资限制之类的举措，再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和外商投资法草案，可以说中国正在进行由点到面、由具体政策到制度层面的开放。

这样的开放正是目前中国发展所需要的。过去40年，对外开放着力点主要是通过关税减让和各种优惠措施，促进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更好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高质量的开放势在必行。

而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制度层面，即促进国内相关规章制度对标国际先进标准，与国际通行、接轨，体现监管一致性。因此，未来中国需要在许可、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环境保护、知识产权、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且更主动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

当前扩大开放挺进制度层面，从去年底连续释放知识产权保护、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外商投资法三项“重磅”政策可见一斑。这些政策既是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坚持开放与发展相结合的主动开放，也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需要。

以去年12月25日发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为例，清单主体包括“禁止准入类”和“许可准入类”两大类，共151个事项、581条具体管理措施，标志着我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非禁即入”，即凡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企业或个人经营的行业和项目，都允许其经营。至于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知识产权问题，为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去年底中央决定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专业技术性较强的专利等上诉案件。

总体来说，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论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还是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都需要中国坚定开放步伐，而且是制度层面的高质量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