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模式将终结唯GDP论？

在大约开始于两个半世纪以前的工业革命中，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即人均收入持续而稳定增长，急剧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和历史进程。这种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在短短200多年的时间里席卷全球，遍及世界各地、数以十亿计的人口或主动参与或被动裹挟进这一进程，最终形成了当前错综复杂又密切联系的“地球村”。然而，这是一种令人困惑的经济社会模式。一方面，这种模式创造出之前无法想象的知识和财富，也改善了千百万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这种模式在不到100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产生的问题几乎与其创造的财富一样多。它曾经有过黑暗的历史，在其诞生初期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在殖民时代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传统社会和传统生活方式，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民遭受了无尽的苦难。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这种模式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并未有丝毫减弱，反而愈演愈烈，甚至人类的长久生存都面临严峻的挑战。

最适合从全球视角分析这种模式的成就和困境，并给出出路和建议的，可能非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莫属。始创于半个世纪之前的世界经济论坛致力于联合政府、企业和其他各类社会领袖的力量，引导世界各国共同应对社会分裂、环境破坏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施瓦布及其合作者彼得·万哈姆在2021年出版的《利益相关者》一书中，回顾了这一模式在二战以后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发展，考察了全球化和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结合大量的实际案例和专家访谈，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不平等和环境问题，提出了以利益相关者模式代替以往以个人为中心的“唯GDP”模式。这些洞见对于发达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教授乔尔·莫基尔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源在于启蒙运动，这场运动萌发了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并催生了保护财产权等个人权利的制度，因此，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竞争天性被导向了创造和积累财富，而不是像传统社会那样依靠对暴力和权力的垄断去巧取豪夺。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认为，这种以个人自利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达到对整个社会而言最优的结果，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每个人出于自利的本性从事各种经济社会活动，最终的结果却是最大程度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这种巧妙的制度安排明显优于原始的自然经济、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奴隶经济或封建经济以及以苏东国家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也正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东体制行将崩溃之际，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称这种制度为“历史的终结”。

但是，此后30年的经验表明，这种极度崇尚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的制度不仅没有“终结”历史，反而自身有可能被这种模式所导致的不平等和环境问题所终结。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以个人自利为基础的增长模式产生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对人类社会持续而平等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威胁。这正是施瓦布提出利益相关者模式的背景，也是其力图要解决的难题。

施瓦布将以自利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所造成的问题概括为三个“库兹涅茨诅咒”，即“唯GDP论”、不平等和环境问题。个人以财富的积累一竞高下，但是收入和财富并不等同于个人和社会福祉。在“以贫富论英雄”的社会氛围中，以牺牲个人时间、健康和环境质量为代价去谋得更多的收入，可能无助于个人福利水平的提高。实际上，帮助创立和推行GDP这一指标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本人非常清楚其局限性。GDP本质上是一种“战时”指标，适于衡量战争期间可以使用的各种资源，而现在却成了个人、地区或国家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难免有些本末倒置。无论如何，创造的财富总归只是工具和手段，如何正当地使用以促进个人和社会福利水平才是根本目的。

由于个人天赋与继承的财富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自由市场经济天然具有扩大个人之间收入和财富差距的倾向，由此造成严重的不平等。根据凯恩斯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假说，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穷人有消费欲望但没有消费能力，而富人有消费能力但缺乏足够的消费欲望，由此产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还导致社会分裂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相互借助于各种渠道为分得更大份额的蛋糕而争斗，进而引发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危害经济持续和健康发展。市场机制自发的“涓滴效应”并不足以使掌握更多收入和财富的阶层与低收入者分享共同创造的财富，这些富人和大型企业反而凭借巨额财富积累的垄断性的市场势力攫取更多的收入和利润，从而使收入分配问题日益加剧。由此引发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社会危机促使政府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强有力的调节作用，通过反垄断政策，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收入差距控制在可以承受的程度。

全球化使收入不平等问题更为复杂。一方面，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借助于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缩小了穷国和富国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为拥有更多天赋和资源的个人提供了更为丰厚的收益机会，从而使得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内部的收入差距都有所增加。另外，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产业，使商品的生产与利润的获得跨越了国境，一国之内富人向穷人转移收入的“涓滴效应”更难以实现。一些以利润为唯一目标的企业通过税收转移，减少了对本国政府的税收贡献，也降低了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能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产生了大量平台经济，容易产生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规模效应，从而形成新的垄断形式。到目前为止，各国还没有形成成熟和统一的监管方式和反垄断政策，以抑制新技术的发展对收入平等造成的危害。

另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在于以自利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容易导致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而其中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最具挑战性。正如7月20日我国河南等地的暴雨导致的城市瘫痪，温室效应和气候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对经济社会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任何一个国家每年排放的温室气体都不超过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因此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解决气候问题。而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强制各国实施统一的减排政策，全球范围内的节能减排只能通过各国协商一致来解决。尽管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并且危害到整个人类未来的生死存亡，目前的增长模式仍无法动员起足够的力量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上述种种现象表明，以自利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已经积重难返，而施瓦布所倡导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或许是可能的替代者。个人不应仅追求财富或消费的最大化，企业也不应以利润为唯一目标。政府、企业、员工、社区和环境的利益都应被考虑在内，并且至少在协商环节保障其参与讨论、表达观点和利益的权利。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以免其权力和力量完全压倒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但是，对于利益相关者模式而言，最为困难的是目标和利益更为多元化，如何建立有效的协商和决策机制，对不同的目标和利益予以量化和加权？相比之下，“唯GDP论”虽然有诸多弊端，但是目标单一且容易度量，民众可以问责于政府，股东可以问责于企业，可以发挥强大的引导和制衡作用。施瓦布在本书中提出了利益相关者模式的量化指标，这可以视为破除“唯GDP论”的初步尝试。尽管其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但是这种探索意义深远。

近40年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施瓦布致力于解决的“唯GDP论”、不平等和环境问题也切中我国发展中的时弊。个人以自利为要义，企业以利润为核心，这种现象也正是各类发展难题的根源之一。通过公开和深入的讨论，保障利益相关者参与政府与企业的决策过程，对于利益相关者模式形成广泛的共识，对于解决我国当前的问题并促进未来更为持续和包容的发展，必定大有裨益。

《利益相关者》

[德]克劳斯·施瓦布、[比]彼得·万哈姆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