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记大学为什么而存在

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中国留学生最青睐的目的地之一。据统计，目前中国留学生占到在澳留学国际学生总数的30%，2018年赴澳的中国留学生注册人数为15.3万，创造了近110亿澳元的收入。与此同时，国际教育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该国仅次于铁矿石和煤炭的第三大出口产业。

作为一所国际性的研究型大学，悉尼大学长期以来与许多企业和其他顶尖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在现任校长Michael Spence看来，多元化的学生带来了更丰富的教育体验，商业环境则为人才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现实土壤，抛开已有的一些偏见，或许才能培育出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大学在商业社会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是全球教育界共同的问题。悉尼大学对于教育以及教育与商业关系的思考，或许能为中国教育提供借鉴。

Yi：YiMagazine

S：Michael Spence

Yi：全球各地的教育方式有所不同，但也有共通之处，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有何特色可以供中国学习？

S：在广度和深度中寻求平衡是澳大利亚教育最具魅力的特色，尤其是在本科教育阶段。我本人在英国和美国都任教过。在英国，本科生会就某一个具体的学科深挖，比如法国文学、法律等；而美国的本科教育更重视学科的广度。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英国的教育是让你学到一个学科的所有，但这个学科本身什么都不是；美国的教育则是让你学习所有的学科，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学到。在澳大利亚，本科教育更注重广度和深度的平衡，在给学生打下稳固的学科根基的前提下，培养他们跳出本学科、运用多学科的视野观察问题的能力。

Yi：在中国，本科生毕业后如果找不到好的工作，会倾向于提升学历，教育和就业的关系是怎样的？

S：我们非常重视教育和就业的关系。因为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未来人们一生当中不仅要换很多次的工作，甚至要从事不同类型的职业。所以我们在不断调整本科课程的设置与规划，让学生满足未来工作的需求。我们特别自豪的是，悉尼大学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扩展自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们会到中国、印度、澳洲、欧洲，加入公司或民间组织的多学科团队，去解决公司或组织正在面临的问题。当他们毕业后应聘的时候，已经有丰富的经验迎接面试官，因为他们已在真实世界当中解决过现实存在的问题。

Yi：此前有一些全球知名学府爆出了招生舞弊丑闻，悉尼大学如何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S：这非常容易，我们一共有7万名学生，是一所很大的大学，招生流程简单直接，达到分数就可以录取，分数不够就不能，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招生的公平。我们的招生流程规避了一些主观性的评判，比如个人简历和面试等，这些在美国大学录取流程中常见的主观环节，存在滋生腐败的潜在可能。

Yi：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线教育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S：这个问题需要分开来看。对本科生而言，在校的体验至关重要，他们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更重要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我们发现软技能越来越重要，而学生获取软技能的途径，比如参与社团活动、运动、讲座等，这些只能在线下实现。所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线下教育依旧会是本科阶段培养学生的根基。研究生阶段，尤其是对于那些四五十岁接受再培训的人来说，在线教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提供网上的研究生课程，以帮助需要的人群更好地平衡他们的工作、生活和教育。此外，悉尼大学还有一些慕课，向大众免费开放。

Yi：当下大学和企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学生也越来越早地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大学与商业恰当的合作方式是怎样的？

S：过去几年来，悉尼大学的学生们创办了约500家创业公司，他们一直在不断试验新的想法。我们有一个“行业与社区项目”（ICPU，Industry and Community Project Unit），让学生们到具体的公司里去解决战略性的问题。在研究方面，我们同来自全世界的企业合作，去解决特定的研究难题。但大学同样需要天马行空式的畅想，需要为学生和科研人员留出反思的空间。

Yi：有的时候商业会走在前面，反哺教育，比如人工智能爆发后出现的人才缺口。大学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S：被商业引导并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事实上人工智能有许多基础性研究来自院校。商业不总是走在大学前面，更多时候二者在相互促进。一方面，许多企业对科研注入了不少资金，比如在量子计算领域，我们与微软有着深入的合作，微软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投资；另一方面，技术领域的很多创意来自大学，之后才商业化形成产业，量子计算的原始想法正是来自理论物理学。我们可以看到在技术方面，商业与大学间的联系已经愈发紧密。真正棘手的问题在于对人才的争夺。大学现在面临技术企业的挖角，许多高精尖人才流失。例如在量子计算领域，硅谷企业不断招揽我们的科研人员，向他们提供丰厚的薪水。同商业环境提供的高薪相比，大学里有着相对自由的环境，可以支撑科研人员对自己的研究做长远规划，这是我们的优势。

Yi：悉尼大学目前有7万名在校生和6000名教职工，在管理上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S：对于大学的运作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能忘记大学为什么而存在。大学存在的意义在于创造好的想法，以及培养年轻一代。大学的管理者应当理解大学所满足的需求，一是服务社区，为社区面临的实际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二是教育学生，时刻把学生的想法、需要、愿望和抱负放在心上。我认为如果能一直把这两点铭记在心，应该可以对大学的发展做出良好的贡献。

Yi：评判一个好的公司不能仅仅衡量其利润，评判一所好的大学的标准是什么？

S：我心目中一所好的大学，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明白自己想做什么，然后去实现这个目标。我知道所有的大学都会思考很多问题：如何在回应本地需求的同时参与到全球性的科研探讨之中？如何做到教学需要和科研需求的平衡？如何在创造优势学科的同时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多学科方案？我的观点是，一所好的大学需要有一个重点，需要清楚自己的优先目标是一所本地大学、全球型大学、研究型大学还是跨学科的大学，有了清晰的战略目标之后再着手达成。好的大学有很多种，不是千篇一律的。一所注重教学的本地大学，可以培养出好的人才服务地区，这是好的大学；一所拥有全球知名度的研究型大学，也是好的大学。关键在于确定一个优先发展的目标，然后很好地实现它。

Yi：悉尼大学近年来投入大量资金修建了一些新的基础设施，比如纳米科学中心和新商学院大楼，你对未来的大学有何展望？

S：对大学而言，科研的基础设施一向由科研方向决定。而教学方面的基础建设则很有趣，随着教学模式的转变，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翻转课堂”，把教学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我们希望学生做更多的课前准备，去网上搜索资料、阅读更多的文献，到了课堂上能够拥有更多讨论的时间和空间。因而相比统一的阶梯教室，未来的大学会需要更多、更加灵活的教学空间。前者是必备的，而后者则能提供更多可能性。未来在教学建筑的规划上，保持灵活性将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那些当下还未应用、但未来注定重要的领域，永远应当在大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