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势能——双碳战略（上）

一、全球货币超发背景下

中国的新破局

到目前为止，21世纪这短短的头二十年时间里，全球共经历了两次波及范围较大、影响程度深远的变局。其一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其二是2020年暴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它的高扩散、难治愈属性也间接给全球经济泼上了一盆“冷水”，在打击了全球经济复苏信心的同时也加快了全球各国“放水”的速度。

实际上，在新冠疫情暴发以前，西方主要大国早已开始了无节制的货币经济刺激政策，如增发市场货币供应，发放公民救助现金，提高央行负债水平，实行市场超低利率或负利率等计划手段，根据Bloomberg最新数据，2021年4月日本央行政策利率为-0.1%，欧洲央行为-0.5%，英国央行为0.1%，美联储为0.25%，基本完全释放了市场货币供应。就美国来说，这种高宽松的财政政策确实缓和了市场恐慌情绪，提振了信心并短期内造就了股市的繁荣，但实际上总体债务水平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并影响了经济健康可持续性。

根据美国联邦预算委员会（CRFB）的预测推算，2021年美国政府的财务赤字将达到约3.8 万亿美元，并且将有可能在2023年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水平（GDP的106%）。除美国外，新冠疫情对其他国家的债务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21年5月最新发布的数据，目前全球经济不容乐观，风险性较高，有32个国家的债务占GDP比率高于100%，其中日本再创新高，为257%，美国为133%，法国为115%，加拿大为116%，英国为107%，中国的负债比率则仅为70%，远低于绝大多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正确决策和及时控制并首先摆脱疫情的阴霾是中国经济可以在短时间内率先恢复的重要原因。

尽管受疫情的影响，我国还是交出了比较满意的答卷，2021年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新增城镇就业人员1 186万人，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量子科技取得重要突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等，这些成就都是中国在社会环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创造的成果。在当下新冠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的后疫情时代，面对国外局势的反复和国际市场的疲软，在积极寻找经济新势能方面我国在两会上也将“碳达峰”和“碳中和”任务正式纳入了2021政府工作报告，并在九省市开启了碳排放交易试点。表面上看似简简单单的节能减排，实际上这背后孕育了超前思考的大国智慧，它不仅是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新机遇，更是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二、全球减碳势在必行及协作渊源

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悟到了有关自然规律的道理，《左传• 宣公十五年》中就曾记载，“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教训后人要遵守客观规律。西方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也曾在其著作《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中谈及只有服从大自然，才能战胜大自然。在过去的五百年时间里，人类共开启过三次工业革命，在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如臭氧层空洞、核污染、水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气候变暖等等。

由MIT科学家联合创立的科学家联盟认为：人类和自然世界目前正处于冲突之中，人类活动对环境和重要资源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不可修复的，如果不加以阻止，我们目前的许多行为会给我们所期望的人类社会、地球和动物王国的未来带来严重威胁，并将改变人类生活的世界以致于无法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方式延续生命，如果要避免我们目前进程所带来的冲突，就迫切需要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论到自然资源和经济关系的未来时，1972年“学习型组织”之父Meadows等人在《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一书中认为从工业革命发展到今天，传统指数型经济增长模式随着自然资源的消耗将会导致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崩溃，一旦人类的物质足迹超出总体可持续水平，正如已经发生了的一样，最终必然会下降。

世界银行在其中一篇报告中也阐述：环境正在以一种令人担忧的速度恶化，并且在某些方面正在加速，环境问题严重增加了人类、经济和社会的成本，威胁到增长，并将最终威胁到生存所依赖的基础。如果人类再不加以积极控制，到2100年，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4℃，粮食将减产50%，预计将会有75%的物种灭绝，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将面临巨大危机。因此全球减碳工作势在必行。

减碳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早在1988年联合国就设立了政府间的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以促进全球碳排放增长的控制。在联合国的敦促和主持下，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UNFCCC大会上明确了各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并制定了第一部具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该条约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共有183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排放量超过全球排放量的61%）通过了该条约。

1997年于日本京都制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工业化国家制定了碳排放减排目标：2008—2012年期间，6种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国家减少8%，美国减少7%，日本减少6%，发展中国家则没有减排义务，同时还制定了3种灵活减排机制并催生出了排放权交易市场。

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各国对到2020年排放总量的安排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在2015年巴黎公约会议上确定了《巴黎协定》，向全世界发出了低碳转型的明确信号。在这其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十年来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比重稳定在28%附近，且远高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水平。继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向参会代表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下降40%~45%后，“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即碳排放量等于碳吸收量。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最新发布的2020世界能源统计数据，全球主要国家的能源利用结构分布中，目前中国的能源结构依然以传统能源为主，煤炭占耗能总量的比重是最高的，约为60%，石油占比约为20%，可再生能源、氢气、核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占比仅约为20%，相比之下，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能耗使用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的使用占比基本维持在45%~60%。

细分到产业结构上，我国发电和供热行业，占比最高，约为45%，其次是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占比约为18%，非金属矿产行业占比约为12.53%，其他行业如交通运输、农林牧渔、化工行业、焦化行业占比均低于10%。可见我国要想在短短的十年里实现控碳目标，不仅时间紧迫，而且任务繁重。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