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全球不平等——我们是认真的吗？

我最近时常批判在“增长理论反对者（Degrower）”中存在的“魔幻”或不切实际的想法。具体而言，我对Kate Raworth（注：牛津大学经济学家）的有趣但不务实的观点作出了评论，并就此与Jason Hickel（注：经济学家，作家）进行了辩论。我认为当前真正需要探索的问题是：在处理气候变化方面，什么是切合实际的思维？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供的主要观点或许并不是原创，毕竟这是一个许多人已研究过的领域，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比我在气候变化领域了解得更多，但我认为，仍然可以利用研究全球不平等所积累的知识与经验来进一步探索这个领域一些。

以全球高度不平等为基础制定相应的差异化政策，可以在气候变化领域提供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具体如下：通过对全球收入数据的分析研究，我们了解到世界人口中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称之为 "富人"）获得了全球收入的45-47%。而不少研究证实，碳排放相对于收入的弹性系数约为1，换言之，即当人们实际收入增加10%时，会产生10%左右的排放量。这就意味着，全球收入最高层的十分之一人口要对所有碳排放量的45-47%负责。这个百分比可以更精确地计算出来，因为我们有详细的消费数据（如果按类别划分，则多达数百个），我们可以为每个消费类别分配精确的碳足迹。而实际上经有关机构的大致估算，全球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人口的碳排放量甚至超过了总排放量的二分之一。

因此，气候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得到了简化。假设我们列出了一份商品和服务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a）是碳密集型的，（b）主要由富人消费。然后，我们可以在一个协调一致的国际合作中，尝试遏制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同时完全不影响其他政策决定：这样一来在贫穷或富裕的地区不用再限制其经济增长，不用再阻碍其发展建设。

如果遵循以上思路，政策调整的全部重点就落在了富人身上。那么到底谁是富人，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全球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人群呢？西方国家大约有4.5亿人，或西方国家收入分布的整个上半部分；东欧和拉丁美洲大约有3000-3500万人，分别占其总人口的10%和5%；亚洲大约有1.6亿人，占其人口的5%；而非洲只有极少数的人。

就实际操作而言，抑制消费可以通过配给制或严厉的征税制度来实现。这两种方法在技术上都是可行的，尽管它们的政治接受度可能并不一样。

如果采用配给制，可以引入实物指标：每辆车每年只能有x升汽油，任何家庭都不得拥有超过两辆车；或每人每月y公斤肉；或每户每月z千瓦的电（或滚动停电）。这样即使可能会有汽油或肉类的黑市，但总体限制将被遵守，因为它们是由总的优惠券供应量给出的。有些人可能认为配给制是非同寻常的手段，我同意他们的看法。但许多国家在战时，有时甚至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都是这样做的，而且是有效的。如果我们确实像气候变化的倡导者所声称的那样面临着 "人类终结 "程度的危机情况，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采取极端措施。

但另一种方法（严厉的税收）也是可能的。与其限制符合(a)和(b)标准的商品和服务的实际数量，我们不如对它们征收极重的税。总会存在一种税率可以将以上商品的消费降低到我们所计划的水平。让我用航空运输来说明这一点，航空运输是重要的碳排放源之一。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想象到，航空运输竟然可以在一年内减少60%。然而这就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中发生的事情，然而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呢？疫情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活下来了吗？是的。由于疫情造成的各国边境旅行限制，是否让人们重新安排了自己的旅行计划，甚至生活习惯？是的。那么，航空旅行永久减少60%是可以设想的吗？是的。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气候问题，那么就像在其他极端情况下一样，我们可以讨论征收这样一种税收，使航空旅行无限期地保持在2020年的水平。这种税收可能意味着纽约和伦敦之间的机票将不再是400美元，而是4000美元，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可能在十年内去外国旅行一次，而不是每年一次，但正如我们从2020年新冠疫情的经验中学到的那样，我们是可以做到，并且可以忍受的。

显然，这样做造成的经济失调将是巨大的。这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整个上层中产阶级和富人失去其实际收入的重要部分的问题，因为大多数 "主食 "商品的价格对他们来说增加了2倍、3倍甚至10倍；这种错位还将严重影响各国经济的大型产业部门。让我们回到旅行的例子上。永久性地减少60%将使航空公司的员工数量减少一半以上，实际上将使波音和空客公司在几年内没有新的飞机订单，并可能导致其中一家公司的清算，将使酒店业崩溃，将关闭比大流行病时期所关闭的更多的餐馆，将使目前抱怨游客过多的部分旅游城市（巴塞罗那、威尼斯、佛罗伦萨，甚至伦敦和纽约）看起来像鬼城。其影响将逐渐延申扩展：失业率将上升，收入将急剧下降，西方国家将创下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实际收入下降。

然而，如果这种政策坚定不移地推行十年或二十年，不仅碳排放量会急剧下降（正如2020年所做的那样），而且我们的日常行为和最终的经济活动也会作出相应调整。人们会在不同的行业中找到工作，一些商品和服务并没有被征税，会变得相对更便宜，其需求将上升。从对 "气候矛盾"的行业征税所获得的收入可能会被用来补贴 "气候友好"的行业，或对失去工作的人进行再培训。我们可能无法每周开车去拜访朋友和家人，但我们将能够利用我们的数字技术和在新冠疫情中积累的经验，在屏幕上与他们沟通。人们的第二套住宅可以极高的程度征税，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会急于出售它们。然后，政府可以买下它们，创建一种帕拉多雷斯式酒店（Paradores，西班牙国有连锁酒店，使用空置的寺院），这样英国的人们，不用专程飞到泰国去度假，而是在附近的一些原私有豪宅中度过他们的年度假期。

这并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些政策，只要有政府间的合作、经济学知识、全球不平等的数据，以及对抗新冠疫情的经验，都可以具体实施。人们会对这种政策感兴趣吗？我不知道，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如果被告知类似于疫情期间的半封锁状态将不得不在未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富裕国家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到兴奋。但是，如果气候变化的问题真的如人们所描绘的那样严峻，我们能不能也像适应新冠疫情一样适应这种 "新常态"呢？我不知道。但我认为气候变化问题的激进支持者应该将这些问题摆在公众面前，而不是用一些不切实际的言语来蒙蔽他们，这才是公平和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