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处置风险是要承认输钱，有人埋单，决策部门要有充分准备

2020年人类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走得都很不容易，但是中国经济最终还是交出比较满意的答卷。尽管海内外多数机构预测今年中国增长会达到8%左右，但这是基于新冠疫苗大量运用，预料全球经济会复工复产，以及在去年世界经济萎缩4%、中国经济增长2%左右的超低基础上的反弹，而做出的预测。如果连续计算前两年的平均增长，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也就是5%左右。

2021年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能不能稳定在5%的增长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怎么看、怎么应对。

什么是可能影响、冲击今年甚至更长时期中国增长的更大外部不确定性？我个人认为一是疫情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新冠疫苗注射和新冠病毒变异速度之间的赛跑，到底谁能赢，现在并不能说清楚。总体说，全球防疫形势并不乐观，不能放松警惕。

二是中美关系，我个人认为这是21世纪国际政治中最大的关系，美国两党高度一致的对华态度还会继续下去。

三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堰塞湖。2008年的金融危机，各国央行大放水政策之后，迄今已经十年之多，世界经济没有得到彻底修复，此次疫情后，各国央行进一步大放水，美国2020年在不到十天内股市四次熔断，主要发达国家和欧元区已经实行负利率或者接近负利率，全球的金融杠杆攀上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如惊弓之鸟，感兴趣的已经不是从理论上探讨新一轮危机会不会发生，而是时时在担心，不知道蝴蝶什么时候扇动翅膀，会马上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崩盘，会在什么地方爆发金融危机。

以上三件难以捉摸的不确定性事件中，哪一件发生都会冲击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面对这三大外部事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宏观政策以及重点任务，都做出了全面布置，并且提出了八项重点任务，但这不是全部的重点任务。在要求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提出了既要精准实施宏观政策，不急转弯，又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

什么叫不急转弯，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怎么理解和落实这两句话？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的都是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往往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四十年来经济运行中最为集中表现的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难以协调的现象。

比如我们要处理大量的P2P网络贷、大资管业务等过去几年积累的金融乱象的时候，有一些资产就收不回来，表现为资产损失，产生了大量风险。有些已经贷出去的贷款，没有到期要强行收回，就会中断大量中小微企业的稳定运行。那么在处理风险的时候，怎么落实六保中的保企业主体？

比如，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就会限制它进一步违规滚动发债，原有地方债务窟窿就要暴露，或者影响基层财政的正常运转，或者地方建设项目马上下来。那么怎么防止不急转弯？

又比如双循环要求进一步扩大消费，就要加快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的制度改革，要改革，不同程度上就要扩大地方财政的支出，但是在很多地方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已经靠转移支付的情况之下，又要扩大支出，还要化解地方政府风险，怎么办？

同样，在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中，集体土地卖地收入要多向农村、农业、农民倾斜，加上我们房住不炒长效机制的全部推行，三四线城市的卖地收入就会缩减，土地财政收入减少，进而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或者拖延地方建设项目的进程，这方面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把握。

综上所述，在当前国民经济的具体运行中要做到不急转弯，真正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我认为一是需要对我国当前金融风险有全面充分的认识，做到真正的心中有数。二是在具体处置风险进度的把握上，要坚持系统的统筹观点，兼顾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第一，我们对金融风险要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常说金融风险、风险隐患这样的词，往往是指没有暴露的风险和损失，但是当借钱人到期不还，风险就暴露了，造成了现实的损失，那就不是隐患了。当风险暴露时，剩下的问题就是，要么是输债权人的钱，要么是债务人的钱，就这唯一选择。

第二，风险暴露或者处置风险，意味着有人要输钱，意味着某一个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要缩水。

在我国当前处理的各类风险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和准备是输谁的钱，谁埋单。宏观部门在研究汇总不同风险的处置中要有大致的判断，处理某类风险，哪类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会受损，会对冲和冲击哪个信贷政策，对经济运行和改革会有什么影响。

第三，对风险总量要有大概的估算。

目前的金融隐患、风险隐患大多数是多年来发展方式扭曲、盲目追求GDP高速增长和多年金融乱象导致的，5000多家P2P公司关闭清零后，数万亿元资产风险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商业银行百万亿级的表外影子银行资产的处理，信托整顿中大量问题资产和各类金融控股公司的问题资产在处理，商业银行在2017年到2019年已经处理不良贷款5.7万亿元，加上债转股，合计处理问题资产7.1万亿元。以上已处理的各类风险之后，全国还有多少没有暴露的问题资产，这些资产在哪类金融机构的账上趴着，表现为哪类金融主体到期还不了的债务？如果宏观决策部门对风险总量不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和货币决策部门信息不充分沟通，那么货币政策不可能在总量与结构政策上及时配合风险处置的进程，做好合理的或宽松、或收紧的政策安排。

第四，风险处理进度要有改革、发展统筹考虑。

世界上对金融风险处理主要是两类：一是市场法制强制型，根据法律借钱到期不还，这样的人该破产就破产，债权人该减资产就减资产，这样风险自然可以释放；二是刚兑没有彻底打破的政府主导型，我国基本上属于这一类，有的借款到期不还也不破产，债权、债务被迫延期或者再延期，表现为僵尸企业。

风险处置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风险释放，相关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缩水，对经济增长的资金供给就相应减少，经济下行压力就加大。从长期看，市场得到出清，高质量增长的后劲会更大，如果风险不释放，僵尸企业一片，货币周转速度放慢，这个时候社会货币量是一定的，就有可能出现经济滞胀。

风险处置与改革的关系是，风险释放市场得到出清，经济可以持续发展。如果市场得不到出清，市场化改革浮于表面，市场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而我们推进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本身内生要求市场要得到出清。即使在政府主导型的风险处理模式下，当涉及社会保障和民生各项制度改革时，风险处理速度越快，短期内国家财力越吃紧，会减弱推进各项制度改革的可调动能力；但是中长期看，改革深化和风险处理速度加快，经济增长越有效，可持续，国家财力增长也快，越有利于推进各项民生福利制度的改革。

由此看，这中间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平衡长期与短期之间政策的衔接，真正处理好稳中求进的关系。总之，这对宏观决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在对风险总量有大致判断的基础上，统筹把握好风险处置的进度与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转轨经济社会，确保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致命问题。

第五，关注监管滞后问题，是思考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又一个重要维度。

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守门城，但是金融监管措施出台时间的拿捏是否适应，对防范金融风险同样至关重要。六七年前以来，几千个P2P公司在金融领域混战，金融控股公司长期无人监管，地方隐性债务问题一度被视而不见，金融乱象不断累计，直到中央发出守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要求，说明我们在金融监管上有教训可以吸取。

这种无奈多表现在大资管监管上，因为风险涉及面太广，金额太大，以至于大资管新规执行时间一次又一次被延期执行。今天的金融监管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代价已经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应该在总结金融监管滞后的深刻教训，修补相关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在保障国民经济基本稳定运行，深化改革措施逐条落实的同时，一边坚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一边坚定不移精准逐类释放风险，严格实施金融监管的各项政策。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原标题为《夏斌重磅演讲！如何处理恢复经济与防范风险的关系》，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