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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八评之六|从老程的自由选择看乡村振兴走向

第一财经 2021-02-17 10:57:44 听新闻

作者:杨小刚    责编:黄宾

在这个大变局时代,我们需要设计好制度框架,让更多像老程这样勤奋的中国人自由选择,尊重他们的权利,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老程来自安徽皖南,65岁,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做护工,今年选择留沪过年。

留下来的原因,除了疫情原因,老程告诉笔者,春节三天的加班费不是他留下来的主要目的,主要还是因为他这工作比较特殊,过年期间医院需要留下一些护工照顾病人,老板希望有人能留下来,于是他就留下来了。

当然这个老板不是来自医院,老程也不属于医院编制,而是来自医院聘请的第三方护理公司。老程跟这家公司只是维持一个简单的聘用关系。公司每个月给他2400多元,刚好是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线,其他吃住和保险之类一概不管。

对于这份工作,老程很珍惜。他说,事情不重,就是带病人去进行一些检查,虽然老板不管吃住,但因为在住院部,有空床可以蹭住,吃饭在医院食堂也很便宜,加上不抽烟不喝酒,偶尔就是买点手机通话费、流量费和一些生活用品,一年下来,可以存下1.8万元左右。

这个收入,比他在农村种田要强。老程说,多年前在老家,他种了14亩田,累死累活,一年下来,纯收入还不到9000元。主要现在种田成本太高,耕牛也没有了,打田、抽水、农药、种子都要买起来,粮食产量还得看天吃饭。经过测算,他还是觉得出来打工划算。他说,趁他现在还干得动,有人要,存点钱养老。老家的农保,每个月100多元,根本不够用。

说起现在的农村,老程有时也有点怀念,他说老家山清水秀空气好,经过这几年扶贫和乡村振兴,水泥马路都通到家门口了,交通很方便,再干几年在城市没人要了,还是要回老家养老。对于农村的缺陷,老程也看得很清楚,他说农村主要问题还是经济发展不起来,没有人气,乡村旅游只适合特定地区。另外就是医疗和教育资源不行,看个复杂一点的病,还得去县城或者市一级医院。

笔者观察下来,像老程这种55岁或60岁以上、没有技术的老民工,在城市中其实不在少数。他们大多数是第一代农民工,大好年华贡献在中国近40年城市的大发展上,但因为没有技术,工地上的重活已不适合他们做,回到农村种地又不划算,为了减轻子女负担,他们依旧想发挥余热赚点钱,很多社区的保洁员、小区或大楼门卫、公园的绿化工人、仓库清点工、医院护工等,是他们发挥余热的最好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群体。国家改革开放给了他们自由选择的机会,而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打下了一片新天地。多年的实践证明,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只能给他们带来温饱,而不能带来更多的财富,走出农村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笔者举老程这个例子,是想从中探讨一些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农民的养老、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怎么走的话题。

打赢脱贫攻坚战无疑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壮举,这意味着在占全世界18%的人口中消除了绝对贫困。在全球仍有7亿左右极端贫困人口、许多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减贫目标,这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育长效脱贫机制,甚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又是更大更艰巨的任务。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甚至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也是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建成全面小康,到脱贫成果的巩固,到乡村全面振兴,再到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既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传承接力,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

在实现这些目标中,国家很大的重心工作放在了农村。我们依然是个农业大国,还有近六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贫困人口也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的生产力依然落后、治理效率还很低。这是中国的基本盘。

在梳理完这些大背景后,我们再回到前面老程这个典型案例背后反映的新“三农”问题,需要放在更广阔的城乡格局中来统筹,而不能就农村问题谈农村问题。

首先,是农民的养老问题。现在的新农保,显然已经不能支撑农民养老,比如包括老程在内的很多农民,大部分是一百多元一个月,待遇比城镇居民养老相差太大,也不够基本生活。这个差距的产生,是因为考虑到农民有土地,可以解决部分生活保障问题,但现在土地已经成为鸡肋,很多农民其实并不想耕种。农地不实现流转,不规模化生产,使用效率太低。特别是南方丘陵地带和山区的土地,如果不规模化开发,价值不大。这些地方的农地最多只能满足温饱问题,无法带来更大财富。所以,在脱贫之后,如何让这些地方的农民富起来,需要另辟蹊径。

关于农民的养老问题,一些地方已经在探索,比如浙江地区,鼓励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一些找不到单位的农民,可以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城镇养老保险,而且不受户籍限制。但这种方式,前期需要缴纳的费用太高,也许比较适合浙江富裕的农村,但据了解,其他一些推出类似政策的省份参与积极度不高。

其次,是城镇化问题。根据相关部门公布数据,我国目前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左右。这里面的差距,其实主要是2亿多的农民工,这里面有很多80后、90后甚至00后,对于他们来说,回到农村已经很难了,如何让这部分人扎根城市成为“市民”,从而让他们的子女能享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资源、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容易的阶层跨越,是一个大课题。

而且,按照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城镇化率还将提高,未来15年甚至可能达到75%,这意味着还有更多的农民要进城。

当然,很多问题,当时看起来很艰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发展,有些问题会迎刃而解。比如户籍制度问题,在二三十年以前,被诟病很多,而且被认为是中国城乡二元割裂的主要障碍,但现在户籍问题已经不是很大的问题,很多城市都放开了落户限制,成为城市居民已经很容易。但是除了落户,如何扎根,如何成为真正的市民,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享受有尊严的生活,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再次,是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如何相辅相成的问题。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农村人口流失严重,现在留守在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儿童,大部分青壮年都在城市务工,很多农村成了空心村。所以在城镇化不断加速推进的同时,乡村振兴显然不能一刀切全面推进,也不是说要号召这些农民工回到老家,这并不现实,还是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展开。

比如有些地方适合搞乡村旅游,有些地方适合大规模农业化生产,有些地方适合搞养殖,有些地方在城郊适合跟城市一体化发展,这些地方容易振兴起来。但也有很多地方,地理位置没有优势,自然环境也不优良,土地又无法连片耕作,生态环境还很恶劣,这些地方的农民,搬迁或者出来务工,也是不错的选择。而决策部门,就需要提供相关制度设计和配套政策,让他们流动更方便更自由。比如医保异地结算,就是一个很好的改革设计,可以让老程这样的打工人,也能享受到上海的先进医疗资源。

可以预见,无论是城镇化,还是乡村振兴,还是迈向共同富裕,未来十多年的中国,仍将有数以亿计的人员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阶层的转移和流动,同时也将有数以亿计的人群迈入中产群体。在这个大变局时代,我们需要设计好制度框架,让更多像老程这样勤奋的中国人自由选择,尊重他们的权利,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未来可期!美好可期!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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