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如何增强中国减税的财政可持续性

5月起，中国将社保基金单位缴费率从18%~20%（根据地区不同浮动）下调至16%，增值税率4月也已从16%下调至13%（大部分企业）。在此之前，中国已宣布降低公司首个300万元应税所得的公司所得税。这些政策措施对于遏制经济增速下行压力非常及时而有用，但也会带来未来债务危机风险。

政府收入损失不会完全与税率的降低成比例，因为政府同时收紧了执法力度以减少避税。尽管如此，政府预计，税收改革方案将令今年税收收入下降高达2万亿元，或GDP的2.1%。该政策方案可能使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大幅提升。

为了避免这一结果，中国可以考虑三项附加改革。

首先，增值税下调应该是暂时的，宣布到2021年恢复2018年税率（如果经济仍没有实现增长潜力，可以延长）。暂时性减税不但能减小政府债务的长期价值压力，事实上还能比同等规模永久性减税更大地刺激增长，因为家庭和企业会有尽早支出和投资的激励。

其次，中国应该用新税种取代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污染的行政限制。这样做的空间很大，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污染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按年数量，如果按累计排放量，美国仍然是第一）。中国公众对环境友好型政策的要求日益高涨。

中国对某些污染物有温和的可交易许可计划，但大部分控制以行政限制的形式实现，针对特定企业的特定行为。这些限制通过提高企业成本减少排放，效果和税收一样，但不会为政府带来收入。它们还可能造成类似行业内边际生产成本的差异，从而降低效率。

更好的办法是用排放税和污染税取代大部分或所有行政限制——排放和污染不尽相同，一些污染并不包含温室气体排放——并将覆盖范围扩大到其他目前不受限制的不良行为。这包括扩大可交易许可计划，降低企业必须付钱的门槛；以及取消企业或行业许可的免税额。这样的政策不但能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税收收入增量可能达到GDP的2%，还能提高总体资源配置的效率。

最后，中国可以通过理顺行政层级，降低（中期）政府支出。最近几十年来，许多全球大公司都利用新技术的进步降低从顶层到基层的员工层级数，从而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中国政府的六级行政结构——从中央政府开始，依次为省、地、县、镇和村。这一庞大的行政机器雇用了数百万名公务员，另有数百万人不属于公务员编制但为政府机构工作。

中国在电子商务和数字支付方面已是全球领先者，具备成为电子政务领先者的实体基础设施。利用数字技术，国家能够取消行政机器中的一两个层级。这将减少政府总支出，同时改善政府服务。

一个顾虑也许是削减政府就业可能加剧经济增长放缓。但削减不必是一朝一夕，可以实施时间较长的渐进计划，利用退休和正常辞职来降低政府总规模。此外，发放少量求职补贴也能带来更多的自愿离职。通过这样的办法，政府可以（比如）在八年内缩减15%~20%的人员规模，同时显著提高效率。

中国最近的减税计划服务于一个重要目标：遏制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未来债务危机的风险应该通过新的补充措施解决——暂时性的增值税率削减、扩大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污染税、缩减政府规模等。这些改革能够让中国提高效率，变得更加繁荣。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商业与经济教授、金融学与经济学教授，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版权：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