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要让证券监管起到震慑作用

近年来，在资本市场改革全面推进之际，为整治市场乱象，监管层对证券违法打击力度逐渐加大，常常给予顶格处罚。不过，受制于顶格处罚标准不高，证券违法成本偏低问题仍广受关注。

日前，证监会公布对新三板挂牌企业奔腾集团的处罚决定，后者存在未按规定信披、误导性陈述和披露虚假信息三大问题。事情的起因是，奔腾集团2016年底放出“收购A股上市公司”的豪言壮语，并在年后发布“公司管理层正寻找与公司战略契合的标的”公告，受此消息影响，公司股价5个交易日上涨一倍。结果证明，这些只不过是操纵股价的“幌子”，公司实际控制人夫妻还在其间大肆买卖股票，并获利70余万。

结局是当事人被证监会“没一罚五”，即处以没收违法所得70.37万元，并处以351.85万元的罚款，鉴于当事人违法行为特别恶劣，并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根据现行《证券法》，“没一罚五”是顶格处罚，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操纵证券市场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此案中，监管层可以说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给予当事人最大的处罚力度，即便数百万元的罚款，未必能够对身家过亿的当事人构成实质性的威慑。

事实上，近年业界一直呼吁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资本市场屡屡发生非法获利远超违法成本事件，根源在于违法成本太低。

比如，现行《证券法》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罚款上限只有60万元处罚，对管理层则更是只能罚30万元，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某知名演员操纵市场案，涉案数十亿元，仅被罚几十万元，一度引起公众哗然。今年两会期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现在《证券法》顶格处罚只有60万元，解决不了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这样的描述：资本有50%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则敢犯任何罪行。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而言，当市场上第一个违法公司出现，如果这家公司得不到相应的处罚，那么其他公司就会跟风，最后劣币驱逐良币，法制沦为一句空话，最后承担恶果的将是全体股民甚至是全社会。

如今，违法违规成本过低已成为欺诈发行、虚假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乱象的重要原因。违法成本和违法收益之间严重不对等，使得证券市场财务造假、信息披露违规、欺诈发行等行为屡禁不止。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成熟资本市场，财务造假者通常会被罚得倾家荡产，主要负责人甚至会“牢底坐穿”。如美国证券市场的违法成本要高得多，《萨班斯法案》规定，故意进行证券欺诈的犯罪最高可判处25年监禁，对犯有欺诈罪的个人和公司的罚金最高分别可达500万美元和2500万美元。安然公司因造假被美国证监会罚款5亿美元，公司宣告破产，CEO被判24年徒刑并罚款4500万美元。会计师事务所的安达信因帮助安然公司财务造假，被判处妨害司法公正罪后宣告破产。

因此，在当前资本市场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改革全面推进之际，通过修改《证券法》提高违法成本，与改革形成联动十分必要。具体来说，既可以大幅提高处罚金额，也可以用处罚比例代替金额，目的在于让以身试法者感到“痛”，让监管层的惩处措施真正起到震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