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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经济走势预测消费金融减值风险

第一财经 2020-01-22 21:05:08 听新闻

作者:俞宁子 ▪ 陈绿原 ▪ 耿方惟 ▪ 顾云峰    责编:任绍敏

以压力测试和前瞻性调整为桨,对减值风险进行合理预测,对于风雨中的消费金融同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随着新零售的涌起,2015年至今,中国消费金融市场呈百舸争流之势。从蓝海初现演变成红海激战,从野蛮生长发展成监管介入,如何合理预测并经营风险,无疑是“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关键所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预测,2021年,中国消费金融行业竞争将从增量时代转成存量时代。

尤其是近两年新金融工具准则(下称“新准则”)的实施和推行,对消费金融公司提出了挑战,对减值风险的预测能力显得至关重要。本文从计提减值的角度,分析宏观经济走势与历史违约情况的相关性,设计消费金融行业计提减值的前瞻性调整方案。此举一方面满足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审计要求,并结合压力测试,探讨减值准备计量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则为金融调控框架提供宏观审慎角度的政策指导,助力中国消费金融行业的持久平稳发展。

数据统计分析

借鉴压力测试方法,我们对宏观经济指标做了如下统计分析,有两点发现:

从万得数据(Wind)收集16项宏观经济指标,提取近19年历史季度数据,与某金融机构的不良率、新增不良率异同,用机器学习中的聚类分析(K-Means)进行指标的分类,初步结果显示:宏观经济指标CPI、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汇率三个宏观指标与该金融机构不良率有较强的相关性。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宏观经济指标中的6个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PI、工业增加值、社会融资规模存量、M2、即期汇率与该金融机构不良率间存在回归关系。

宏观经济图谱分析

宏观经济图谱直观体现了各宏观经济指标间的传导关系,利率、汇率作为重要驱动因子,触发主要宏观经济活动并对各单元指标产生影响,依托GDP的中转介质属性对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有效链接,进而将传导作用汇聚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CPI”两大指标,最终实现宏观经济对金融市场的有效渗透,影响金融行业景气程度。本文将分析这七大传导关系的内部机制原理,为上述结论提供宏观经济学论证。

GDP与收入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于产品市场而言,在宏观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决定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相加的总需求水平。上述四个变量中任一变动均会引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应变动。

供需关系与物价水平(CPI):在供应量不变时,对产品的需求越大,市场价格越高。一般而言,当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需求量增加,导致整体物价水平上升。

工业增加值:GDP等于各产业增加值之和,因此工业增加值可直接影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者具有强相关性。

消费与投资:利率是影响消费(C)、投资(I)及储蓄(S)决策的重要因子。储蓄存款代表了资金供应方,消费和投资则代表了资金需求方,而利率是储蓄的预期收入,但同时也是消费和投资的机会成本,因此利率的变动直接影响消费投资决策,进而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最终作用于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代表的收入水平衡量指标。

另一方面,社会消费水平的上涨将显著增加社会产品需求量,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此时消费者将通过提高出价进行竞争,甚至哄抬物价,导致物价水平整体提升造成通货膨胀,此连锁反应均可集中体现于CPI指标。

进出口:在国际贸易中,汇率是影响进出口贸易差额的重要因素。当汇率升高,本国货币相对于外汇贬值,导致出口价格下降、进口价格上升,此贸易顺差将引起本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反之同理。尤其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当下,汇率变动产生的进出口贸易差额,也将在收入水平指标上得到具象体现。

结合购买力理论,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与该货币的对内价值呈现同向变动,即国内物价水平与货币价值负相关。也就是说,当汇率升高(降低),本国货币相对于外汇贬值(升值),国内物价水平上升(降低)。因此,汇率变动引起的本国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将最终影响国内物价水平,并集中体现于CPI指标。

政府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支出(G)包括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前者用于刺激经济发展满足公共需求,后者则重点为了体现社会公平。购买性支出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机会;转移性支出则重点涵盖失业补助等社会保障支出。因此,二者均对改善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具有显著积极意义,进而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产生促进作用。

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出发,通常认为货币供应量M2与CPI存在正相关性。过多的货币追逐相对较少的商品,必然导致物价上涨。这一观点特别为各国中央银行所认同,持此观点的人认为适当控制货币数量是对抗或治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重要手段。

结语

追溯2000年至今的宏观经济走势,可以发现:一方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与GDP同比呈现一致趋势,相关性系数为75%;另一方面,CPI同比与GDP同比趋势接近,但有滞后,这是由于GDP是生产总值,先反映到PPI,再从PPI影响到CPI,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传导过程会有滞后。相关性系数有所体现:GDP同比与CPI同比相关性为31%,GDP与滞后3个季度的CPI的相关性最高,增长到51%,可见CPI同比要比GDP同比滞后大约9个月时间。

从以下几个维度分析,可以论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CPI”作为减值准备前瞻性调整系统性因子的合理性:

1.结合聚类分析,CPI、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消费金融行业不良率有较强相关性。

2.结合回归分析和宏观经济图谱分析,不良率高相关指标存在较强的传导关系,宏观经济的情况也最终会汇集体现在CPI、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上。

3.可解释性:一方面,CPI能有效衡量通货膨胀、消费水平及股市的变动情况,是经济运行晴雨表;另一方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体现在收入端。收入+消费的结合完美诠释行业违约风险的高低。

4.权威性:CPI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核心指标,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出台力度,如央行是否调息,是否调整准备金率,对零售业务有重要指导作用。

5.易获取性:CPI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每月都由国家统计局官方核算并公布。数据具有易获取、易复查、易度量等特性,适合作为建模因子。

6.稳定性:CPI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较为平稳,满足建模需求。

综上所述,以压力测试和前瞻性调整为桨,对减值风险进行合理预测,对于风雨中的消费金融同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俞宁子、陈绿原、耿方惟系德勤企业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风险咨询团队,顾云峰就职于中邮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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