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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循环实现追赶,内循环谋求超越

第一财经 2020-08-31 12:06:12 听新闻

作者:张岸元 ▪ 张一    责编:任绍敏

国际循环发展的是共性,国内循环发展是个性。共性发展的结果是均衡,是不同文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如果你希望超越、引领,只能从发展个性的渠道去实现。

我没去过美国,过往工作期间,访问过十多个欠发达经济体,有机会上上下下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实况。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继承了前殖民地时期的诸多遗产,却沦落到人民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的地步。背后的原因,很难一言以蔽之。幸福的国家总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持续大规模内乱消灭存量财富;国家政权掌握在政治强人手中,自绝于国际社会;攫取而非包容性的经济制度遏制增量财富创造;无视产权,动辄大规模调整所有权关系;人民缺乏教化,劳动创造财富的愿望淡漠;发展战略选择出现重大偏差,错失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等。国家失败的原因不一而足。

相关访问的目的是开展政策交流,提供政策咨询。基于中国经验,我总是认为,戒除以上不幸因素之后,任何国家,在一定发展水平上、一段时期内,实现某种幅度的经济增长并非不可企及。外部输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结合国内经有效微观激励约束机制调动起来的人力资源,国民经济总能沿着生产函数、增长方程指定的路径逐步发展起来。其间,增长的周期性波动、阶段性瓶颈当然会有,但那是经济运行层面的问题,不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点。

参与国际循环能实现追赶,但难以跨越

国际贸易理论对于开放的经济福利含义有明确阐述。要素禀赋差异、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产业内分工等,都构成开放的理由,都确定无疑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一过程的通常结果是双赢。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参与各方“赢的量”孰多孰少,是非对称的,不同产业链分工地位的国家,对后来者实现追赶的主观感受及接受度,也有很大不同。

(一)国际循环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别。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除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要素更多体现为稀缺性,经济更多体现出短缺特征。对外开放如同拔去水位不同之连通器的塞子,稀缺要素得以流入后,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落差,没有理由不被缩小,该过程将一直持续到“落差势能”和要素流动“摩擦力”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对于先进国家而言,生产要素更多体现为冗余,经济更多体现出过剩特征。冗余和过剩的输出很难确定边界。发达经济体在国家层面保持领先优势的意志,与微观层面企业逐利的动机必然冲突。最典型的案例,是过去几十年间日本汽车企业在华投资的决策演进:先是刻意保持在华企业技术水平与本国的代差;而后在欧美竞争下,不得不将更先进的车型投入中国市场。

大量生产要素的输出,终究不利于母国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调整,以及财富在全球范围的重新分配。最终,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扩大到国内政治上难以接受的地步。这是最近一轮全球化遭遇挫折的主要原因。

(二)国际权力结构不允许逾越。

不仅如此,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对外输出生产要素的过程,也是国际权力施展的过程。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全球化历程中,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国际剥削,始终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从早期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有增长无发展、越增长越贫困”,到后来的血汗工厂、转移价格,再到通过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巧取豪夺,直至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摩擦以来的公然明抢,国际权力格局对国际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或者说决定,越来越肆无忌惮。这种掠夺,可以理解为外围国家参与全球化经济循环的租金,也可以理解为中心国家维持其国际经济地位的手段。

如此一来,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就有了新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即:参与国际循环可能让你过得更好,但你很难跨越阶层,更不能反超原主导者的地位。对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较低发展水平上,通过国际循环,一个历史时期内,能够实现总量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落差,达成追赶(如,占美国经济总量的60%,人均GDP 1万美元)。但关键位次的跨越,不是单纯开放所能实现的,必然受到现有国际权力格局的制约。国际大循环作为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不足以支撑国家复兴,回到历史巅峰位置。

以上逻辑有部分事实支撑。过往四十多年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全球人均GDP存在向正态分布集中的趋势,其中,中国和印度人均GDP水平向全球均值的接近,最为引人注目。但与此同时,大量人口距离发达经济体水平依然保持相当大差距,人均GDP分布左右两侧的尾部特征也没有明显变化。近年来,关于全球化收入分配效应的多数研究都有类似结论。

数据说明:采用世界银行公布的国家及地区人均GDP(美元计价)和总人口数据,以2019年、2010年、2000年、1990年及1980年五个有完整统计的133个国家数据作为样本。样本国家人口占世界银行统计的全球人口约85%。先对各国人均GDP进行人口加权平均得出全球人均GDP。而后,计算各国人均GDP相对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倍数,并取对数。再将以上结果七等份,把相应的人口落在各等份区间。图中虚线为各年份全球人均GDP的人口加权平均水平。Y轴为落在各收入水平区间的人口占比。

国内大循环不是要降低对外依存度

1987年,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先生提出国际大循环理论。当前提出的国内大循环概念,只是修辞上与之存在对应关系,完全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要从目前状态,退回到当年国际大循环理论所要改变的国内经济循环局面,新时代中国不可能退缩,回到被动“自力更生”轨道上。当前某些关于国内大循环,就是要降低对外依存度的解释或者暗示,要么是误解,要么是不怀好意。

(一)产业层面短期内没有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可能。

产业层面看,国内相当多行业不具备在没有外部原料零部件供给、没有外部市场需求条件下生存的能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投入产出表行业分类,在我国149个行业中,有36个行业的进口或出口依存度超过20%,某些行业的出口依存度甚至超过100%。

以降低进出口依存度为切入点考虑国内大循环,只能是缘木求鱼,或者至少要在短期内付出极大代价。必须看到,我国外贸国别分散度正不断提升。当前外部摩擦或者说对抗,主要发生在中美之间,2019年,与美国贸易占我全部外贸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1.8%。近90%的外贸市场还在,并且在不断发展。因此,提出国内大循环,绝不意味着中国贸易政策要有显著调整。中国仍应不放弃任何出口机会,不放弃任何进口可能,仅在少数领域迫不得已推进国产替代。

(二)总量层面没有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必要。

从总量层面看,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9.95%的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11年以来,该比例一直稳定地低于3%,近年来更是徘徊在1%不到的水平。可以说,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已经充分实现。贸易依存度方面,2006年我国贸易依存度达到71.4%的峰值,之后也逐步回落到目前不到40%的水平。

以上行业及总量层面对外依存度的变化趋势表明:中国没有在产业层面迅速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可能性;没有在总量层面进一步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必要性;没有在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之间,做出非此即彼抉择的迫切性。

国内大循环的使命是谋求超越

在现有技术水平上,依靠国内要素增加供给、扩大内需,实现“哈罗德-多马式”经济规模扩张,在经济运行层面上有意义,但显然不是国内大循环政策的目标。举个未必恰当的例证,房地产和白酒行业,大体都是完美的内需主导、国内循环,都有蓬勃的扩张冲动。有意义吗?

我更愿意从主动、进取,而不是被动、消极的角度,理解国内大循环。该循环是改变国际经济格局之必须,是中国经济实现关键跨越之必须,是国家复兴之必须。其确立与否的标志,是中国能否在促进人类进步、改善人民福祉的创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大规模生产制造,并将其成果为人民所共享。

在漫长的中国自然经济发展史上,某些领域曾有过类似循环,典型如瓷器、茶叶、丝绸等。这些产业有独特技术,能够大规模生产制造,首先覆盖广大国内市场,继而相当规模参与国际贸易。这一过程中,即便有外部要素参与其中,如青花染料输入、海洋贸易、茶马互市、白银中介等,也不妨碍人们将这些产业发展视为中国传统经济文明的标志,不妨碍据此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所谓“朝贡”贸易体系。

工业革命以来,围绕创新技术领域形成内生经济动力机制有四个要件。

一是科学思想的突破。我们民族没有出现过牛顿、门捷列夫、爱因斯坦这样神一样的人物。迄今为止,基础数学、物理、化学对我们来说,主要体现为应试技巧,而不是思维方式。所幸划时代的科学进步是低频偶发事件,科学思想是开源的。民族性的科学启蒙缺失,并不成为内循环动力起源的障碍。

二是技术路线的形成。技术引进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尽快关闭技术输出渠道,是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政策。社会学研究的结论是,东方民族具有在器物层面上解决问题的天赋。当前的共识是,近年来中国在技术工程化领域有长足进步;产业化运用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显著小于研发储备。

三是大规模生产制造。科学思想的缺失,以及开创全新技术路线能力之不足,并不妨碍我们在大规模生产制造环节建立起了不起的竞争优势。国内工业门类齐全、主要工业品产能巨大、主要区域产业高度集聚,大规模生产制造的优势将保持相当长时期。

四是覆盖广阔国内外市场。超大规模市场以及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产品普及等,使得国内市场能够承担研发成本,支撑创新产业经济循环实现。未来需要做的是较大比例将收入分配向居民部门倾斜,同时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有支付能力、支付意愿的国内消费需求正常增长。

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关键

围绕创新领域打通国内大循环各环节的关键,是恢复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来存在“内卷化”的强大惯性。当前,在经历了农村土地承包、城市经济改革、外向型推进工业化、房地产带动城镇化这四轮浪潮席卷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有沉寂下来的迹象。庞大的政府财政性活动,以及人民围绕基本生存的物质循环,构成县域经济活动的几乎全部内容。背后原因,有民族性、文化性因素,但更重要的,与近年来市场主体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改革方向的认知含混、弱化密不可分。

我们注意到,在产权领域,土地、国有资本等基本要素改革推进迟缓,国有经济部门占有大量资源,效率不高,私人部门的“恒心”依然难以建立在“恒产”基础之上。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领域,不断复杂的社会管理内容,不断强化的社会管控需要,推动各级政府管理边界持续扩张,也需要引起关注。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此前没有过的增速逐季下行的局面。这种短期变化,不是人口、技术等中长期慢变量所致;从外贸数据看,也与外部摩擦无甚关联。我理解,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往四十多年行之有效的微观激励机制的正常运行受到挑战,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经济三大增长发动机同时趋弱;面对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金融运行层面矛盾,更多偏重行政化、指标化的政策举措。

疫情的短期重大冲击,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出现的系统性趋弱问题。如果没有重大改革重新整合要素资源,再叠加外部环境恶化,“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速恐怕堪忧。

结语

对外依存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不是国内大循环是否居于主体地位的衡量标准。国内循环取得成功的标志,是能否主要基于国内要素供给,打通从科学到技术、到产业化、到消费普及的闭环。

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是融合,融合的前提是各个文明相对独立地发展,形成个性化、值得彼此借鉴的内容。否则,土豆和土豆交往,能碰撞出什么美味?国际循环发展的是共性,国内循环发展的是个性。共性发展的结果是均衡,是不同文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如果你希望超越、引领,只能从发展个性的渠道去实现。

过往几十年,没有哪个经济体像中国这样把对外开放提到如此之高地位,没有哪个经济体将开放“倒逼”改革作为如此之重要方略。

新的国际环境下,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实现追赶的空间在收窄。通过对内改革,主要依靠国内要素,在创新领域形成内生动力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在上升。这就要求建立更符合包容性的经济制度。

(张岸元系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系中海晟融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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