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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在亚洲的实践:经验、创新与挑战

2021-12-06 17:23:25

作者: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    责编:张健

2021年一季度虽面临春季疫情考验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但受到疫后刺激政策的持续支持,亚洲地区经济陆续回温,大部分经济体GDP均实现了增长,三大产业均有上升,消费需求明显提升,投资保持增长势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集团认为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气候金融和低碳金融这些概念都指的是“对金融资源的使用”。绿色金融可用于资助具有环境效益的项目,其中包括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效益。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在2018年列出以下通常被认为是“绿色”的项目: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污染预防和控制;环境可持续的生物自然资源和土地使用管理;陆地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清洁交通;可持续的水和废水管理;气候变化适应;生态效率和/或循环经济适应的产品、生产技术和工艺;以及绿色建筑。绿色金融为这些领域的项目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促进环境保护及治理。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亚洲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倡议与组织的规模仍相对较小,绿色可持续主题的金融活动也相对较少。亚洲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资源密集型和碳密集型为主,随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加剧,这些国家将面临巨大挑战,未来经济增长向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型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路径。

一、亚洲绿色金融发展背景及重要性

首先,亚洲地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在面临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避免最坏的气候变化结果,亚洲各国需要通过新的金融工具和政策来扩大提供环境效益的融资规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指出了调动绿色资金的重要性,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全面实施《巴黎协定》[1]的长期气候目标,到2030年,每年需要1.5万亿美元的绿色融资。

其次,据世界银行统计,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可能上升8.5摄氏度,这将会至少造成1亿人的极端贫穷。而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均为亚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脆弱性和减少碳排放需求的背景下,亚洲地区需要大量投资建设绿色和抗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根据 2017 年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2016 至 2030 年亚洲地区的相关基础设施缺口为总额 26.2 万亿美元(或每年 1.7 万亿美元)。因此,金融部门必将在这一“绿色转型”中发挥核心作用。

最后,亚洲地区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筹集绿色资金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三分之二将发生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因此,客观上也需要在亚洲扩大绿色金融的规模。

二、亚洲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从发展取得的成效来看。首先,亚洲绿色金融资产规模持续扩大。亚洲可持续发展投资协会的报告显示,2014-2016年,日本市场可持续投资资产从70亿美元增长至4736亿美元;其次,亚洲各国尝试建立绿色金融标准。2009年6月,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推出东盟首个绿色指数,为其他国家推出同类证券指数奠定了基础。2013年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了上交所可持续发展指数。但目前各国绿色指数设定和标准不同,尚未建立统一的统计方法,使得绿色交易指数很难进行横向对比;第三,亚洲各国正积极参与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全球目前已形成了三个绿色金融相关的主要合作网络,分别是2012年的“可持续发展银行网络”,2017年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中心网络”,以及2017年的“绿色金融体系的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网络”。

从发展特征来看。首先,亚洲绿色信贷发展日益成熟,绿色债券市场成长迅速。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亚洲绿色银行业务的开拓者。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的数据,亚太地区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于2018和2019年连续两年排名第二,2019年发行量约为1836亿美元,同比2018年增长29%。2020年亚太市场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所回落,而绿债体量降低主要原因是受到疫情影响,防疫相关债券(如医药、健康等领域等)体量增加。其次,绿色保险进行了跨品种创新。近期亚太地区绿色保险的焦点在巨灾债券上,即在自然灾害发生时进行赔付。2017年1-6月全球发行的此类债券价值达到110亿美元;第三,亚洲各国初步建立起绿色金融发展内控机制。利用各种激励机制来降低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成本,扩大了绿色金融的规模。

三、亚洲绿色金融的实践经验与创新

在绿色金融迅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从微观层面,亚洲各国、各机构的绿色实践层出不穷,为各产业链的绿色转型提供金融服务。其中不乏一些优秀实践经验,可供绿色实践者们借鉴。由亚洲合作金融协会发布的《亚洲合作金融协会绿色金融实践报告(2020)》[2],收集了62个亚洲地区的绿色金融实践案例,分别来自48家金融机构。其中有4个分别来巴基斯坦,阿布扎比,法国和英国;中国香港2个,中国内地56个。

案例根据项目类型分为:保险,银行贷款,债券,资产证券化(ABS),基金,股权融资,与其他7大类,其中债券与银行贷款类占最大比例,分别为20个与18个。保险类3个,ABS3个,基金产品3个,股权融资6个,其他绿色金融产品9个。

在七类绿色案例中,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分别占比32%和29%,总体约占总样本案例的61%。2019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为313亿美元,仅次于美国513亿美元,排名第二。从长期来讲,绿债不仅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也可以吸引境外绿色偏好性机构投资者。

报告收录了3个分别来自农业,网络安全和新型“线上线下融合服务”类型的保险案例,绿色保险创新性产品特性不断凸显。中国人寿提供的“农业气象巨灾指数保险”,将灾害指数与巨灾保险相结合,以预先设定的气象灾害指数作为理赔依据,有效破解了政府救灾资金“无灾不能用,有灾不够用”的难题。大家财产保险开发的线上线下融合型“大家财险网店通”,通过系统标准化,解决理赔服务中存在的索赔资料繁琐导致多次往返、门店柜面服务规范管理不完善和客户服务满意度无法量化等问题,使得保险产品更加利民。

在报告收录的18个绿色贷款案例中,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与清洁能源发展类型的占绝大多数,分别为10个和4个。如兴业银行的助力垃圾分类试点“绿创贷”,中国农业银行助力湖州当地企业推进绿色发展的“绿色金融制造贷”和民生银行的“跨境可再生能源投资信贷”等。此外,南京银行的“节水贷”和贵州银行的贵州地区土地复垦贷款是属于节约能源类型的贷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贷款是一种创新型“绿色资产”抵押模式。

在疫情常态化环境的影响下,以及30/60双碳目标下,清洁能源转型不断加速,金融体系资金也不断向清洁能源倾斜。报告收录的20个债券案例中,绿色公司债券占11篇。其中国开证券提供的“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可续期企业债券”,是中国债券市场首只绿色可持续企业债;海通证券提供的“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首次打通了境外资金直接投资境内企业债券的渠道,引入了境外以及中国香港投资者,填补了国家发改委项目引入境外资金投资的空白。此外,报告还收录了3个绿色金融债券,包括中国银河证券提供的“赣州银行绿色金融债券”,“阿布扎比第一银行绿色金融债券”,和国盛证券提供的“上饶银行绿色金融债券”。3个与应对疫情相关的疫情防控专项债,如中国东方资产管理的“华电绿色疫情防控债”等。2个资产支持票据案例,如广发银行针对某能源公司助力发行的10亿元资产支持票据,和浦发银行伦敦分行发行的3亿“美元绿色债券”。

报告收录了3个资产证券化类型产品,如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主体 + 资产’双绿资产证券化产品;兴业证券提供的项目融资租赁“顺泰租赁绿色惠农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及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提供的项目补助“广州地铁集团客运收费收益权绿色资产证券化”。

在3个绿色基金的案例中,有支持环境保护和ESG主题的基金产品,如创新性很强的汇添富基金的ESG主题绝对收益FOF组合;湘江盛世基金投资的18只子基金,每个子基金均投资了绿色产业相关项目,支持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博时基金的“可持续发展100ETF”基金产品共募集14.7亿元。

在股权融资方面,报告收录了2个有关IPO,2个收购重组,以及2个融资租赁方面的案例。IPO分别为景津环保与光大水务两家环保企业;收购重组分别为东吴证券的对盛鸿集团从融资上市到发行债券的综合服务项目和浙江 JLY 危机救助项目;融资租赁的浙商银行“银租通”助力绿色公交出行项目和晶科能源绿色融资租赁项目。

最后,报告搜集的案例中,包含了9个非典型但创新性很强的绿色金融项目。如浙商银行的融资租赁项目“银租通”,邮政储蓄银行针对贵州园林的单株碳汇精准扶贫项目,针对绿色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方向的安华农业保险“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加速对已运营基础设施脱碳项目,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构建中证ESG评级体系”。

综合来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会员单位及非会员单位所提供案例涵盖领域广阔,包含环境保护,新能源产业转型,交通设施,网络安全等,各类创新性绿色产品层出不穷。这些优秀案例丰富详尽地展示了亚洲各国和地区在绿色金融实践方面所做的工作和积累的经验,也为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样板。

四、亚洲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和建议

伴随着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亚洲碳市场的发展也在逐步布局中。碳市场的推动与发展,是亚洲地区绿色金融最重要的绿色实践之一。即将于2021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的目标是最晚在本世纪中叶达到全球净零排放。要想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3],2020-2030这十年至关重要,这将要求国际金融机构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确保全球净零所需的巨额投资得以落实,实现预期气候目标。

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亚洲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显著增加。近年来,资金投入已经成为气候变化谈判进行中的一个重要讨论因素。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援助的审查发现,在实现低碳发展方面的资金投入量是相对有限的。据日本学者的一篇研究文献估计[4],直至2035年,每年需要1250-1490亿美元的投入来减少亚洲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在与气候减缓有关的所有长期投资需求方面,除一半以上的资金可以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外,更需要私营部门组织的积极投入。

亚洲各国碳市场与碳金融的发展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但整体趋势向好。首先,从亚洲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减缓行动的资金供应来看,在2011-2013年期间,用于减缓目的的财政支持总金额仅为6.31亿。其次,亚洲各国发展了一种新的碳金融资金机制,如对超过初始排放上限进行支付补偿。根据AGF的估计,到2020年,以每吨二氧化碳25美元的价格抵消二氧化碳排放,将产生80-140亿美元的净收入。这些抵消的40%将发生在亚洲,估计收入为32-56亿美元,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排放大国可能会从这类计划中受益。最后,从亚洲各国的实践来看,中国、韩国以及日本等主要市场已经承诺本世纪中期的碳中和目标。作为能源进口国的日本准许私人投资进入碳金融领域,并且政府财政为实现2050年建立低碳经济提供了资金保障,拥有“排放量交易机制”和“国内证书交易”。韩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2015年就已经启动。中国在今年7月16日已经启动全国碳市场交易,其中覆盖了2225家电力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这也意味着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一经启动就成为规模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印度碳交易市场是自上而下的企业自主参与,其交易所已拥有碳金融衍生品交易。

亚洲碳市场的发展应该借鉴欧美国家碳市场发展的经验,取长补短,正确选择符合自身需求和现实状况的发展路径。

从交易市场类型来看。首先,碳交易市场的建立是减排目标实现的长效机制。2002年英国以金融方式进行温室气体交易,不仅使企业从中获利,并且还实现了英国的减排指标。2005年成立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世界最大的碳交易体系,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其次,金融机构可以在碳交易和碳金融产品开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荷兰银行已是世界排名前十位的碳交易商,碳金融产品主要有碳交付保险、碳信用额度现金流的信贷等。第三,碳基金作为碳交易市场的主体对促进碳金融发展具有关键作用。世界银行成立了专门的碳金融部门管理碳基金,并开展项目贷款。国家层面主要有荷兰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意大利碳基金和丹麦碳基金,以及非政府组织下的“美国碳基金组织”和瑞士信托银行的排放交易基金。最后,各国碳金融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碳交易过程中的币种,即“碳货币”。从19世纪的“煤炭-英镑”,“石油-美元”,再到今天的“碳合约-X”,当前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中欧元占优势地位。2007年全球碳基金资金规模达到70亿欧元,其中来自政府投资的93.3%是欧元; 混合购买者的84.7%也是欧元; 私人投资者的60.19%为欧元; 其余为美元和极少的瑞士法郎和英镑。

从国家地区分类来看,欧盟是世界碳金融发展的先驱,其在2005年建立的世界第一个国际性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欧洲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的交易量遥遥领先于全球其他地区,法律与实践的结合使系统运营更加有效。美国在2008年提出到2025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零增加的目标,政府发布了“绿色新政”,法案中也注重对节能领域人才的培养。美国不仅在法律上约束减排目标,州级政府和企业之间也在加强减排合作。从欧盟和美国的减排目标、政策和措施来看,欧盟的碳金融实践是行动最快的,美国的相关法律条文是最多的。

中国作为亚洲主要市场之一,全国碳金融市场的建立也推动了亚洲在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及亚洲碳交易市场在全球的分量。随着政府、企业和个人碳金融意识的提高,应该把握时机寻求正确发展道路,为未来完善碳市场的发展做出充分的准备。首先,发现合理有效的碳价是中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政府应该通过碳市场形成的价格信号来引导碳排放权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无形之手”推动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促进绿色低碳产业投资,让碳市场起到高效约束碳排放和激励节碳的作用。其次,在金融服务方面,应该丰富碳金融衍生品。国际经验表明,由于碳交易具有较强的金融属性,多元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大量加入会使碳市场更加活跃。吸引更多社会主体进入,引导资本流向低碳行业和企业,对可再生能源、绿色制造业等低碳产业进行投资,促进碳减排和经济清洁低碳转型。第三,要加强碳金融市场的监管,发展健全的碳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目前中国碳市场处于初期发展水平,应注意过多投机和“结构性套利”情况的出现。应尽快建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时公开发布碳交易信息,保证交易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运行和充分竞争;还要加强碳交易机构管理,提高交易机构金融风险管理能力,防范价格操纵和内幕交易等行为。第四,根据中国现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碳金融市场发展模式。政府可以加大财政力度保障最低碳经济的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绿色贷款贴息、降低碳金融业务收入的税率、加大碳金融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建立绿色信贷指导政策及其传导机制等。最后,在国际层面上,应当认清世界碳金融格局,密切关注世界气候大会及各国采取的措施,加强金融合作。例如开通“碳金融绿色通道”,促进跨境“碳资本”自由流动以及促进外资流向低碳产业。

五、亚洲绿色金融发展的特点和不足

2020年新冠疫情下,整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将大量的资本投入到救灾工作中。在疫情冲击后的的经济复苏政策中,亚洲各国把绿色投资作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重要的增长点,创新融资机制,以实现绿色和可持续的区域复苏。疫情后亚洲绿色金融发展情况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或趋势。

首先,在绿色投资中出现新的投资热点。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等诸多新兴业态发展迅猛,对集约高效、智能绿色的“新基建”需求迫在眉睫。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过程中涌现出的新技术、新模式,新的投资增长点,也都是绿色投资可以发力的新的投资方向。

其次,各国更注重各行业的ESG投资策略。在这次疫情冲击的全球的动荡中,ESG指数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出一定的抗风险能力,部分行业的风险收益表现也优于行业基准。当ESG投资正在实现从理念到实践的加速转换。

第三,人们逐渐认识到标准统一融合的重要性,绿色金融进入协同阶段。融合统一后的全球绿色债券市场,能够有条件更好的发挥降低绿色资金成本,引导资金投向和配置,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例如目前中国绿色债券的跨境发行需求非常强劲,2019年中国境内主体在境外发行绿色债券合计人民币约569亿,是境内绿色债券发行量的1/5左右。

第四,各国金融合作过程中将增强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信任壁垒。疫情的爆发说明了建立跨境数据共享平台的重要性,在金融领域亦是如此。建立完善跨境数据的共享机制,能够保证金融安全以及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强机构监管,更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最后,金融科技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金融手段。例如无接触金融、在线金融教育和数字货币等依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发展迅猛。欧洲和北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是以“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机制为主体。美国的绿色金融发展特色主要是其拥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有效的金融政策,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下,政府、企业和银行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英国作为低碳经济的创始国,政府会为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拥有一套将污染型企业剔除在发放信贷名单之外的严格标准。此外,近年来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应用也逐渐兴起。欧洲银行业研究机构(EBI)2020年提出利用绿色金融科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以直接融资的形式,建立一个更加普惠,具有ESG弹性的金融系统。在促进绿色生产生活方面,探索发行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数字货币,例如德国的太阳能设备供应商宣布接受代币支付手段。在推动绿色投资方面,利用大数据将环境风险纳入投资决策过程,降低信息误差,实现对绿色项目的合理定价。例如,瑞士的坦密诺斯(Temenos)公司为全球银行业提供云端解决方案,以更加普惠的方式进行绿色融资。该公司已累计为超过3000家公司提供服务,日均处理超过12亿银行客户的交易。

相比较而言,亚洲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还有诸多不足需要引起各方关注以期得到有效改进。首先,环境信息披露和对可持续投资数据的披露不足。例如,亚洲各国缺乏统一的绿色信贷统计标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研究发现,有些国家的棕榈油、木材、纸浆和造纸等行业的领先上市企业并未披露足够多的相关信息并且也几乎没有努力解决此问题,以便投资者评估其管理ESG问题的能力。其次,亚洲绿色金融产品缺乏创新,各国和地区绿色信贷审核流程缺乏规范性和吸引力,绿色保险实用性低以及认同度不高,各类产品不被投资者认可。第三,亚洲签署的全球可持续金融倡议机构较少。“责任投资原则(UN PRI)”的 4230 个签署机构中只有354 个来自亚洲,占比 7.8%;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行动集体承诺(CCCA)的38家银行中,亚洲有4家,占比10.5%;“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保险原则(UNEP FI)”的 100 家保险公司中,有 12 家来自亚洲,占比 12%。由此可见,亚洲金融机构在绿色经营方面与欧美国家相比仍相差较大。第四,绿色债券市场快速发展但是不均衡。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数据,2017年亚洲气候债券总额达到8950亿美元,主要得益于中国气候债券市场的快速增长,从亚洲地区来看,中国绿色债券发行量占亚洲地区发行量的比例超过80%。

六、亚洲绿色金融未来发展展望和建议

虽然亚洲地区绿色金融发展起步时间较晚,但是其规模增长幅度和不断的金融创新让亚洲绿色金融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更需要亚洲各国不断努力、加强合作、携手并进。

首先是完善顶层激励机制和设计,提高机构风险管理能力。金融监管部门需要通过为金融企业、投资者等制定激励措施来加强对绿色金融的支持和指导,例如,通过 ESG 披露要求,提高行业透明度,分析风险管理,加强市场实践;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绿色项目融资奖励;鼓励养老金等公共资金投放绿色金融领域;对金融企业工作人员进行环境和气候风险评估等培训。

二是加强环境监管,通过政策要求和禁止,避免市场内幕交易和价格操纵。以石化燃料补贴为例,化石燃料补贴导致的市场价格扭曲对绿色能源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必须通过有约束力的环境监管应对这些实际经济障碍以及调动绿色企业积极性。

三是鼓励金融业创新,为“绿色项目”提供更多更好的贷款渠道和融资工具;扩充可投资项目,支持绿色债券市场和气候保险等新市场领域的发展。

四是促进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投资者和个人作为绿色金融发展的利益相关者,需要加强各方的分工与协作,以此加强金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信息和统计数据共享,建立健全相关分析预警机制。

最后应当加大绿色金融发展的国际合作力度,加强亚洲各国对话机制建设。各国分配的资金和技术很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和技术,并且部分国家环境问题也较为严重。推进国际倡议,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可持续银行网络、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七国集团气候风险保险倡议和G20绿色金融研究组可以发挥国际网络支援、交流和监督作用,更好地利用国际经验。

【本文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研究动态2021年第30期(总第163期)】

[1]《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终极目标是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在该水平上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险干扰不会发生。

[2]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学术支持单位撰写此实践报告。

[3]碳达峰(peak carbon dioxideemissions)指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指通过二氧化碳的“收支相抵”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

[4] Kameyama, Y., Morita, K. and Kubota, I., 2016. Financefor achieving low-carbon development in Asia: the past, present, and prospectsfor the future.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28, pp.201-208.

(作者系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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