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态各异的桐城乡村怪人，乡土记忆和传说的强大生命力

王联合君（笔名“王顾左右”）多年前即已加盟复旦出版社，该社与我所在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向来关系密切，因此我们算是同事了，但或许都不善交际，至今缘悭一面。据说疫情期间，他足不出户，埋头创作，竟一口气完成了长篇处女作《言他：桐城往事》，部分内容连载于他的博客，读者反应热烈。有朋友向我推荐，说你们是安徽老乡，尤其枞阳县划归铜陵之后，他老家桐城跟我老家铜陵接壤，乡谊又近了一层，更应该读读他的小说了。

理由充分，我不能拒绝。热心的朋友还寄来打印稿，赶上“五一”长假，就姑且看了起来。但心里仍有疑惑。

多年来，每次听说我老家是铜陵，经常会有人（往往还是学历不低的文化人）竖起大拇指说：“了不起，桐城派！”我赶忙解释是铜陵不是桐城，可对方总满不在乎，似乎两地差不多，无需分出彼此。我既写点东西，又是“tongling”人，当然就属于“桐城派”无疑了。

我有时会进一步解释说，铜陵在江南，桐城在江北；铜陵出铜，李白早就吟咏过，近年来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成绩不俗，屡屡登上央视新闻，并非无名之地，而雄霸清代文坛二百余年的“桐城派”跟铜陵着实无关，经济发展不幸又落在铜陵之后，两下不可混为一谈。然而任我如何焦唇敝舌，仍无济于事。我这冒牌“桐城派”的帽子简直没法摘了。

这又使我想起去年“新冠”爆发前曾有一篇网文《最没存在感的安徽人》，说尽管继中部发展战略之后，安徽又被划入新的长三角经济带，有力促进了不少城市的繁荣，而历史上安徽也实在足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但由于东西过于狭窄，南北跨度又太大，始终难以凝聚足够的文化认同，实现整体飞跃。窃以为这篇网文所见不差。一个显著的证据就是，“当代文学皖军”之说虽流行省内，若干作家作品也可圈可点，但要获得海内外文坛认可，似乎还颇为渺茫。不必追溯太远，就说桐城文脉，徽商遗韵，以陈独秀、胡适“文学革命”开启的“现代皖籍作家群”，仅这三项，足以彪炳史册，求诸当下，固戛戛乎其难也。

因此当我听说王联合君这部长篇题为《言他：桐城往事》，就不免有些诧异。他要向读者诉说怎样一种“桐城往事”？这将是一部以“桐城派”为核心的历史/文化小说吗？被“五四”先贤诋为“谬种”的古代文学流派还能焕发生机？如若不然，作者又将立足何处，从哪里切入，采取怎样的方式，来铺陈他的“往事”？ 

好在王君这部处女作属于“小长篇”，以我的蜗牛般阅读速度，两三天也就看完了。掩卷细思，再次体会到许多“阅读期待”，往往只是想当然耳。

不能说《言他：桐城往事》跟包括“桐城派文学”在内的桐城历史文化毫无关联。作者在这方面不吝笔墨，尽其所知作了鸟瞰与追溯。但这都零零散散隐在背景深处。居于小说前景而又当得起文化积淀的，并非文学上的“桐城派”或桐城历史上的那些圣贤，而是上世纪40年代以来桐城地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化。

比如，流传民间而未经专家改造的原生态黄梅戏；当地特有的方言土语；民间新旧杂陈的社戏、风水、红白喜事、叫魂、看相与神鬼传说；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父亲（毕业于“桐城中学”的乡村教师）闲来无事给村夫村妇黄口小儿“猜字谜”“说谑语”；半乞讨半卖艺的新春“送财神”；不拘农忙农闲的说大鼓书；上世纪60至80年代乡村露天电影（以“红色经典”为主）；80年代初来自港台和海外的流行文化（电影、音乐、舞蹈、服装）。这些庞杂因素纠缠在一起，构成作者回忆中一幅幅乡情浓郁的风俗与时代的画卷。

读者可以不是桐城人，可以没有上世纪40至80、90年代乡村生活经验，但细细读来，也会倍感亲切。无论全球化、高科技、商业文明、都市化进程如何加速度制造“后现代”“二次元”“后人类”“后真相”“后浪”等新的历史神话，乡土记忆和乡土传说总有其强大生命力，不可能骤然消逝。这是中国文化的永恒底色。

比起隐在背景深处的古代桐城，作者记忆中以“汤乔”一地为核心的“现当代”桐城俗文化虽然占据小说叙述前景，却也并非主要内容——充其量不过是更加鲜亮的另一层底色。这层底色之所以比古代桐城更加鲜亮，无非因为延续、承载、创造“现当代”桐城俗文化的乃是第一人称“我”亲身经历或其族人记忆所及的一系列活生生的人与事。小说抓住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这才写活了那一方水土之上苍天之下独特的文化风景。

我很羡慕作者能串起记忆和传说中散落的珍珠，编织成属于自己而又可以和读者共享的乡土中国之一隅相对完整的画面——并非每个来自乡土的文化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这主要得力于作者的文学追忆力。人人都有记忆力，但并非人人都有文学的追忆力。前者属先天禀赋，后者是在此基础上予以强化和优化的文化创造力，即运用先天记忆与后天习得的文学才能自觉地去搜罗、甄别、研究、整理个人与群体的记忆碎片，最后透过个体心灵的记忆、感受与反思，折射时代与社会的风云变幻。其核心，则是无数鲜活个体的喜怒哀乐与命运浮沉。

我不太熟悉作者过去的写作，单从这部长篇处女作来看，他真是有心人，搜集了上世纪40到80、90年代桐城地区的大量史实，由此讲述了许多引人入胜而又令人唏嘘叹息的生命故事，并由此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根据出场先后，小说”主要人物”刘五爷、刘大脚（五奶奶）及其一双儿女刘义雄、刘凤这一家四口，首先就浓墨重彩，写得有声有色。

这是怎样的一家四口啊。我觉得简直应该称他们为“桐城四怪”才对。刘五爷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人间蒸发，不知所终，但上世纪四十年代他的传奇故事也曾激动过许多乡人的心，更何况他的某些性格基因后来又不断活跃于独生子刘义雄身上。

刘义雄某种程度上就是刘五爷的复活。他不仅像父亲一样叱咤风云，敢打敢拼，敢作敢当，也像父亲一样刚愎自用，一心想着征服外面世界，对家人则不免寡恩少爱。他的“偶合式家庭”最终的破裂几乎是注定了的。刘义雄有点像《呼啸山庄》里那位希斯克利夫，是一个因为心里受伤而对世界满怀怨恨、自我封闭、刚愎自用的孤狼式人物。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不仅让他成了家，还在事业上闹出很大的动静。但最终决定其命运的仍是他的性格。

刘凤的故事粗成梗概，不像刘义雄的传奇那么展开，但作者描写其两次婚姻和前后三次遇人不淑的悲剧，由此涉及众多其他人物的命运，实在够写一部大书。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刘凤的故事好像只是冰山一角。但惟其如此，就更加吸引读者的目光，更能激起读者的想象。单单在刘凤的故事上，作者可说是不怎么费力就收到了“计白当黑”“以少总多”的效果。

刘五爷、刘义雄、刘凤命途多舛的最切近的见证者，自然是为人之妻和为人之母的刘大脚。刘大脚是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的女性形象。她本为殷实人家小姐，不幸被刘五爷强抢为妻。虽然婚后还算琴瑟和谐，但五爷在五十年代初的被迫出逃注定要让刘大脚独自承受日后太多人生的艰辛。先是儿子刘义雄不能忍受周围人的歧视和欺压，负气出走，多少年杳无音信，八十年代上半期突然衣锦还乡，但短暂的风光之后，只落得个妻离子散的下场。接着是相依为命的女儿刘凤为了掩盖未婚先孕的羞耻而仓促远嫁江西，又因为事实上被“骗婚”而始终意有不平。刘凤最后虽忍心抛夫别子，改适他人，却仍然走向悲剧的终局。

丈夫、儿子、女儿一次次大起大落的命运转折都像巨大的铁锤无情地撞击着刘大脚的心。但她在每一次巨大的打击之后，总是坚韧地继续活下来。只不过越活就越远离当初娇小姐的形象，越活就越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外表强悍、内心同样坚韧、坚硬然而又因此压抑了太多愁恨怨毒的苦难孤寂的老妇形象。

这部小说不仅主要人物都很“怪”，那些“次要人物”的命运与心理也一个个不合常规。

比如，“我”三叔的儿子刘义直流落他乡，有家难归，他和故乡唯一的情感纽带竟系于婶娘刘大脚的关爱。刘义雄妻子崔柳（后改名姚英）深情、务实，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又非常果敢决绝，绝不拖泥带水。此外，刘义雄的女儿刘琳（其实为姚英与前夫“老周”所生）在破碎家庭中谋求精神独立，刘凤与始终未敢露面的神秘恋人所生的儿子张刘生在更其破碎的原生家庭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刘凤远嫁江西后才发现被“骗婚”的残疾丈夫张龙出奇的善良温顺，还有刘义雄在回归故土创办乡镇企业“通辰苎麻厂”过程中结交的张乡长之假仁假义，短暂相处的情人吴虹之热情似火，“行政助理”方倩之婉约通达善解人意，方倩在北京上大学的男友之舍我其谁、目无余子——这些“次要人物”着墨不多，有的只是寥寥数笔，却大多令人过目难忘。我固然希望作者不妨顺着这些“次要人物”的生命轨迹与性格逻辑继续开掘下去，肯定会因此写得更加立体而丰满。但即使一字不改，所有这些人物也都已经矗立在读者眼前了。

《桐城往事》值得一读之处，首先就在于作者所刻画的这一系列神态各异的来自桐城的乡村怪人。

小说故事的主干无疑是刘义雄及其“通辰苎麻厂”的兴衰。这使我很自然地想到张炜《古船》中“隋氏兄弟”的“洼狸镇粉丝大厂”，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夫妇的砖窑厂。三者共同之处是都围绕上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乡镇企业的兴衰展开叙事，但也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区别。

首先张炜、路遥小说的人物活动空间都比较狭小。尽管《古船》中“老隋家”“老赵家”少数精英历史上曾经出过“老洋”，当下曾经“上城”见过世面，尽管《平凡的世界》中陕北人孙少安去过隔壁山西和更远一点的河南，他那不争气的姐夫“逛鬼”王满银还到上海倒卖过老鼠药，但这两部当代文学名篇的总体空间设置仍然比较逼仄。《古船》主要舞台毕竟是“芦清河”旁的“洼狸镇”，《平凡的世界》主要舞台是陕北黄源地区及其下辖的原西县、石矻节乡、三水村，而《桐城往事》的人物活动空间就宽广得多了，浙江（姚英母女的故乡和最后回归之地），湖北武汉（刘义雄巧遇“老周”和姚英夫妇并迅速发迹之地），邻近的合肥、安庆等城市，以及刘凤被“骗婚”的江西彭泽，这些“地方”随着人物的活动，几乎连成一片。“通辰苎麻厂”的兴衰不仅牵动桐城远近各乡县无数种植户的心，还与国际上苎麻纺织品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息息相关。作者笔下的“桐城往事”不再局限于桐城县一个名叫“汤乔”的小村，而是顺理成章地向着整个世界开放。

其次，小说的这一空间特点也与其时间意识有关。张炜、路遥小说故事的发生时间和讲述故事的时间几乎重合。他们几乎是直接将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巨变写入小说。《言他：桐城往事》讲述的上世纪80年代一家乡镇企业的兴衰则是40年前的“往事”。

这不能不令过来人深切感到岁月不居，历史无情。一度有过“定评”的上世纪80年代，如今似乎已经快要变得任人评说，模糊一片了。《言他：桐城往事》的作者隔着40年时间长河回望历史，可以更加从容。这不仅表现为上述宽阔的空间布局，也可以见出作者并不想贸然对历史进行评判。他主要是想尽量超然（相对于当下各种轻率的历史评判）而又义无反顾地复盘（复活）自己的乡村记忆，至于这种记忆多大程度上能够触及上世纪八十年代正确与否的集体记忆，则非所计也。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早就有“重返八十年代”的说法，但在文学创作领域，认真“重返八十年代”的作品却一直颇为稀少。难道八十年代及其不同意义上的“前史”果真已经被八十年代的作家们写完了吗？过去一度流行过“打捞历史”的说法。现在好像很少再听人说起了。但我觉得，至少对我们同时代人来说，历史（尤其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的昨天）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亟需“打捞”。新冠肆虐，神气旁皇，人类仿佛又要陷入冲突与撕裂的深渊。这固然因为对未知的明天的各种预判和愿景互相难以调和，但对共同拥有的往事（包括渐行渐远的八十年代）同样难以调和的不同记忆与不同阐释，或许也是造成当下冲突与撕裂的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吧。

在如此心境下读完《言他：桐城往事》，自然颇多感慨。相信这本不算厚的长篇能够引起读者同样浓厚的阅读兴味。既然当下如此芜杂而离奇，未来又具有太多不确定因素，那么暂时潜回往昔，神游故土，或许还能带给我们些许的慰藉与意外的启迪吧？

(本文为郜元宝为《言他：桐城往事》撰写的跋，标题为编者所加)

《言他：桐城往事》

王顾左右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