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国内规模化种植史后,一批新的蓝莓种植者正从辽宁、山东、湖北等传统蓝莓种植区涌向云南。
云南向来受到各类水果种植者的青睐:多样的气候能承载不同品种的水果,较大的早晚温差能提高水果质量,低海拔和纬度地区则能让果子早熟。近几年,新的蓝莓品种和种植技术正在云南汇集,借助这里的气候优势,国产蓝莓有了更早的丰收时间、更标准化的种植模式、更大的种植规模。这些纷纷指向更高的收益。
和蓝莓类似,“高端水果”起初多是国内稀缺的进口水果:车厘子、榴莲、山竹、牛油果。在经销商那里,它们也有时被称为“精品水果”,电商还没兴起时,高房价区域的精品水果店是重要的销售渠道。而在电商时代,又出现了突尼斯软籽石榴、“阳光玫瑰”葡萄等新品种,“精品”“高端”又有了新统称——“网红水果”。
随着“网红”的周期,许多水果的种植经常无法持久。但蓝莓却不同,作为国产初代高端水果,它罕见地在云南续写了十几年不断更迭的现代农业故事,而这反映着类似的进口水果在中国种植的困境。逾越了这些难关的云南蓝莓,正在迎接新的资本入场、新的潜在问题出现。
2013年,曹世木从深圳一家手机零件公司辞职回到孝感老家,帮亲戚打理当地的水果基地,并在土里种上了蓝莓。也是在那几年,蓝莓作为“高端水果”的代表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视为商机。
联想控股旗下的农业公司佳沃集团是最出名的案例。2012年佳沃成立时,选中了蓝莓和猕猴桃作为联想进入农业产业上游的起点,原因是“高端水果”相比竞争激烈的大宗产品口感有差异化,佳沃希望这能帮助其做到品牌差异化。
10年过去,佳沃集团认为自己正处在蓝莓种植的“3.0时代”。标志性事件发生在2017年,佳沃在云南成立了红河佳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在红河州和德宏州筹建了新的蓝莓基地。它与过去在云南曲靖、山东青岛的基地差异显著,后两者分别代表着“2.0时代”和“1.0时代”。这家公司经历的迭代,投射着同样对蓝莓寄予希望的中国商人、种植者所经历的变动和冲击。
品种的改良是3个版本迭代的关键,这是国内蓝莓种植公司长久以来的软肋。
佳沃“1.0时代”主要的蓝莓产地在青岛,它沿用了创业公司沃林蓝莓的基地。这家公司在2012年被佳沃收购以前已经投建了万亩产业园区,是最早在国内规模种植蓝莓的企业之一,而中国蓝莓的科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
沃林曾经的创始人、现在是红河佳裕总经理的姜惠铁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沃林时代使用的品种是1950年代的美国蓝莓品种“蓝丰”,它适应北方气候,并不适合在云南种植。现在回头看,早年的品种口感偏酸,不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山东省蓝莓的成熟时间在每年6到7月,雨热同季,果子采摘后也难以存储。
曹世木在湖北老家的蓝莓基地使用的品种是“奥尼尔”,它在1980年代在美国出品,相比之前对低温时间的需求更低,但每年仍需要200到400小时。湖北冬季有雪、植物需要休眠,曹世木基地里的“奥尼尔”最早能在5月上旬成熟,相比山东更早一点儿。
转变发生在2015年前后。美国浆果品牌怡颗梅(Driscoll's)第一个在云南广泛种植了适宜南方气候的蓝莓品种,被称为“常绿品种”,无需冷温就能开花、结果。种苗和云南的气候优势配合,怡颗梅的蓝莓品种果实成熟期被提早到2月份——那是国产蓝莓在全年的空档期,也因此是价格最高的阶段。
除了占据时间和价格的优势,他们还尝试让蓝莓这种外来水果“本土化”。怡颗梅中国总经理田仁杰在2021年拍摄的公司宣传片中表示,他们在来到中国之后发现口感偏甜、个头更大的蓝莓更受消费者欢迎,并基于市场需求改良了原产于美国的品种。
海外竞争对手推出的新品种给国内种植者带来不小的挑战。2015年,佳沃集团和水果供应链企业鑫荣懋宣布合并,这是佳沃提高公司供应链和分销实力的举措。被视为“3.0时代”标志的红河佳裕公司由佳沃鑫荣懋和智利最大的蓝莓种植商 Hortifrut合资成立,两家公司分别在新公司持股49%和51%。Hortifrut在帮助从海外引种层面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公司在海外引种可能会面临偏见,而合资企业介入会让困难得到缓解。
“版本迭代”的另一个关键是栽培技术的更新。
近3年,入局蓝莓种植的大公司正在抛弃土壤栽培,而选择为蓝莓定制的“基质栽培”,怡颗梅依旧是最早在中国这么做的公司之一。“基质”由椰糠制成,这使得蓝莓苗可以被栽入盆中,配好比例的水肥从远端管道被输送进基质中,并且随着蓝莓不同的生产阶段精确调节肥料中的元素。这套系统让土壤的改良变得不再必要,加上更先进的大棚技术,大规模种植蓝莓的风险更低,进而意味着更高和稳定的产量。
这是曹世木危机感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他认为自己在湖北老家的蓝莓基地是“基本上是种下去就不管了,非常粗放”。尽管蓝莓5月成熟不算晚,但是基地的种植技术让果子的产量和质量都被限制——蓝莓使用传统方式在土里种植,每年只在年底施一次含有基本氮磷钾的复合肥,也没考虑其他微量元素。尽管为了保证蓝莓需要的生长环境,土壤在种植之前会被改良,但没法精细到让每块土地情况相同。
另外,因为对技术不够熟悉,曹世木在湖北的蓝莓是露天种植,而没有搭棚。这确实是“粗放”的标志,因为基地的大棚意味着对蓝莓产期和质量的人为、精准控制,即便在代表“1.0时代”的北方产区也是如此。北方蓝莓产地常用能使气温升高、果子成熟期提早的“暖棚”,每亩地的投入10万元上下。而在当下的云南红河常用的是遮雨的“冷棚”,蓝莓由于全年气温稳定且温暖而在2月成熟,“冷棚”与新技术和种苗搭配就能提高蓝莓产量和质量。“冷棚”的投入成本仅为“暖棚”的五分之一。
经历过品种和技术如此更新之后,佳沃在红河和德宏基地似乎比过去都更接近“现代农业”模式——更少人工干预、更大的规模和产量。红河州的蒙自市几乎全年无霜,佳沃在这里新建基地的蓝莓采摘季从11月就陆续开始,直到第二年的6月,基地面积共8000亩,年亩产量2吨。另外,这里生产的蓝莓能实现当年挂果、第二年丰产,而传统蓝莓则是3年挂果、5年丰产。
红河佳裕蓝莓基地所在的蒙自市成为了基质栽培、现代种植蓝莓的地方样本。蒙自市农业农村局基于对农业现代化转型的诉求,“真心诚意引进龙头企业”,承接了红河佳裕和海升果汁现代蓝莓种植的计划。此前,蒙自是传统的石榴和枇杷产地,在大公司被引进之前,种植蓝莓的农户和企业少之又少。
直到现在,也鲜有本地农民用自家土地尝试种蓝莓,因为按照当下的种植方式,大棚、水肥系统等投入至少需要每亩地10万元,而大规模成片的土地和高价的种苗对于个体农户来说更是难以接近的门槛。
佳沃在蒙自的基地全景
佳沃的蓝莓加工厂
除了大公司,尝试入局的,是一些掌握技术的小企业主,例如渼沃农业的创始人李斌。他曾是海升果汁负责技术的员工,参与了海升在蒙自筹建蓝莓基地的过程。2021年,海升在蒙自公司的股权被出售给了58集团投资的五八农业,李斌在那之前从海升离职,并和合伙人创立新的公司,目前在蒙自有近200亩基地、十几名员工。
如今,2020年种下的蓝莓苗已经第二次挂果,每亩的年产量能达到1.5到2吨,还没全部被采摘完就已经被经销商以每公斤100多元的价格全部预订。李斌向《第一财经》YiMagazine表达了他对云南出产的蓝莓在市场行情上的乐观情绪,“这个蛋糕还很大,蓝莓在中国的这个季节供不应求”。
曹世木比李斌更明确地知道这点,他现在有了新的身份——在上海的水果经销公司“果然丰”做经销商,他从李斌这样的新农人那里买走刚刚成熟的蓝莓。在渼沃农业的蓝莓基地里,曹世木以很快的语速报出了一串数字:湖北500亩的蓝莓基地每年能挣 200万元,云南新模式的蓝莓基地20亩就能做到,每年每亩的平均产量差了7倍:一个500斤,一个4000斤。为了不让湖北老家的生意“一眼望到头”,他希望能从云南带新的种苗和技术回去,改良湖北的基地。
“在2020年来云南之前,别人跟我说现在在云南种蓝莓,年化投资收益率能达到百分之一百二,我其实不信”,除了进货,曹世木同时在学习,“来云南看过之后,我决定把以前的想法全部推翻。任何朋友说什么我都信,把心态放空,就能快速装满”。
国内市场对于蓝莓、车厘子这类“精品水果”增长的需求,是让曹世木对于蓝莓种植仍有激情的重要原因。上海果然丰进出口有限公司曾主营进口水果的批发代理,较早接触了进口的精品水果。而现在,他们开始花更多精力在国内寻找精品水果货源。“国内精品水果现在正是崛起的时候”,曹世木的同事周昌健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进口量的萎缩是最直观的迹象,同时也是推力。
2014年前后是果然丰进口水果量的巅峰,“每年要在海上漂上千条十五米的柜”,随后水果柜的数量逐年降低,到2021年是500多条柜,疫情给全球贸易带来的阻碍是显性原因之一,这让国内水果经销商不得不看向国内种植区。2021年,周昌健负责的果然丰国内精品水果采购额有3000万元,2022年他预计会达到5000万元。
从2015年开始,做了十多年水果经销商的周昌健开始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规模、标准化种植的基地上。最重要的原因是,相对小农户生产的果子,基地的产量可控、质量平均;另外,当时也是冷链物流和生鲜电商开始变多的阶段,小农户逐渐不再依赖周昌健这种经销商,可以通过电商平台直接销售自家的水果。
与阳光玫瑰等仍由小农种植为主的精品水果不同,在蒙自的蓝莓是规模化种植,并且有很高的技术门槛。因此,周昌健认为,蓝莓价格在短期内会维持目前的水平。此外,2021年出台的“扼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政策,使得找到大片的、用于做水果种植基地的土地越来越困难,李斌就坦言经历过已经选好的土地因政策管控无法使用的情况。这也为蓝莓产业竖起了壁垒。
早入局者幸运地赶上了政策红利期。佳沃、海升在2017年前后顺利让蓝莓种植基地在蒙自落地,靠的是政府支持。佳沃目前用来建基地的土地是政府出面流转的,在2018年,其80多天内流转了 8000亩土地,被称为“蒙自速度”,这是企业自己很难解决的问题。
政府同企业和经销商一样,希望大规模标准化的水果生产能帮助其规避传统小农种植模式的不确定性。红河州蒙自市在过去也是传统的水果产区,石榴和枇杷尤其出名,“在条件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只要有‘特色水果’就能维持市场价格的稳定,而不需要是‘优势水果’”,一位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这样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现在不一样了,突尼斯软籽石榴一出现,全国哪里有好品种就有人去种。而我们只有光、热、水的优势,在精细化、规模化管理上和别人是比不赢的”。
在他的观察里,蒙自石榴的价格在2006、2007年到达顶峰,后来一路下降,并且价格波动大。他把这归咎于传统小农种植模式带来的无法把控的风险,例如突如其来的病虫、大城市市场波动等。政府决定引进大公司,大公司按照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的方式、自带的销售渠道,以及更庞大的资金量引来的种苗和技术能规避这种风险。
蒙自市的现代农业布局从2018年开始起步,计划在2025年之前现代农业的产值占到全市比重的三分之二。尽管现在和过去这座城市都在做水果的生意,但到目标实现时,水果品种、耕种方式、本地人获益的模式都将与过去完全不同。那时,可能没有人会像对待蒙自石榴一样对待蒙自蓝莓,水果作为“特产”所包含的本地种源和当地生活方式的意义会被弱化。“水果之乡”蒙自,更恰当的标签将会是“条件优渥的世界水果生产厂”。
正在加工、打包蓝莓的工人。
种在基质里的蓝莓
对于吃水果的人来说,“生产厂”的水果和“自家地里种的”相比,最明显的差异是口感更稳定,“因为农民睡过头而少施了肥导致偶尔出现的酸果或许会越来越少”。如同工业品有模具,蓝莓的“生产厂”也有对照的生产标准,它往往被希望是“市场的需求”。基于此,工厂改良种苗、规范生产条件,然后精准生产受市场欢迎的水果;之后,水果被经销商抢购、再被市场迅速消化。周而复始,每个环节看上去都在达成“共赢”。
有人认为这是消费者的喜好促成,“种植决定消费”“卖什么吃什么”的时代已经过去。“在中国,市场决定蓝莓的大小,这种情况在别的市场中很少见”,怡颗梅中国区总经理田仁杰在公司宣传片中这样说。果然丰的周昌健也有类似的感叹,“消费者的嘴巴已经吃刁了,越来越难伺候”。
他向《第一财经》YiMagazine回忆,2013、2014年时,他尝到的国产蓝莓口感是纯酸的,基本尝不到甜,并且最大只能达到现在普通果的标准。而现在,他在红河尝到的蓝莓已经是市场受欢迎的偏甜类型,最大的蓝莓甚至有13克,“未来中国蓝莓要做到和车厘子一样大,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上,让蓝莓变得更大、更甜的推手也有经销商和种植者。相比从前的小农户种植,被精准计算的蓝莓基地更有可能培育出标准化的、更大更甜的果子,并在此路径上不断精进,在数据上有所突破。而经销商面临的则是销售的“内卷”,他们带着大、甜,以及代表新鲜的果粉(蓝莓表层的白霜)这些“精品”的主流标准向种植者收果,并赋予一级、二级果和“垃圾果”的定位,他们的需求势必也会传导和影响种植者。
在这个过程中,最容易被淘汰的无疑是外观和口感不够标准的“歪瓜裂枣”,而这曾是传统小农种植不可避免的结果。一线城市的消费者能在水果店看到个头一致的蓝莓被整齐陈列,每一个的口感也差别不大。周昌健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筐装的葡萄在上海,一天只能走两筐。礼盒装就能啪啪卖完”“价格高的水果比便宜的还要好卖”。水果作为农产品“粗犷”的一面逐渐消失,成为精致生活的象征。
被分选过后的蓝莓
不过在蒙自的蓝莓基地,大城市的“精致”是在公司主导的情况下被批量生产的,农民耕种的经验在这种模式里几乎派不上用场。在大规模工业化农业发达的国家,已经出现了反思这种模式的思潮,并有人主张回归小农场主使用更生态的方式精耕细作,农民的经验因此被看重、被不断提升。但在中国的蓝莓种植案例中,事情还远没到那一步,“大规模工业化”经常被视为比传统农耕更为稳定、安全的生产方式。这导致从“1.0”到“3.0”的进化中,农民与种植的关系日渐疏远,而越来越接近“包租婆”和“工厂工人”的角色。
渼沃农业蓝莓基地的摘果工人
佳沃在蒙自和当地农民合作的模式是租用农民土地30年,在上面自建基地。在基质栽培、水肥一体化技术普及后,农民就算被雇佣为工人,在种植的环节也帮不上忙,能做的就是摘果、除草等简单的工作。因为新模式的资金和技术壁垒,农民很难通过学习和效仿复制现在的公司所做的事情。一位农民如果自家有田地要打理,同时还要在蓝莓基地干活,将会有“一天内既做农民、又做工人”的体验。
除了进基地打工,出租自己的土地成了农民与这项生意的重要交集,也是农民知晓和接受新模式的起点,这件事起初并不容易。在面对一个经验范围之外的规划时,认为“土地撂荒了也是自家的”、不愿交出土地的农民并不少。曾经在蒙自的草坝镇任党委书记、在2018年负责当地土地流转的郭宇向《第一财经》YiMagazine表示,现在被称为“蒙自速度”的流转成就在当时对他来说是工作上的“一道坎”。
郭宇是2018年底接到土地流转任务的,为的是3个月后佳沃的蓝莓基地能在草坝镇建成,因为再晚会错过蓝莓的生长季,需要再等一年。他在之前做过拆迁征地相关的工作,但第一次面对这么大规模的土地流转,难点首先在于这次需要的是成片的土地,如果中间有零星几亩不被流转,蓝莓种植基地都建不下来。另外,郭宇表示拆迁征地是依据城市规划的法律法规,但这次土地流转对村民来说“是一个生意”,谈条件的过程中村民更有权利拒绝。
红河佳裕的总经理姜惠铁回忆起当初土地流转的工作,表示“农民的工作不是给钱就能做好的”,并称赞郭宇与村民拉近关系的能力。“功夫都在戏外”,郭宇这样形容当初的工作方法,指的是让村干部去村民家里聊天,但不提土地流转的事。除了和村民更熟络,他们还帮忙解决修路、照顾老人等问题。
如今,关于迅速被筹建起来的蓝莓基地,政府和企业谈得最多的是它给农民带来新的收入。土地被流转的村民,除了能拿到每年每亩一千到两千元不等的土地租金,还能去基地帮忙采摘、挣工资。不过,企业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的风险是,未来行业变好、土地资源涨价之后,农民可能不再愿意遵守之前的契约。而如何给农民持续的激励并让农民真正接受企业进村,是企业持续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佳沃蓝莓基地,工人采摘下来的蓝莓被装进小塑料盒,重量不能低于125克(大约60颗蓝莓),采满一个盒子的工钱是7角钱,他们的平均工资是每天180元。工人以40岁以上的女性居多,她们因为需要照顾老人和孩子而没选择外出打工,丈夫往往在打理自家土地。
但显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接受抛弃从前在自家土地耕种的劳作形式,除了经济效益,农民看重的还有文化习惯以及在自家土地耕种时的尊严。一位在当地种了十多亩葡萄的农户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尽管自己这样并非每年都能赚得比在外打工多,但能达到温饱,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不像打工时要看人脸色。
李斌和曹世木从小都是在农村长大。如果生意进展顺利,他们或许能用新的模式获取一向被农民看重的尊严和财富。而他们世界里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冲击: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一线城市的消费需求、来自海外公司的竞争,也正冲击着他们最熟悉的土地和农民。
致谢:感谢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亚东,熊猫指南首席技术官唐飞以及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红河山地未来种质资源创新中心主任许建初对本文的贡献。
(应采访对象要求,曹世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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