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精神永存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优秀的企业家，但在特定的转轨阶段、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更需要优秀的改革家。改革家精神是中国经济开启“第二增长曲线”的关键，他们承担着为企业家搭建一个什么样的舞台的责任：市场还是反市场，现代还是反现代。什么样的舞台上什么样的主角，唱什么样的戏。

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新的时代呼唤新一代的改革家。正如一百年前的旧中国呼唤拯救民族和国家危亡的革命家。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改革家身上的重担并不比100年前的革命家轻多少。中国能否顺利转型为现代社会，未来几十年很关键，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培养出新一代改革家。

上一代立下“丰功伟业”的改革家逐渐走下人生舞台。四十多年过去了，谁也抵挡不住生老病死的基本规律。好在仁者寿，那一代“为民请命”引领改革的老人基本都是高寿，刚刚仙逝的高尚全老人也是92岁高龄。看着一位位设计师远去，我们不免悲痛。但并不相信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改革的精神是有传承的。新一代改革家正在孕育和成长。

通过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规律，推动中国经济奇迹式增长的直接动力来自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这些企业既有国企也有民企。国企中也有企业家，也有企业家精神。但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呢？或者借用哲学话语来问：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第一推动力”是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希望引爆的中国工业革命，为何只能在那个年代成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背后的第一动力是什么？

“第一动力哲学”可以无穷的追问下去，在这里我们只回答第一个层级，可能是显而易见的答案：改革开放。从纵向的对比来看，虽然是同一个中国，但是以1978年历史分水岭为“边境线”，1978以前是“计划经济中国”，1978之后则是“市场经济中国”。当然，历史的边境线绝非如此泾渭分明。即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计划中国”与“市场中国”依然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冲突和割据。在这期间，改革一派小心翼翼的从马列著作中寻找词汇，为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寻找正统依据。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乡村实验到国企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个体户到股份公司、中外合资，这一切都是“市场中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摸着石头过河占领“计划中国”的渐进式过程。

当经济的舞台按照市场的方式搭建，政治家退到后台，企业家走向前台的时候，真正的好戏才开始精彩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像核能一样裂变，所谓“经济起飞”。因此角色大小不重要，关键是找到正确的位置。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中国的企业、企业家不容易，当初是冒着戴“投机倒把”帽子甚至是杀头的风险。但是幕后的设计师，改革开放的第一推手，我们称为的改革家，顶着更大的压力。可以说那个年代，每一位伟大的企业家、实业家背后，都站着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当一封封诋毁企业家的举报信像雪花一样投到检举箱，当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质疑声、指责声指向尚还在襁褓中的海尔、华为，谁来为改革初期刚刚萌芽的成果辩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改革大潮中风风火火创业的企业家值得称赞，但点燃改革的火种并双手呵护点点星火的改革家更值得尊敬。

自从熊彼特发现并提出企业家精神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西方经济就将企业、企业家放到无比重要的位置。但在发展经济学范式内，在特定的转轨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异。第一，中国是发展中经济体，在落后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腾飞，需要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扩张来实现赶超；第二，中国是转轨社会，从计划经济、农业社会、乡土中国向市场经济、工业社会、城市中国转轨，这个转轨过程本质上是基础设施（软件和硬件）重建的过程，是国家能力重塑的过程；第三，中国是大国经济体，地域辽阔，区域差异很大，东部和西部，北方和南方，在经济结构、文化理念、社会习俗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发达经济体多得多——这些问题更多的是结构的问题、体制的问题。

在特殊的转型发展阶段，社会的进步需要制度层面的“破坏性创造”，需要思想理念和认知坐标系的全面革命，此时改革家、改革家精神成为核心的转型发展动力。改革家可以看作是企业家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企业家精神里也包括改革和创新精神，冒险和担当精神。只是企业家在商业市场上搏杀，而改革家是在权力市场、思想市场上博弈。没有改革家为企业搭建市场的舞台，企业家也难以发挥作用。

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和转型经济来说，改革家精神可能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正是改革为企业家精神的涌现创造了土壤。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伟大成就。中国的改革家精神的内涵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事求是，杜绝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具体工作中立足于客观事实，解决现实问题；二是思想开放，不故步自封和盲信盲从，善于听取各方面建议，具有较强的反思精神和纠错意识；三是与时俱进，敏锐察觉时代变化，改革的步伐要跟上时代的节奏，不能使制度成为时代的绊脚石。

归结为一句话，改革家要善于发现常识、总结常识，进而普及常识、落实常识。在尊重常识的基础上，尊重制度和人。

在改革的初期，改革家首先要承担思想启蒙的重任。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所谓“撼山易，撼人心难”。老一辈的领导者和经济学家，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更重要的角色是改革的启蒙者，常识的普及者。从“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走出来，转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复杂斗争。意识决定行动，思想上一旦想明白了，基本的市场规律和经济常识得到普及了，中国所谓的经济增长奇迹也就应运而生。

中国现在处于后改革时代，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但随着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变的越来越复杂，仅仅靠传统市场经济模式来进行资源配置的效果越来越弱，市场失灵的领域越来越多，比如社会上流行的“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比如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自然环境问题、社会思潮问题；比如新的国际关系问题，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如何重建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再比如国家统一问题。这些问题，比改革开放初期的“吃饱肚子”难题难上百倍。

这说明中国社会进入了更高的阶段，过去靠“一包就灵”的简单市场化方法已经完全不够，必须向更加高级、更加先进、更加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升级。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市场失灵了，而是市场的作用发挥不够，市场机制扭曲和异化了。市场是一个非常精致复杂的体系，配套措施和基础设施比如社会保障、法治体系这些软件设施，信息、交通和物流系统这些硬件设施，都是非常重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是，通过效率实现公平，通过公平提升效率。如果贫富差距拉的过大，市场经济也会失灵！

当前，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国内外双循环新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在人口老龄化，要素红利和已有制度红利衰竭的各种压力下，如何重启中国经济的“第二增长曲线”，需要再次回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改革和改革家精神。

不过这一次的改革已经今非昔比，所谓的“改革的深水区”，是指改革的主战场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到更加复杂险峻的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需要一套完整的顶层设计图，需要新一代的改革设计师，更需要的是新一代的思想启蒙家。这是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时代赋予给中国共产党的下一个一百年的伟大任务、伟大征程。

（作者为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