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朋友圈·伍治坚 | 1990年：蝴蝶的翅膀振了一下

1990年左右，世界发生了几件大事。

1989年：德国柏林墙倒塌，东德和西德合并为一个德国。

1990年：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沙漠风暴”军事行动让全世界第一次见识了现代化战争的威力。

1991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从那时候开始，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开始主导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成为真正的“世界警察”。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在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力推动下，该共识成为接下来二十年的世界经济秩序的理论基石。

现在回头来看，从那个时点开始，美国的经济和社会，以及世界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

第一、美国公司开始了快速的全球化扩张。标普500指数中的成员公司（美国市值最大的500家左右公司），大张旗鼓地进入各个海外市场，其从海外市场中获得的营业收入也水涨船高。

第二、在资本面前，劳动力变得越来越脆弱。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历史新高。财富越来越向最上端的0.1%集中。

第三、从1989/90年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被纳入了“华盛顿共识”全球自由贸易系统。

我们先来说说，上述三点变化，对于美国国内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托马斯·皮克迪写的《21世纪资本论》中，详细列举了很多数据，充分说明了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触目惊心。但是，这些越发令人担心的社会变化，却被一个繁荣所掩盖了。那就是：美国股市的出色表现。

从1988年算起，到2018年年底的30年间，标普500指数的年回报，大约为7.62%左右。就是说，假设在1988年，花100元买入标普500指数基金的话，那么在30年后的2018年，这100元就变成了904元，差不多涨了8倍。

同期的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不管是西欧诸国，日本，还是后起之秀的中国股市，其回报都明显不如美国股市。总部设在美国的大型公司集团，也经常占据全世界市值最大公司的排行榜，包括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超市霸主沃尔玛、银行巨头摩根大通、最近几年风头正劲的科技新贵：亚马逊、苹果、谷歌和微软。

毫不夸张地说，美国股市的投资回报，在世界近代史上是最好的。由于股市的出色表现，让很多人得出了“美国强大”的结论，却忽略了其背后的细节。这个细节，需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股市的回报来源，才能够讲得清楚。

最近的一篇研究（Greenwald et al, 2019），关注的正是这个话题。该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就在下面这张图表中。

在1989年以前，美国股市回报的主要来源，是经济增长，大约可以解释90%以上的股市回报。简而言之，就是美国经济增长很快，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而这些实体经济的增长，都反映到了股价的上涨中。

但是在1989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1989年到2017年，经济增长对于股市增长的贡献，只占到20%左右。而劳资博弈所产生的贡献，则占到了50%以上。

什么叫劳资博弈呢？公司的股价变化，反应的是公司股东，也就是资方的投资回报。如果公司的经营活动所得，在资方和劳方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那么也会导致股价变化。举例来说，如果资方从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好处的比重增加了，那么公司股价就会上升。其代价，则是公司员工的收益损失。

换句话说，美国股市在1989年以后的上涨，主要原因并不是美国经济的增长，而是上市公司的资方，对于劳动力的剥削和掠夺。和股东相比，雇员们的收入分配份额减少了，因此股东的份额就增加了，并反映到股价的上涨之中。

美国社会中的劳资博弈，资方相对于劳方越来越强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举例来说，1960年，美国公司领薪水的员工中，大约有30%是工会会员。而到了2017年，工会会员人数已经不到拿薪水的员工总数的10%。

1960年，美国上市公司的CEO的薪酬，平均为公司员工的20倍左右。到了1989年，该比例上升到58：1左右。而到了2017年，该比例已经上升到312：1左右。也就是说，上市公司CEO干一年，差不多抵得上一个员工工作300多年！

1999年，一个美国普通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为59,000美元左右。而到了2016年，美国普通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还是59,000美元！也就是说，在1999~2016年长达18年的时间里，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没有发生任何增长。虽然美国的经济总量不断增加，股市指数节节高升，但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却已经实实在在被抛在了后面。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美国之外的国际社会的变化。

受惠于全球和平、关税普降和自由贸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一段高速的经济增长。比如从1990年开始，世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世界的比例就不断上升，而发达国家占全世界GDP的比重则不断下降。事实上在2013年，根据IMF的计算，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购买力平价计算）就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GDP总量。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那就是：穷国家变富了，发达国家里的顶层富人也变富了，但是发达国家中的中产阶级却变穷了。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大象曲线”，非常能够说明问题。

从1988年开始，处于全球收入最低端的70%的民众，他们的收入增长非常快，其财富在过去二十多年增长了接近一倍。这些人群，主要集中在像中国、印度、巴西、印尼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但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在全球收入阶层中处于75%~99%区间的人群，其收入增长非常慢。二十多年来，他们的真实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原地踏步。

再往上，全球收入处于最顶层的1%的人群，也就是各国的超级富豪，他们的收入增长，又变得非常快，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的民众类似。

这张曲线图的形状，就像一只大象一样，因此得名“大象曲线”。

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反差。始于银行家的危机，最终却由工薪阶层买单。美国国会和美联储出台的救市政策，救了那些华尔街的大佬，却对普通人的痛苦视而不见。这些现象直接催生了茶党和占据华尔街运动，也催生了像史蒂夫·班农这样的极端主义狂人。

而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战，2018/19年的中美贸易纠纷，则可以看作是美国国内矛盾激化的一个表现。矛盾产生的本源，就是上文中提到的：资本对于劳动力越来越强势，在财富分配方面也越来越毫不手软，造成贫富差距悬殊，意识形态走极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歧越来越两极分化，在任何问题上都很难达成共识。

历史的进程，有其必然性，同时也充满了偶然性。回顾30年前，1990年前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对之后的人类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以史为鉴，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强弱悬殊，如果得不到纠正，那么国内矛盾、国际纠纷等，就会继续持续下去，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对此，国际社会要有清醒的认识，而美国社会能否及时做出调整，也值得关注。

参考资料：

Daniel L. Greenwald, Martin Lettau, Sydney C. Ludvigson, How the Wealth Was Won: Factor Shares as Market Fundamentals,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