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病毒和经济两大“疫情”，全球如何携手合作

自2月22日以来，中国重症和危重症数量一路下降，直至近几日未出现除国外输入病例以外的新增病例。但不幸的是，中国境外新感染正迅速增加，并可能为公共卫生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面对此次疫病大流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可以从中国以及其他首当其冲遭受冲击的国家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这些教训对于那些尚未遭遇疫情大规模暴发的国家尤为有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首先政府和公共卫生当局必须在疫情大暴发前加大准备力度。病毒来袭时，检测试剂盒、口罩、酒精湿巾、防护服、医院病床和生命维持仪器的需求将会激增。在这方面欧美都没有妥善利用此前的六周提前准备时间，其他国家应当立刻做好准备。

如果上述物料的国内供应有限，各国应考虑从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地方加大进口，毕竟这些大部分不是高科技产品，许多国家都能生产。特别是目前急于恢复生产的中国，那里的工厂具备相关产能，也可以对高涨的全球需求迅速做出反应。

此外，各国的国家应急计划应确保能在疫情大暴发时提供足量的病床，尤其是重症监护区。如果该项计划缺乏可行性或供应不足，政府就需要考虑迅速兴建几家新的医院，必要时可以引入外国企业参与建设。

同时公共当局还必须尽早、清晰且具备说服力地告知公众如何通过做好个人卫生和社会隔离来最大程度地减少病毒传播。在这方面，新加坡各级卫生官员甚至总理都向公众提供了准确的医疗信息，是一个极佳典范。

至关重要的是，一旦出现疫情迹象，政府就必须及早采取果断行动强制施行社会隔离。正如硅谷企业家托马斯·普约（TomasPueyo）所说，这类措施在中国相当奏效，也有必要在其他国家推行。

此外为了减轻疫病大流行所带来的一些经济影响，政策制定者必须向劳动者、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快速紧急援助。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会对经济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某些行业所受到的冲击甚至会延续到中期。

工厂关闭所造成的负面供应冲击会通过供应链传导到世界各地的下游部门，包括那些尚未发生大规模疫情的国家。此外疫病大流行将导致收入和需求萎缩，这又会影响到各地的上游部门，商业收入和信心的下降则可能引发对产品和服务需求的缩减。为了破除那些自我应验的衰退期望，政府必须迅速推出紧急计划，其中可能包括暂停企业税收和贷款利息支付，对劳动者的财务支持和健康福利保障，还有对银行的财务援助。

各国还需要尽可能（或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完善的在线购物服务可以抵消零售商和工厂所面临的部分经济困难，但这需要宽广的上网渠道，企业和家庭对数字支付的广泛接受以及高效且廉价的支付系统。中国幸运地具备了这三点，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有所欠缺，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考虑对服务业实施紧急改革，让那些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能迅速协助其建立相关基础设施以推进国家公共卫生目标。

在经济刺激方面，一项国际间协调一致的方案在应对全球经济衰退方面要比个别国家的孤立行动更为有效，特别是在实施财政刺激的情况下。

当政府减税或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临时财政援助时，国内需求的增长可能会通过进口增加而“溢出”给外国生产者。对于那些进口额相对GDP比率较高的中小型经济体来说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也因此导致它们不愿实施足够的刺激措施。但这个问题可以在国际协调下解决。当所有国家都增加其总需求时，汇率就不需要出现太多变动，全球需求的增加将使所有人受益。对此二十国集团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关键的协调作用。

最后，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也有助于对抗由疫病大流行引发的衰退。许多大型中央银行已经将政策利率降至近零水平，因此也很难拿出更多的手段进行应对，但同时依然有多个国家存在各种贸易壁垒，这既增加了生产成本，又减少了国内家庭的实际收入。

尽管经济衰退的风险通常会诱使政府进一步提高贸易壁垒，但要增加全球产出和就业就必须采取完全相反的措施。与财政扩张一样，协调一致的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最大的成功机会，因为每个国家对国外企业的“让步”也将改善本国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渠道。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和二十国集团需要加强领导的地方。

新冠肺炎大流行有可能使世界陷入一场灾难。但这场危机也为各国政府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去实施相关政策改革，不仅应对短期的公共卫生挑战，而且可以增加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各国对危险和机会之间的关系有着各种有趣的解读。汉语中的“危机”一词就由一个表示“危险”和另一个代表“机会”的字构成。各国政府应把握时机，不要让这场疫情危机所带来的机遇白白溜走。

（作者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及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