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凯雷：在非洲，我们不谈论绿色建筑​

“如何看待‘可持续’和‘绿色建筑’的概念，你所做的建筑是否可以归进这个类别？”2022年3月，非洲建筑师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再一次被《第一财经》YiMagazine问到了这个问题，在获知自己获得2022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之后。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要求点评建筑上的“可持续”了，大部分知名建筑师在被访谈时也有这种经历。和其他行业类似，“可持续建筑”“减少碳排放”已经成为了当下建筑界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而曾经象征城市文明的高楼，有一些正因为建材和能源的过度使用、对鸟类造成的伤害等被纳入“不可持续”的批判范畴。

“弗朗西斯，我对于人们过度使用‘可持续’这个词已经感觉疲惫了”，凯雷在2021年接受采访时引用了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对他说的话，并且表示自己因此不太说这个词，“我做就是了”。

凯雷的建筑实践从最初就与西方城市的高楼不同。他的尝试是从 2001年在家乡布基纳法索的村落甘多建学校开始的，这里的各种资源的极度匮乏，即便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在全世界流行，也很难在这里落地。凯雷的做法是尽量从当地取材，通过把黏土与水泥混合做成有聚热效果的砖块，保证教室内在没有装空调的情况下保持凉爽和通风。在做这个项目时，他还在柏林工业大学读建筑学。在此之前，他7岁离开甘多去城市求学，之后成为一名木匠，并因此获得了去德国进修的机会。

以非洲为起点，凯雷积累了一套适用于当地的建筑方法，并在后续的实践中应用。除了使用土砖和木材，还有双层屋顶、间接光照、交叉通风和遮阳室等（而不是传统的窗户、门和廊柱）。在马里国家公园，他把一座建筑直接建在天然岩层上，这种有蓄热功能的石材与宽阔的、架空悬挑的屋顶形成被动冷却系统。2017年，凯雷受邀设计了伦敦的蛇形画廊，同样使用了他在非洲常用的悬挑大屋顶，并将它设计成漏斗形状，收集雨水以浇灌绿地。

很难说凯雷当初是在为“可持续”而建房，在一个以欧美为中心的建筑理论体系中，可持续是基于这些地域对过度碳排放的反思。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非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碳排放量则让“可持续”成为一个外来的伪概念。

凯雷的设计更多是基于非洲的资源和发展状况想解决办法，并在此过程中尊重当地传统生活的智慧。但很显然，对于为找到“可持续”建筑方法论的建筑界来说，凯雷成为了一个案例和坐标。

2022年普利兹克奖的评委王澍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可持续发展对于普奖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主题，而“所谓明星建筑师，更多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商业化、过度城市化与流行趋势的产物”，这种转向意味着普奖“视野更加开阔、对城市和乡村的关注更加平衡”。

在历届获奖者中不乏擅长设计城市高楼的“明星建筑师”，但近十年来的评选已经有了不同倾向。王澍便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他于2012年成为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中国人，并同样因为在建筑中尊重自然和传统工艺而被称道；而另一位则是2016年得主——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他被赞誉的原因是在地震灾区做低成本、社区参与的社会建筑，从2020年11月开始，他担任普奖评审委员会的主席。

在得知自己获奖后，凯雷完全坦诚地展示了他的喜悦。在接受采访之初他就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自己“极度激动”“感受到极度的荣耀和很重、很重的责任”，并且在视频通话时紧握双拳，表示奖项会让他“努力、努力、再努力做到最好”。

对凯雷来说，“责任感”并非在获得普奖时才降临，而几乎贯穿了他整个成长历程。他是村长的长子，7岁离开甘多是因为村里没有学校，没法像他一样离开村子的同龄人无法接受教育，而这也成为了凯雷在还没毕业时就回村盖学校的原因，“为了让留在村里的孩子能上学”。甘多小学项目在 2004年获得了阿卡汗建筑奖，这几乎是这个非洲村落第一次被广泛知晓。

他让本地人一起参与了甘多学校的建造，这种“乡亲聚集”式的工作方法也是“负担责任”的一面。当地村民成为项目工人，既能降低建筑成本，又让村民获得了就业机会和工资。凯雷看中的还有当地人因此获得的自豪感，因为他们擅长的传统工艺没被抛弃反被尊重，同时获得了共建“新建筑”的权利。这同样成就了凯雷，他至今感激那些“村里的但是向外迈了一步”的村民们，他向建筑杂志《PIN UP》回忆，乡亲们不完全知道他想做什么，但愿意支持他、和他一起期待结果。

这种在职业分工明确的发达国家很难达成的合作方式也得到了嘉奖：“为社区而建，与社区共存”。而因为脱胎于非洲独有的社会环境和问题，凯雷的建筑除了实用价值，还经常有公共教育的意义。在被委托设计布基纳法索的议会大楼后，凯雷设计了一个金字塔状的开放式建筑，同时也鼓励市民在外部进行非正式集会。这个他本不抱希望的提案被意外采纳。他告诉《PIN UP》原本令他犹豫的是，“在前殖民地国家，人们对于自治事物能否成功怀有疑虑”，但他现在认为“应该提供一些有远见的设计”“激励人们探索各种可能性”。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非洲不仅代表着落后，也代表着更加自然……这种重返自然的建造探索，已经成为世界建筑学的一种新力量”。王澍认为凯雷带来的地方经验被认可，意味着今天对世界建筑的不同理解。他回忆起十年前自己获奖时，凯雷祝贺他是“第一个世界建筑师获得普奖”，意为在此之前所有获奖者都来自西方文化圈。而如今，凯雷被称为是“第二位获奖的设计建筑师”。“今年的获奖者，并不仅仅是一个非洲建筑师，而是一个走出了全球化的藩篱，带着更加开阔的视野，真正返回地方性的建筑师。”王澍这样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

事实上“本土建筑”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对于一个地区情况拥有细致、针对性的考察，并基于此对当地的资源和文化充分保护，从而凸显出建筑的“个性”。相反，“明星建筑”常被诟病的一个原因是大公司在世界各处复制“明星”的建筑风格和样式，使得当地的景观建筑特色被泯灭。

有趣的是，“普利兹克奖得主”的身份经常成为“明星建筑师”身份的考量因素。在2022年3月之后，凯雷会和其他普奖得主一样，将因此面对全世界的关注和项目机会。而能让他自然说出“做就是了”，以及与乡亲共同工作的状态得到保持的，除了奖项对他工作的认可，还有全球公众对于“本土性”和“全球性”的新认知。

《第一财经》YiMagazine与凯雷探讨了在西方流行的“社会建筑”和“建筑可持续”，这两者在凯雷的非洲建筑实验中合二为一。

以下是《第一财经》YiMagazine与凯雷的对话：

（K：凯雷，Yi：《第一财经》YiMagazine）

Yi: 在您工作的语境里，如何定义“社会建筑”？

K：在我的工作里，很难去下简单的定义。不过我认为，“社会建筑”应该是让尽可能多的当地人参与进来的过程，人们在参与的同时，建筑师们可以教授给他们新的知识。这是在非洲语境里独特的意义，因为这里确实缺乏所有专业的、高质量的手艺。所以最重要的应该是让他们参与进来，让他们学习如何搭建和制作，之后他们会用这些方法改善他们自己的房子。

社会建筑，还意味着对住户的关心。我想说的是，就算是穷人也应该能享受好的建筑带来的舒适和良好的生活质量。在布基纳法索的语境里，我不想去探讨花多少高价去造一个美丽舒适的建筑，而认为应该花更多精力去思考，如何使用最低的成本、当地就能找到的材料设计出尽可能舒适的房子，只要用对方法，这点是能做到的。

这些方法以及带来的舒适，是可以提升居民的自尊和自豪感的。这些就是我对社会建筑的定义。

Yi：和当地人合作确实至关重要。在与他们一起工作这件事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K：一定要花时间来做详细的交流。首先是需要倾听：什么是这些人真正在意的事情，怎样做才能对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使用这种方法就意味着，你是在把当地群众的期待转化进建筑当中，而不是单纯做图、整合信息。

第二个阶段的重点就是让当地人都能参与进建筑的搭建中，这样他们就能学习到新的知识和方法。因为在非洲，一个新的建筑往往是非常显眼的存在，它的影响不仅限于里面的住户，也会作用在周围的邻居身上，甚至会影响每一个从它跟前走过、看到它的人。因此，建筑需要包含对人的正向引导和回应。

Yi：通过一个案例，讲讲您在和当地人合作时遇到的难点和解决的方法。

K：我还记得我在家乡做第一个学校项目的时候，邀请当地的妇女一起用黏土铺地，然后我发现她们在这件事上非常专业。在项目开始之初，我就告诉了她们我的打算，所以她们知道我对她们擅长的东西很感兴趣，而且我已经准备好和她们学习一些传统技艺。

她们组成了一支很大的队伍来参与建筑的建设，而且每个人在这时候都表现出来惊喜，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熟悉的手艺要被用进现代建筑——别忘了，学校在布基纳法索的一些地方是现代化的、新事物的象征。当本地人得知自己可以参与建设的时候，他们会感觉自己是被认真、严肃对待的，而且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是能派上用场的，所以他们会愿意出力和帮忙。

除了铺泥地，能帮上忙的还有会砌砖的人，以此类推，我们把会各种技艺的人聚集在一起。也就是我寻找可以用得上的本地人的技艺和能力，尝试向他们学习，同时将这些技能的使用进行改进。整个过程就是观看、讨论、提出想法，并让人们加入进来，很简单。一段时间过去，会有当地人过来看看工程的进展，然后告诉我他们知道怎么去做，并询问我是不是需要他们的帮助。

当然，在让当地人参与进来之后，我需要找到让所有人能持续工作的办法。在学校的案例中，我后来会付给他们工资。你能想象这件事吗？这让平时居住在村落里的妇女们能参与建设，同时还能赚到一些钱，尽管不是很多，但对她们来说这是个好事。这个项目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因为参与其中的人因此获得了工作。

Yi：当下，“绿色建筑”“建筑可持续”在全世界都是风潮。您对于这种风潮的观点是什么，您认为自己的建筑可以被归入这两个类别吗？

K：实话说，我从在非洲做建筑开始，就一直在找当地本来就有的、本地人也熟悉的材料，我就是想在此基础上做一点点改善。使用自然的、不对环境产生负担的材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事情，而一直在我所做的事情的基因当中。所以很抱歉地说，我也不需要去思考这些概念，而且有点惧怕使用这些词汇。因为基于非洲的条件，使用有限的资源和能源去建造尽可能舒适的房子是很常见的情况。

有时候谈论这些概念让我感觉有点羞耻，因为近些年有人在用“绿色”或者“可持续”去宣传一些旧有的形式和风格，只是为了维护品牌，所有东西听起来都变成了绿色的、可持续的，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改变。这种做法不对，而且很危险，我们需要的是货真价实的“可持续”。我们需要改变我们思考的方式，并且做出改变，去真正地用绿色的方式建造，而不是只是说说“绿色”这个词。

Yi：节约的、绿色的建筑方式对于非洲居民来说是自然的事情，您如何从当地居民那里学到可持续的建筑方法而非用现代建筑的知识去教育他们？

K：这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技术已经带人类走得太远了。它的好处是给人带来了舒适和方便，但危险之处在于，如果我们太依赖技术就会开始忘记旧的做事传统。

我的经验是，在非洲如果我对人们说全部使用传统的技艺，他们会认为这是我想阻止这里的发展、我在拒绝现代化。但我觉得这么想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回去看看真正住在乡村里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是以和自然很亲近的方式生活。非洲每年的温室气体仅占全球总量的5%，所以我认为值得去看看这些人是如何与自然相处同时不会给环境造成严重负担的，我们应该重新学习这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我希望非洲不要去尝试复制西方的发展方式，因为这在非洲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是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回到非洲，理解人们是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在当下，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议题，很明显，如果非洲有更多的人也像西方人那样生活，我们会面临崩溃，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资源。我们是想要现代化，但我们也得看这将付出什么环境方面的代价，然后找到合理的方式。

所以这意味着真正的创新，但达成创新需要回溯传统。尊重自然同时又能让现代化实现的路径就是，多看看之前的人是怎么做的，以及为什么我们不能激活这些类型的技艺？

Yi：您在当地人中间推行传统材料和方法的时候是否遇上什么困难？他们是不是还是更希望见到钢筋、混凝土做的房子，而非木头和黏土？

K：确实，在建筑的事上，这是我们一直面临的挑战。西方玻璃、水泥的建筑确实很有吸引力，成了统治性的存在，很多人都想去建那样的建筑。但现实就是，我们真的承受不了，经常用错误的方式使用那些材料。比如说，非洲很多地方都很热，如果用西方的方式在建筑上使用玻璃肯定不行，至少应该想想其他的方式。所以说，人们梦寐以求的建筑，并不是基于现实情况。

但如果我对他们说，我们可以不用玻璃和混凝土，可以考虑一下传统的木头和黏土，他们有一千种、一万种理由反对我，因为觉得那是穷人采用的材料。尽管他们不会直接这么讲。他们可能会说，黏土不够坚固、容易倒塌、不好看，木头易燃、容易吸引害虫。总之，说到底就是想表达我的房子看上去要现代一点，不能用穷人用的材料搭。

这就是我一直面对的情况。但实际上去村里走一走，你能看到很多很多用黏土搭的房子很牢固。所以我既要说服他们，也要尝试改良老材料和使用方法。这样本地人也能说，哇，这个真的是我之前见到的黏土吗？所以还是要尝试创新。

Yi：所以您的这些经验是否能用在发达国家？

K：近来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找我是因为我在非洲让群众加入的方法。在布基纳法索，这种方法很好用的原因是那边的人们没什么工作，所以我一来，大家就很愿意帮忙。但是在西方国家，保险无处不在，没人想要担责，因为社会运行过于规则化，我能做的事情变少了。

我在这种情况下能做的是到公共场合去发声、组织讨论，发起与群众沟通的话题。除了这个，因为西方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所以如果我对于用木头、黏土等材料有好的想法，是更容易找到能帮我的材料专家的。我需要不断坚持我的想法、打破规制，面对寻找新鲜点子的客户，尝试证明这些可能脱胎于传统的灵感是有用的。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应该改变做事的方法，不能一直想着“用玻璃、用玻璃，还是用玻璃”。

Yi：您曾经提到过，希望自己设计的布基纳法索议会大楼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公共空间。您要怎么实现这个目标？

K:首先布基纳法索议会大楼是一个有点棘手的项目，它诞生于一场运动，有人将过去的议会大楼损毁。我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叫去设计一个新的，而新的建筑被期待是更加透明、开放的，以及有纪念性的意义。

你想象一下我的处境，我平时在欧洲生活，家乡的人们有时候会在电视里看到我，认为我是知名建筑师。所以他们叫我回去做议会大楼的设计，如果我拒绝的话，他们可能会说，“国家之子”拒绝去做国家议会大楼的设计。那对我和我的家庭都将会是一种压力。

所以我用一个类似于激发试验的方案回应这个诉求，那就是一个开放的、透明的、现代的金字塔。这是这个国家过去从未有过的东西，因为我的想法是能让这个建筑拥有完全让公众触达的结构。我想着这个想法可能会被他们否决，那样我也就自由了，至少我已经回应过了。

确实在做出设计后，最初我听到有人告诉我，非洲没有政客会接受这种建筑。说实话，我那时候还挺开心的，因为做这样的建筑将是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当时的国民议会主席萨利夫·迪亚洛（Salif Diallo）对我说，凯雷先生，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好。后来布基纳法索就开始了国内斗争，他又来柏林和我讨论过几次设计，比如希望我把建筑改小一点、增加一些功能等。

我当时和议会说，听我的，如果我们做这样一个建筑，我们就应该把它开放给人民，让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建筑。他们能在楼梯上聚集和开会，能在屋顶上举行婚礼，如果这些事做到了，它将会成为最厉害的公共建筑。所有人听了之后都很震惊。后来我又说，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下次变革再来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建筑都还会被损毁。但如果你造了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建筑，他们会自觉保护它。不过现在因为政治局势，它还在建设当中。

Yi：过去您曾接受过木工的训练，这段经历对您现在对建筑的认知有什么影响？

K:确实，我之前学过木工，因此拿到了来德国的奖学金，并决定做建筑师。因为我觉得我知道怎么做家具、怎么做屋顶之后，我还想知道怎么去做整体的设计、怎么修墙，这对我来说是个完整的历程。做木工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于建筑的认知，比如让我对很小和很大的建筑都能有所感知。

另外，在有能获取木头的地方我会用木头建造，比如在美国蒙大拿的提佩特高地艺术中心的木质展亭，用的是当地原始的松木材料，完整的木头几乎没被怎么修饰。在伦敦的蛇形画廊也是用木头搭建起很好结构的案例。所以只要我有能力驾驭，我就会用木头，尽管我也很喜欢探索其他材质，但是做过木工对我的建筑来说是很大的优势。

Yi：最后一个问题。您被宣布获得普利兹克奖之后，会变得非常出名。您想好如何面对这种名声了吗？

K:实话说我也不知道，但我确实得说这是个很大的奖励。我做的这些工作一直是出于我对家乡人民的责任，想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我7岁就为了上学离开家，所以我的第一个建筑就是想给还住在我家村子里的年轻人受教育的机会。从那之后，人们发现了我做的事情。我感觉到荣耀的同时，也感觉到把建筑做得更好的责任。奖项对我来说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激励，它告诉我要更努力、再努力，努力做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