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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届年轻人都爱研究社会科学?

第一财经 2021-06-01 09:21:00

作者:任思远 ▪ 张云亭    责编:高莉珊

这些青年尝试走出象牙塔,与大众交流,直面社会,做出个体的努力和行动。

2020年2月4日,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曾毓坤在豆瓣上列出了一份《Corona读书会人类学阅读清单》,并表示想要组建一个线上读书会。在当天,有百余位豆友私信加入;次日晚上10点,第一期Corona读书会在线上展开。

那个节点,新冠疫情正不断陷入紧急情况和不确定性。读书会建立的两天前,国内因为疫情被延长的春节假期刚刚结束;13天前,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封城”;2天后,李文亮医生去世。

曾毓坤当时在家中隔离,形容自己的状态为“崩溃”。“我在武汉上的大学,我无法把疫情当作一个用以在家写论文的漫长寒假”。他也参与了一些线上组织的志愿者活动,但最终还是决定做自己最熟悉的、从学术知识和能力出发的事情。

疫情期间,整个社交网络兴起了一场用线上阅读来对抗焦虑的运动。曾毓坤关注到一种观点,有人倡导应该关掉电视和社交媒体,来专心阅读早就想读的书、写早就想写的论文,他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有能动性的事。

以疫情为契机,对学术感兴趣的年轻人开始行动。相比已成名的学者们,这些知识青年没有知识权威的光环,一开始就希望打破圈层文化,与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交流。而微信公众号、直播平台、Zoom和飞书等在线交流工具的出现,也让这个与大众交流的愿望变得可能。

曾毓坤在疫情期间组织的两次在线读书会海报。 制图 / jiney

在海外念哲学本科的刘伦与曾毓坤有类似经历,他担心在国内的家人,可除了打电话让他们买防护用品,“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能做什么。想抓住什么,但又抓不住什么”。他叫上了几位学社会科学的同学一起写了一篇几万字的文章,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分析当时国内在疫情期间的新闻。几乎在Corona读书会成立的同时,他们把文章发在了刘伦和朋友一起创建的公众号上。这篇文章在当天就获得了几十万的阅读量。

大学生交流平台“围炉”在2020年7月和青年活动组织“706同学社”合办了线上圆桌“在变迁之中生活”,讨论教育方式变迁、公共生活变迁,以及公共生活的意义。参与对谈的人,除了周濂、周保松等学者,还有一些在读学生、艺术家等。

围炉成立于2015年,是主要由香港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8所高校学生运营的非盈利组织。“每当面临大的危机时,大众都会对社会有感触和反思”,在谈起组织圆桌的意图时,围炉负责人杨晨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

他清楚这次对谈“不仅是面对大学生了,是面向公众的,是面向80后、90后”,“他们可能想要去了解大学生是怎么想的,或者,他们怀念大学时的讨论氛围”。

而Corona读书会在短暂的探索后找到了更合适的路径。最初,读书会的形式、内容更像是学术训练中的研讨会,第一次的内容主题是“重读流行病人类学”。他们选了两篇这一领域不同时期的重要论文,由1到3名领读者领读,随后进入自由讨论。

但这种面向专业学生的读书会并不适合大众讨论,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曾毓坤回忆,在第二期读书会中,他们选取了福柯《性经验史》中《死亡的权利与控制生命的权力》部分,“大家都热情高涨,想用批判理论来好好检审疫情里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但效果并不好,讨论过快陷入一些关键概念在福柯文本里的诠释泥淖,无法动弹。”

他们又转而尝试在读书会回应当下重要的社会议题—“疫情期间的希望”“共情”“性别与疫情”—不再使用最初无论风格还是思路都像博士课程的书单。

读书会最密集的时候,能够达到四五天举办一次,“非常激情”。令曾毓坤惊喜的是,他很容易找到为读书会做领读和笔记的人,哪怕他们面对的是全新的议题,也可以做到迅速读书、学习。到后来,读书会上出现了不少话题的亲历者来做分享,例如在武汉经历隔离的人。

“新冠是一件全新的事情,你不可能等5到10年,等一个人成了新冠专家之后,再来向他提问。”他说,在传统的学术机构,之前非专业领域的人不太积极参与类似的讨论。疫情带来的冲击改变了这种现状,“群里流传着一个氛围,就是边看新闻,边读书,边思考。”

社会科学及其使命

社会科学专业正在成为年轻一代的选择。根据启德教育发布的《2021中国留学生白皮书》,2015年到2020年,商科申请占比始终排在首位(33.8%),其次是社会科学(21.2%)。而在这5年里,社会科学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增长率达到5.3%。

对于准备选社科专业留学的高中生而言,他们需要在中学阶段就对选定的学科有一定认知和积累。这也驱使了一些学生讨论组织、活动的形成,例如从2018年由上海平和学校高中生创办的“中学生哲学大会”,到2021年上半年已经举办4届,参会的中学生需要提交论文并现场讨论。

刘伦是在高二时加入了一个讨论哲学、社会学的社团,他当时就读于北京一所高中的国际部。在学高中政治必修课时接触到哲学知识后,他通过读学者邓晓芒的《康德哲学讲演录》等书籍进一步接触了欧洲哲学。他希望能有人和他一起学习,再加上国际部的学生有办社团、组织活动的氛围,于是和同伴一起建了微信群,在朋友圈转发了招新的信息。

曾毓坤组织的Corona读书会海报。制图 / jiney

社团在高中阶段给了刘伦一个安稳的、有身份认同的讨论空间。在刚决定学哲学时,周围几乎没有同伴,家人也担忧这种冷门学科会让他在未来不好找工作。社团让他接触到了最初感兴趣的学术领域,并且尝试搭建起自己的知识网络,让他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从实际的角度,参与社团的经历也对他的留学申请有帮助。

拥有13.9万粉丝的B站学术Up主多罗西123也是在高中阶段最初接触了社会科学知识。她在准备出国留学时接触到了美国大学预修课程(一般称为AP课程),在其中选择了心理学;进入美国本科的第一年她尝试选了哲学的课程,并在之后的三年半里选择并修完了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3个学位的课程。

在耶鲁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的她最初只是在B站上传自己弹钢琴的视频,在一次弹奏得到首页推荐、收获粉丝后,她开始把和自己所学知识相关的视频放上去。2019年6月,她在本科毕业时讲述哲学意义的演讲视频再次被推上热门。这条视频当时给她带来了几千粉丝,如今有1600多条评论,其中有不少争议是围绕“哲学是否有用”。

多罗西在评论中回应,“我意识到一段在下台后只收到掌声的演讲,在走出了那个所谓哲学系或学术界的小圈子以后,是怎样广受质疑和不屑……我发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想打破这种隔离。”

在这个视频走红后,多罗西开始做“社哲讲堂”系列视频。除了讲学科的基础知识、邀请学者访谈,她还尝试用学术知识解释现实中的现象。例如孤独、抑郁症和焦虑症、社交恐惧,或者身材焦虑和性开放问题。在一期社哲讲堂中,她表示这是因为知道粉丝们想从她这里听到更多哲学、社会学知识。

多罗西在自己家中录制“社哲讲堂”系列视频。

在这些青年的表述中,“打破壁垒”“联结”不约而同地成为了高频词。比如尽管认为自己不善于组织和行政工作,刘伦还是希望能让社团成为一个社群,这其中应该包含二三线城市的同学。

刘伦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我确实经常能看到他们也在讨论哲学、社科问题,只不过不是在我讨论的地方讨论。所以这种联结很必要。”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自己“肯定是要想办法以后怎样去帮助别人”,“文科知识分子很多有这样一种朴素的理想主义观点”。

在2021年3月的视频中,多罗西讲述了做“网红”的矛盾心情。尽管因为影响力更大感到高兴,她说自己很少因为涨粉感受到“纯粹的快乐和自豪”,因为她担心当“网红”成为她的一个身份时,更会因为她抛头露面、做与学术奉献精神不符的事而“断送学术生涯”。

但她在视频的结尾引用了李普曼的《公共舆论》中知识分子的两个职责:追求真理和传播真理。“我在B站上做的事情,不说传播真理,至少是在传播知识。因为很多时候,形成阶级壁垒的就是知识……如果有专业知识或者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他不在社会有问题的时候站出来说一些什么,仅仅躲在象牙塔里,那你可不可以说学者是在摒弃自己的社会责任?”

到公众中去

在青年们成长为传播者和行动者的过程中,少不了前辈学者的引领。

多罗西谈起了自己在本科时遇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她当时选择了这位教授的社会学入门课程《当代美国社会》。在刚开课的时候,老师就在课堂上说,欢迎所有人去他的办公室自由提问,如果没有问题,自我介绍也可以。

“他很关怀学生,或者说有普世关怀。”多罗西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他并不是在想,作为教授如何享受自己的头衔,或者过上地位很高的生活。他想的一直都是,怎么能够利用他的位置帮助过得不那么好的人过得更好。”

这种体会是从她自己的经历出发的。她接受了老师在课上向全员发出的邀请,在第一次愉快沟通之后,几乎每次教授的办公室开放时间多罗西都会去。他们聊课上遇到的问题,也分享生活的观察。

有一次多罗西在假期回国之后,曾向赖特描述自己在家乡经历的反向文化冲击。教授在邮件中指出了她看似微观的情感背后的社会学意义,并介绍了民族志的定性研究方法—“参与者观察法”,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他鼓励多罗西用学术的方式认知和探索这些情绪。

赖特在2019年因癌症去世。多罗西曾在博客上撰文回忆起他们关于生命意义的讨论。当时赖特曾讲到,“对我而言,‘意义’是通过我们积极影响他人的生活方式实现的。这也许并不是要影响全世界,可能就是影响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你不应该低估自己现在与他人接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曾毓坤说已故的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给了他重要的启发。格雷伯因对官僚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尖锐描写而闻名,曾出版相关着作《狗屁工作》(Bullshit Job),生前曾在耶鲁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高校任教。他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

2012年,大卫·格雷伯在一场占领运动中发言。他既投身于公众事业,也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激励了后来的知识青年 们。

“他不会告诉你,所有的学者或者人类学家需要处在田野和大学的割裂之中。”曾毓坤认为,格雷伯投身社会运动,同时在人类学理论上有非常出色的贡献,“他告诉我这种工作方式是可能的,学院和田野的二分法是可以打破的。”

“这需要不断地去看、去问、去参与,而不是你做了田野,把那个东西仅仅转化成讲台上讲的东西,或者书桌前写的论文,而论文要几年之后才能发表,讲台下的听众就那么几个。”

刘伦认为与公众和社会建立联结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它不仅本身是知识分子责任的一部分,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学东西,然后回馈给现有的环境,并且去生存。”

他认为新媒体传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知识分子的概念神话”。他回忆,他的朋友曾和他谈起美国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这位女性学者在她所处的20世纪中期曾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谈论性自由等问题,被学术圈的人看作“奇怪的存在”。而现在,在网络世界发声、“走出象牙塔”已经不再是难事。

整体来说,影响这些年青人的学者有一个共性—走出学术圈,直面社会问题,做出个体的努力和行动,并肯定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哪怕微小的价值。

这种观点也跟上一代知识分子区别开来。在此之前,公共知识分子与学者之间还有明显的界限,前者虽包括部分学者,但更多是媒体人在充当公众与学者之间的桥梁。而现在,知识青年在自己到公众中去的同时,对于文化记者的认知也有所改变。

围炉的公众号中有一个栏目叫“围炉对话”,由社团的成员选择对话的对象,写成访谈录。这些对话者包含学者、创作者等等。入选的“学者”中有一部分是学院里的专家,还有一种是文化记者。他认为,国内的80后、90后中,有一些不在学术体系中的记者也有深刻的思想。“可能在专业知识、学术性上没有那么强,但是有丰富的个人经验,能做出更贴合社会现实的解释。”

刘伦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当下,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线正在变化,这影响到了知识分子在公共讨论中的作用。之前的知识分子可能更有“固定的姿态”,会输出“正统的概念”,而这种输出很难激发公众的讨论。但现在,知识分子需要更多地与公众一起卷入讨论。

他认为“知识分子讨论公共问题”在历史进程中是常态,而从1970年代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对这种常态有冲击。它直接导致了不少社会问题被归咎于个人,而非社会结构和政治议题,例如家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在公众场域能做的,更多是从纯粹智识、思辨的角度发声,而非介入具体的事件。

但现在,这样的思维方式遭到了批判和质疑。“知识分子没法再作为一个修饰了……他可能发现自己讲着讲着没饭吃了。或者学着学着,疫情在自己的家乡暴发了,这么强烈的冲击下,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想做的、未来要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有差别。”

理想与现实之间

在发起读书会一个月之后,曾毓坤开始在一家国内媒体做民生新闻的实习。他谈起那段时间最深的感触。在当时,新闻的直接迅速缓解了他对现实关切的焦虑,“一个电话过去就能核实”,这比学术研究快得多。另外,他看到记者在短时间内迅速学习和消化医疗领域的新知识和论文,这也是他在博士期间被要求训练的能力。

相比之下,社科研究的精确度有时并不令人满意,“比如一些政策,可能一个跑口的记者比学者更有机会和欲望去钻研原件,对比分析”。

他尝试把社科知识和新闻写作相融。在实习期间,他曾经负责写一篇打工子弟疫情期间上网课困难的文章。在调查中,他发现打工子弟在能凑齐网课学费、也有网课设备的情况下,依然会因为缺乏家长的监督、家庭矛盾等原因导致没法完成课程进度。他选择用“事实性辍学”的概念来描述这个现状,这符合社科研究领域的总结习惯,但在讲求信息增量的媒体是新的尝试。

但记者的职业也带给他迟疑。他先是发现自己周围的同事普遍比自己小很多,“快三十了,确实不能和刚毕业的人比熬夜写稿”。另外他发现,有一些记者朋友希望辞职后去读人类学,和自己选择的路径刚好相反。

他也与自己的同学讨论过新的就业路径,但不得不承认,博士毕业后寻找教职仍是主流的方式。面对高度内卷的学术市场,“如果一小时不读书、不写论文就会出现吃亏的心态”。尽管在探索“新路径”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收获颇多,也有能说服自己的理由,但他确实有一点焦虑。

在当下如何处理发声与学业的关系,以及,今后要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这是年轻的学术行动者面临的重要问题。

多罗西在私信中最经常收到的问题是:学哲学、社会学到底能找到一份什么工作?她承认社会上提供给这样专业学生的工作岗位是有限的,所以在收到这样的问题时,她往往会多问对方两句:生活中有多少经济需求需要满足?喜欢这门学科到了什么程度?

上传第一个与社科知识相关的视频时,多罗西就在评论中看到一种说法:学习哲学的人往往是因为没有顾虑、追求精神享乐才学了这么一个不切实际的学科。像她这样的人是处在特权的地位的,她在教授一种普通大众没有条件学习的东西。

“如果经济顾虑大的话,选择‘更实际’专业的同学做了非常理性的选择,我不会觉得他们没有思考,”她说,“但我希望从事不同行业的人,能通过我了解社会科学或者哲学。在保障他们生活的基础上,体会到这些学科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刘伦说,“知识分子的特权问题”是社团讨论时最先遇到的问题之一。“我不认为原罪,或者身份特质应该是取消行动、拒斥某些人的行动的原因,”他说,“我觉得这种特质恰恰是这些人应该行动的一个原因,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特质,并且正是因为这些,他们才要运用特质加入到行动之中。”

“知识分子应该追求自己的消亡”,他说的时候引用了一篇社团成员的文章,“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个有特权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是不断尝试消解自己这种特权出现的可能性。要消灭使自身得以出现的这个环境,要消灭自身和其他人的这种分别。”

在疫情期间受到广泛关注之后,刘伦希望能尽量退出这种注视,在我们联系采访时,他最初多次拒绝。“好好学习更重要”,他说。

他发现,当需要为社团争取利益、频繁发言时,因为要和别人辩论,他时常得站在某一个立场上。在这种时候,也许要放弃个人进取的空间,反复强调和重复现有的观念、角色、定位,以获得支持。这使得他很容易坚守固定的观点不变。他设想,如果这样下去他必须代表某一类人,这势必使他和另一些人对立。这种局限可能会使反思和行动都受限。

他在2020年下半年退出了社团,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能帮助社团扩充为能容纳更多样人群的“社群”。

在采访中,他谈起在疫情期间让社团广受关注的那篇文章的不足之处,表示自己现在“可能也已经不是很认同了”,“如果有人持我之前那篇文章的立场,他也可以用我自己的语言反驳。这没有问题,而恰恰是学术讨论的一大特色。”

对于年轻一代的学术青年来说,用人文知识去关心社会这个长远目标也许短期内并不会让他们看到多少成果,许多理想也必然在未来与现实产生冲突。但真正重要的是,在一个日渐失去对话的耐心的环境中,这些微不足道的个体试图建立起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与他人平等对话的空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伦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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