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可持续城市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未来城市项目负责人Zhengzhen Tan丨城市是否是数字化转型的最佳单位？

演讲嘉宾：麻省理工学院可持续城市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未来城市项目负责人Zhengzhen Tan

各位来宾，早上好/晚上好！感谢上海浦东智慧城市研究院的沈博士邀请我参加2020国际智慧城市峰会。很荣幸能给大家发言。我叫谭征桢，是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的研究员，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可持续城市化实验室的执行主任。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科技与城市。上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就给整个行业的格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逐渐进入我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的城市、城市规划者、设计师、行业从业者一直在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共同进步，用数字技术来丰富和改变我们理解城市的方式。我们规划城市，设计城市，建设城市，运营城市。

我们相信现在是时候对过去的二十年时间进行回顾和研究，过去的二十年是一段探索数字城市的旅程，我们应该看看能从这些智慧城市实验的成功和失败中学到什么。在今天的讨论中，我想借鉴一个术语，叫做“数字转型”，但是我想将这个术语从一家技术公司的管理规模范畴，上升到一座智慧城市或数字城市的转型，来理解数字转型是一种系统性的转变、是一种商业模式上的创新，是一种引领社会变迁的需求。

首先，我想从城市设计师和规划师这两个角度看待城市，研究城市。第一，城市自人类最早的经济活动以来就已经存在。我们依靠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系统来促进我们的经济活动、社会交往和文化活动。

因此，城市系统让我们把城市视为服务的提供者，城市成为我们生活、工作和创新的地方。然而，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经济，或者说新经济的兴起，城市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使得城市必须参与人才竞争、吸引居民、企业和游客。

所以我们开始重新审视城市系统。传统而言，城市作为一个服务提供者，不仅是所有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推动者，而且还会推动城市的战略竞争力，从上海到巴塞罗那、斯德哥尔摩和西雅图都是如此。我们看到新的城市和创新区域正在建设当中。与依赖大公司的传统经济发展截然不同，智慧城市更多地转向更加开放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随着创意阶层的零工经济的兴起，新的创新区域将把城市作为经济单元，通过公司、网络、和创新区域的发展提升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促进经济繁荣。

数字技术是智能城市建设的驱动力。智能城市这个词最初是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思科等信息通信技术公司为帮助世界各地的城市应对住房负担能力、空气污染、公共健康和城市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等日益增加的大数据运营挑战时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使用的概念。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意识到社会需要一种导向来推动数字化解决方案，因为技术本身并不能实现我们更高的社会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在数字解决方案中必须建立社会价值。

后来，我们也意识到社会价值本身会对公共财政产生很大的制约。这些城市一直在大力推进数字城市发展进程。所以我们明白在数字城市发展中，持续的商业模式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提出数字解决方案，需要提出新的、能带来商业价值的客户价值主张。商业利润可以加快数字化进程。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社会价值，技术和商业价值就会创造和产生外部效应，有可能会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带来气候变化、影响公共健康。

然而，如果不产生商业价值，一味扩大规模，也很难实现社会价值。我们看到，传统的市场力量，比如政府监管和行业标准，将不再成为限制商业价值的因素，而是会在全新的价值主张中推动更多的创新，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最终实现全方位的数字城市发展。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社会需求、公共利益、消费者的个人利益互相结合、达成一致。所以我认为，在整个社区，在学术界，以及业界，这样的发展远景成为了大家共同的目标。

然而，更具有挑战性和难度的问题是关于转型的途径，以及我们如何在转型过程中应对挑战。在过去的三年里，大约从2017年开始，我们看到了雄心勃勃的前景。从北美到欧洲再到亚洲，由国家或市政府领导的未来城市发展计划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主要的公司和公共部门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尽管这些公司和部门来自不同的社会领域、但我认为这些公司和公共部门都看好数字城市的发展前景。未来的数字城市将建立包容的、可持续发展的、拥有社会价值的、自我维持的城市或社区，这样的城市或社区拥有财务可行性、经济可行性，能在技术发展的前沿持续创新。

尽管发展前景一片光明，但在实际发展中也遇到了许多挑战。两个月前，今年五月，多伦多滨水区宣布将永久关闭他们和谷歌公司合作的智慧城市项目。首席执行官表示停止项目的原因之一是财务可行性与项目的社会价值，即建设包容、可持续的社区之间匹配度的问题。这个项目的流产不禁让我们反思，在实现智慧城市远景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最重要的是创新能力吗?没有人会否定谷歌作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公司的创新能力。问题也不出在资源的投入，公共部门、政府，以及公司为这个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资源和补贴。这些新城、新区的实验从无到有，希望通过新科技、最前沿的技术、最具前瞻性的政策以及商业模式的实验，来实现数字城市发展远景。

在最初的研究发现中，我想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两个假设。其一，在城市发展领域，企业与公共机构的合作并不鲜见。然而，在同时建设实体城市和数字城市的数字城市时代，企业与公共机构的的密切合作比旧的发展模式中两者的合作更加重要。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三个方面协调企业和政府。首先是协调企业和政府的利益。尽管传统观点认为企业和政府合作的结果可能是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都需要做出让步。但我们觉得，如果有一个正确的机制，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其实可以相互强化。

其次，企业和政府需要协调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以便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建立信任。如果没有足够的信任，像在多伦多滨水区这样的创新项目中，城市很难应对各种领域内不断出现的挑战。第三，企业和政府应该协调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尽管目前而言，由于人才结构的原因，企业和公共部门这两个实体在知识和技能方面、技术方面、在城市运营和发展方面不会出现太大的差距。

我们会继续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内部共享机制，让企业和政府双方在技术和城市运作方面相互学习。众所周知，城市是一套复杂的社会、技术体系，既要考虑经济发展，又要关注社会互动。我们将进一步进行企业与政府、私营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实证研究，继续探索和探究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也会继续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框架，以推动在这一领域加速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第二，我们发现很多数字城市发展的先驱者和创新者超越了城市层面，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数字城市发展。尽管市政府是唯一拥有行政管理能力的实体，市政府也是推动第一代智慧城市的主要力量。但后来我们意识到，由于数字技术无所不在、互联互通拥有无限可能、自动化规模不断扩大，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之间的界限将逐渐变得模糊。

甚至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的界限也会被打破，进行融合。当我们在运行生态、设计数字平台、运营城市时，进行跨界融合，未来的数字城市将会实现真正以人为中心、为人服务、提升城市生活体验的目标。我们已经从中国的雄安新区和人行道实验室（Sidewalk Labs）公司的案例中看到了他们在市政范围，在建筑、社区和社区层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和尝试。

所以我们认为不同维度和部门的融合将是未来设计智慧城市数字框架的重中之重。希望能继续与大家分享我们在全球数字城市转型实践前沿进行的实证研究。感谢大家聆听我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