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反全球化的偏见由何而来

全球化的反对者一直以开放贸易影响不均等为由。尽管贸易自由化能够将总体经济的馅饼做大，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分得更大的一块，许多人可能因为来自外国制造的商品，而让原先的那块馅饼变得更小了。这些担忧可以解释为何许多美国蓝领工人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选择了特朗普，以及为何法国农民和工人动辄进行反全球化示威。

但我们不应放大这一点的重要性。事实上，许多社会都存在三种其他内在的反全球化偏见，常常导致公共政策被误导，让雇主和工人都得不到好处。

首先，尽管全球化所创造的赢家往往多于输家，哪怕在政府出台再分配计划之前也是如此，但许多赢家错误地认为自己是输家，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全球化巨大的间接收益。

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为例，许多人常说，与中国进口品竞争最为直接的美国行业或地区一般境况较差，因为这些进口取代了美国的就业岗位。但我的同事和我在最新论文中强调，2000~2014年间，使用相对较多中国制造投入品的美国行业——如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家具和实验室制服——往往经历了较快的就业增长和更大的真实工资增长。但是，全球化反对者常常忽视这类发现。

此外，只有一小部分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因为来自中国的进口品而被取代，而美国规模更大的服务业（以及许多制造业）都从更便宜的中国制造投入品中获益。美国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就业岗位属于制造业，而服务业占了大约四分之三的就业——所有美国州和几乎所有美国市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估算，如果考虑中美贸易的总影响，那么四分之三的美国工人的真实工资有所增长（而如果你只关注直接竞争影响，那么大部分工人的真实工资看起来有所下降）。换句话说，即便不考虑将雇主的部分收益转移给工人的再分配措施，美国绝大部分劳动力也从对华贸易中获得了收益，工人获得的总收益也是正数。

但是，大部分美国人能够理解中国进口对就业和工资的直接影响，却没有认识到积极的间接影响。这不足为奇。当一家美国企业裁员时，人事经理会说，“对不起，我们必须让你离开，但你应该指责我们从中国的进口。”

特朗普和许多美国媒体也在反复强化这一观念。但我们的分析表明，美国就业扩张也与对华贸易有关。

另一方面，当一家美国企业雇用新工人——工资往往高于他们在夕阳产业中得到的工资——企业老板几乎不可能会说，“恭喜你，你应该感谢中国进口品让你得到了高薪工作。”相反，他们更有可能会说，“你得到了饭碗是因为我这个了不起的企业家。”这一不对称的感受产生了内在反全球化偏见。

这一偏见的第二个来源是公共讨论的不对称性。科技、教育和全球化都推动了就业市场的洗牌，对个体产生影响。但国家政客和媒体常常发现，将社会混乱的责任推到外国企业和政府企业身上更加方便，而不能指责科技进步、公共教育体系的失败、教养不足和个人短处。毕竟，教师和家长手里有选票，科技企业赞助了选战。相反，外国人什么也不能做。

最后，坏政策的不对称收益也助长了反全球化偏见。从贸易壁垒中获利的公司和个体有强烈的激励，组织起来为这些措施游说。相反，大部分因为保护主义而蒙受损失的人不曾花足够的时间和努力理解问题所在，或者缺少资源游说更好的公共政策。

这三个偏见源头决定了社会可能过于轻易地采取会伤及大部分人的反全球化措施。事实上，大部分国家都存在经济开放壁垒，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些壁垒有损于公民的福利。

平心而论，社会需要更好地分配全球化和新科技的收益。但他们还必须在其他两个领域有所作为。

更高质量的研究和新闻有助于公民更好地理解开放贸易的间接和直接影响。此外，更好的教育体系和更大的个体努力能够改善技能，提高工人抓住源自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机会的能力。

全球化争论常常与民族主义、自利和缺少经济理解能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导致了错误的公共政策。解决讨论中的负面偏见能够带来更开明的政策。

（作者系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