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书摘｜即便是强大的唐朝，也要修筑长城抵御游牧骑兵

长城是国人最熟悉的文化遗产，但绝大多数人对长城的了解又非常有限，就好像著名的八达岭、慕田峪长城，在绵延万里的长城全程里同样占比极小。

长城最初的功能是军事防御，可以说是一项国防工程，从诸侯国之间的拼杀，到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的生存空间博弈，再到对丝绸之路这样经济文化通道的保护，以及后来的沿长城贸易流通和民族融合等衍生作用，长城早已不仅仅是一条单纯的防线，两千多年金戈铁马与文化交融，让它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连达自1999年起，利用零散时间徒步寻访长城和山西各地古建筑，走遍了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和陕西一部分的明代长城，并自学绘画进行记录。在新书《不一样的长城》中，他将长城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并亲手绘制了书中所有插图。

春节假期，第一财经获得机械工业出版社授权，节选《不一样的长城》以餮读者，这是系列书摘第一篇。

也许看到这个题目会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但如果拿这个问题来问大多数人，大约也就会得到如八达岭那样即是长城的结论而已，亦或长城是一道很长很长的墙，也许还会加上一句是古代中国闭关锁国、不思进取导致腐朽没落的一种具体表现和罪证，我在现实生活里也曾听形形色色的人说起过，人们对长城的概念也就大体如此。

其实长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时间上纵贯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地域上囊括了几乎整个北中国，堪称是一部史诗级的百科全书，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

长城最早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化、总结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国防军事预警和战斗体系，可谓是中国古代战争文化的集大成者，一套经得起时间和空间锤炼锻造的钢铁壁垒和屏障。

我常听人议论长城的修筑是错误和失败的事情，也多义愤填膺地表示长城才是使得中国保守、封闭和落后的根源。两千年来的各个大小王朝大多好似中了魔咒一般，甚至是前赴后继地修筑长城，似乎除了长城之外难以找到更好的应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的方法了，甚至原来的游牧民族如鲜卑建立的北魏、北齐和女真建立的金朝在成功定鼎中原后也都选择了修筑长城来应对北方后来崛起的别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就是说，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长城修建史不是一国一朝的某一批人的头脑发热之举，相反是众多王朝和无数的君臣将相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一种惊人的默契，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其中的原因，绝不是一句草率的保守和封闭能解释通的。

从战国时燕、赵、秦三国在北部边境建起防御匈奴等诸胡的长城时起，长城就已经被赋予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分界线的作用。至秦朝统一天下后建起了东西绵亘万里的长城时，这道庞大得不见首尾的防线便进一步明确了牧场和农田间藩篱的使命，并随着不同时代内外实力的强弱而波动，最北可推进到外蒙古境内，最南则已经退守至山西省中北部。

当然长城既是游牧与农耕两种不同生存方式的分野，受环境气候干旱或丰沛、寒冷或暖湿变化的影响也体现出宜耕和宜牧地区的微妙变化。归根结底是物产丰富的中原农耕民族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需要也没必要去夺占长城外那些相对干旱的苦寒之地，既然不适宜耕种，又何必去耗费心力经营呢。反之，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因为生存环境恶劣，甚至许多生存所必须的物资都要靠从中原输入，所以对中原的依赖性相对更大。

在双方实力相当的和平时期可以进行贸易交换，如果中原衰弱的时候，也会通过和亲或岁币等方式以财物换和平。但更多的时候则是逐水草而居的彪悍游牧骑士迅疾如风地席卷而来，对中原边境上的城镇村落进行无情的洗劫和杀掳，那种万骑奔突的暴虐是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军队难以有效应对的，所以修筑城墙以迟滞和阻挡机动性强的游牧骑兵便成了不同时代人们极其默契的选择。

虽然历史上中原王朝在力量强大的时候也曾有过一些主动对草原的出击，如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却匈奴七百余里”，但还是要“北筑长城而守藩篱”。两汉也曾多次对匈奴用兵，封狼居胥山也好，勒石燕然山也罢，看似辉煌的胜利却并不能根除来自草原上的威胁，也仅仅得到了一段时期的和平而已。

两汉在军事胜利的背景下还是修筑了历史上最长的长城防线，而且不同时期修筑了多道长城，虽然从被动挨打到对敌人犁庭扫穴，却还是要回到修城的这条老路上来。游牧民族出身的北魏王朝在终于统一了北方之后，也转身修筑长城来防御身后新崛起的柔然。之后的北齐继续修长城以抵挡柔然和突厥的南侵，隋朝虽然两度打败突厥，甚至隋炀帝还曾带领50万大军到突厥可汗的营帐里耀武扬威，但同时仍然没有停止长城的修筑。

唐朝也对突厥等游牧民族具有军事上的优势，但在史书中仍能找到唐朝修建长城的明确记载。因为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使得后来的北宋王朝失去了燕山和蒙古高原险峻的天然屏障，只好退守雁门一线，但至今山西岢岚县仍然保存有宋代修筑的长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为了防范治下越来越不驯服的蒙古诸部，也修筑了多道被称为金界壕的长城。

明朝建立后一直遭受退回草原的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明太祖、明成祖多次劳师远征，战果十分有限，并没有达到决战的目的。因为蒙元军队以骑兵为主，移动速度极快，明军以步兵为主，要依托大量粮草辎重补给，在漫无边际的旷野上根本无法追上和围歼敌人，反倒有被迂回包抄、切断粮道的危险，因此即使在以百战之师为骨干的明朝初创时期，太祖和成祖也无法彻底解除来自北方的边患。到了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后，明朝更没有勇气和实力大规模出击了，只得采取守势，开始全面修筑长城。

以城墙和堡垒的防御战术来削减蒙军骑兵速度和机动性方面的优势，令移动迅速、飘忽不定、难以捕捉的敌人聚集于城前，既可以与之一战，也可以最大限度地迟滞其对北境若水银泻地般的袭扰掳掠。因而长城虽并非能绝对挡住敌军入寇，但却可以使敌军不再能任意出入边境，无所阻挡亦无所顾忌地纵横驰骋，待敌军围攻一点时，明军可迅速调集各路人马前往堵截或追击。其实这也是历代王朝最终都会回到修长城这一条路上来的根本原因，也就是用城防来弥补中原步兵对于游牧骑兵天然的劣势。

毕竟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几乎每个人从小就精于骑射，相当于全民皆兵，个个都是优秀的战士。而中原的兵员大多来自于服兵役的农民和市民，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很有限，即使明朝实行了兵户和屯田，士兵也有一多半时间是在务农，所以中原为数不多的骑兵也常常是技艺生疏，更像是骑在马上的步兵，与草原骑兵对抗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原大军面对游牧骑兵这种追不上、打不赢、跑不过的被动情况，也就唯有筑城以御之了。

明朝嘉靖年间的宣大总督翁万达在《请修北东二路边垣疏》中对长城的作用给出了十分准确的定义“驰击者彼所长，守险者我所长”“山川之险，险与彼共，垣堑之险，险为我专”“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以有垣堑可凭也”“盖虏之为患，犹泛滥之水，中国设守，犹障水之堤，诸堤悉成，则渐寻隙漏，诸堤未备，则先注空虚”，把敌军比作洪水，把长城比作堤防，再形象不过了。

长城也是内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口岸，如汉代的长城一直伴随着丝绸之路延伸进了西域，东西方的文明由此逐渐交汇融合，也给古老的东方大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明代自隆庆议和之后在长城沿线广泛展开了明蒙间的互市，昔日的搏杀之地变成了内外人民和平贸易的重要通道，长城这时起到了征缴税款、调控贸易规模和打击偷渡、走私的作用。

《不一样的长城》

连达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