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共同富裕之路

1、历史性突破在即

《中国共产党简史》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这在党的全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表述意味着“共同富裕”将成为“新阶段，新格局，新理念”的重要内容。

在当下的历史节点突出强调“共同富裕”，有两个重要背景：

改革开放之初，刚从计划经济和大锅饭体制中挣脱出来，面临的首要挑战是“激励不足”，因此，彼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次思想解放，对于此后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主要挑战已经从“激励不足”转向“贫富差距过大”。因此，当前提出“共同富裕”同样是一次思想解放，将对下一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放眼全球，《21 世纪资本论》提出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问题，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现实威胁。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朴素的哲理永不会过时。

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之所以走向民粹主义的历史漩涡，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就是贫富差距问题。在 2020 年民主党初选中，桑德斯、沃伦、杨安泽等重要选手几乎不约而同将“均贫富”做为政策纲领。

拜登上台后，也正在通过提升资本利得税、公司所得税、平台经济反垄断等手段向贫富差距宣战。可以说，如何控制贫富差距是 21 世纪的重大课题。

2、“共同富裕”的经济学含义

“共同富裕”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也具有深刻的经济学含义。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

第一，中国正走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阶段，这意味着消费将成为核心增长动力。2008 年次贷危机之前的世界经济，被历史学家弗格森形容为“中美国”（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这一模式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智库“战略预测公司”总裁乔治·弗里德曼曾经在十年前傲慢地说：

“中国以出口为主的结构，会在未来10年里，给它带来麻烦。中国是没有内部经济（internal economy）的国家，如果欧洲和美国不买中国产品，那么它就无法生存。中国就像外部世界的人质。”

2018 年以来，中国顶住了美国贸易战、科技战的轮番冲击，并开始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挺进。理论和实践均表明，分配差距越大，越不利于消费。一个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结构最有利于消费，而两极化的“哑铃型结构”最不利于消费。

第二，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被压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劳动力价格过低的原因在于：1）员工缺乏强大的集体谈判机制，在企业面前只能忍气吞声；2）很多企业长期不缴纳或少缴纳五险一金；3）很多企业对员工生产安全防护不够，导致大量职业病；4）“996”成为社会常态。

第三，不用担心成本上升的压力。员工工资提升虽然会加大成本，但员工收入提升意味着消费能力提升、订单需求增加，这才是企业真正的福音。

我们需要借鉴福特的历史大局观：1914 年福特宣布将工人的工资增加一倍，使员工工资达到日薪 5 美元，这在当时可说是前所未有的高薪。

这一举动让企业家同行和媒体震惊不已，他们都认为福特真疯了，很快就会被暴涨的用工成本压垮；结果却是福特大获成功。汽车业传奇人物李·艾柯卡认为，福特给世界最大的贡献不是汽车，而是高薪制。

3、通往共同富裕之路

共同富裕，知易行难。一定要明确哪些是不能做的、哪些是应该做的，避免事与愿违。首先必须明确，共同富裕绝对不是回到“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实践已经表明，在一次分配中搞平均主义，会扼杀人的积极性，带来灾难性经济后果。

笔者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理性思考、顺应经济规律、多管齐下：

1.开征遗产税，避免社会阶层固化。遗产税也有助于促使富豪阶层在有生之年把财富捐赠、回馈社会。

2.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城市化率。城乡差距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首要原因。

3.从宏观结构上，要改变“资本密集型”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向人力资本密集的创新型经济转变。生产方式决定收入分配结构。

4.民营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是国民经济的“56789”，要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国企、民企与外企的“竞争中性”。

5.财政要从以修路为标志的“投资性”财政，向以教育、医疗和养老为主的福利性转变，建立社会保护机制。

6.教育不公是导致社会阶层固化的最大诱因，应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提供宽松环境，政府应大规模投入农民工子弟学校。

7.铭记《21世纪资本论》的警告，控制货币超发，实现货币政策中性化，防止资产价格持续膨胀拉大收入差距。

8.减少审批、抑制垄断，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创新创业。

9.资本市场严刑峻法，提高“割韭菜”的风险和代价。

10.在合理监管的基础上，扩大金融有效供给，促进金融竞争和创新，真正破除融资难，进而缓解融资贵。

11.压缩政府机构、层次、人员和权限，实现“小政府，大社会”，降低国家治理成本。

12.实现制度性反腐，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抑制灰色收入。

（作者为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