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财政杠杆如何“四两拨千斤”丨首席评论

本期嘉宾：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如何应对稳增长挑战？

第一财经：稳增长是今年经济的关键词，稳增长的思路是什么？

刘尚希：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思路，要针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做文章。这三重压力是一个整体，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实际上相互影响，要让它们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避免负反馈。如果负反馈，相互影响，相互收缩，下降得更快，而正反馈就是相互促进，这样经济就增长起来了。核心的问题就是预期，预期转弱不是一下子造成的，有一个积累的效应，也有多方面因素的叠加。所以要扭转预期转弱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但从民营经济的角度来切入会有很好的作用。

第一财经：您认为关键的切口应该是民营经济？

刘尚希：对，因为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比很大，而且是就业的主渠道，就业影响收入，收入影响消费，消费影响内需。新的增长点更多是在民营经济。怎么稳定民营经济的预期？不仅是市场的预期，还有舆论的预期。对民营经济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两个毫不动摇”要落实到体制上、机制上、政策上，落实到政府各个部门的行为上，也落实到舆论导向上，多方面发力。如果民营经济有信心了，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都愿意创业了，都愿意去积极地配置资源、创造财富，老百姓的话都愿意去发财、挣钱，这个经济就活起来了。人民群众有积极性了，何愁经济不增长呢？

稳增长，财政政策如何发力？

第一财经：今年稳增长，财政政策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刘尚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就是有效性，也就是乘数效应，或者讲杠杆效应，老百姓说的“四两拨千斤”，就是取决于预期要改善。如果预期不改善，政府冲在前头，后面没有人跟进，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说采取措施了，那等于说跟打仗一样“同志们冲啊”，后面跟着上来了，那肯定打胜仗。政策有效性，首先一个大的条件就是预期改善。在预期改善的条件下，怎么实施好财政、货币政策很重要。财政政策现在大家期待很高，一方面是规模性、组合式的减税降费，另一方面还有政府的投资、公共消费、人力投资。首先还是要从统筹财政资源上下功夫，花钱的部门很多，每个部门手里可能掌握一点钱，有时候就是撒胡椒面，这样的话就形不成合力。要把预算资金统筹，比如说四本预算，至少三本预算，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统筹。在统筹了这个的基础上，对支出结构要优化、要调整，这对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是至关重要的。支出结构的调整也牵涉到各方面利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也需要改革来推动。要有风险思维、风险意识。所以财政政策强调超前发力，要跑到风险的前头。跟打仗一样，你知道敌人在哪儿，如果敌人在哪儿都不知道，乱放炮，那不是浪费子弹吗？这个时候要精准分析。

第一财经：要精准防范风险，有具体所指吗？

刘尚希：认知水平的提高，尤其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对风险的认知是关键。政府怎么防范化解这些公共风险，降低宏观的不确定性，这个至关重要。其实所有的政策都得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乘数效应、杠杆效应才会出来。不是说政府去上一些项目，上一些大项目，经济增长就会稳住了。在110万亿经济体量下，政府几万亿怎么能稳住经济？所以政府的钱实际上是一个引子钱，引着其他的钱、其他的投资跟进。就像抽水机一样放点引水，然后再一带动，这个水“哗哗哗”就跟着上来了。财政的钱就像过去老式抽水机搞引水是一样的道理，你要启动它。

基础设施投资如何“适度超前”？

第一财经：今年以来，我国各地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它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是怎么样的？

刘尚希：过去讲“超前”是讲社会基础设施要先行，要适当快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够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比如说高速公路。在新的条件下，就是宏观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这个“超前”的含义实际上变了。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落到项目上，跟规划，跟人口的布局分布、人口的流动关联在一起，不能静态地按照过去传统地理的概念，不考虑人去分布这些项目，那可能导致不是超前，而是可能滞后了。

第一财经：您认为人是一个关键？

刘尚希：对，要跟着人走。比如市民化，更多的人进城，有更多的学校、医院的需求，要提前布局。等到市民化，农民进城了，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如果人进来了，需求满足不了，赶紧去搞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这就是晚了，就没超前。还有一个是数字化。传统的基础设施要转型升级，再重复旧的，拿着旧传票去登船，估计是登不了船了。发挥不了作用，纯粹浪费资源。所以现在要发挥超前的作用，必须要瞄准数字化这个大的趋势。新基建很多是虚拟的。比如数据库、各种数据中台、城市大脑，实际上都是在虚拟空间里。这些建设要完全靠政府是办不到的，必须是政府做规划、指方向，更多是靠市场。在疫情防控中那些健康码之类的哪儿来？实际上很多企业已经搞起来了，所以数字基础设施离不开民营企业。不断技术迭代，然后得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更多的是在规划，要创造条件。让大家规划可预期，政策可预期，政府讲的话可预期，在这种条件下，大家就有信心去干了。条件创造了，我想增长自然就稳住了，经济自然就活了，创新也就出来了。总有一些企业是有些战略眼光的，会去超前布局，他们可能看得比政府还远，5G不是说政府规划出来的。其实市场的力量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所以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那不就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发展最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当前的经济政策真正依靠人民群众，这些政策的效果就能发挥出来，就好办了。

如何提升减税降费的效果？

第一财经：近几年来，减税降费的举措力度是比较大的。但还是有很多企业感觉到压力很大，成本很高，如何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的效用？

刘尚希：这几年一直都在减税降费，但是大家感觉到成本压力很大，为什么？企业的成本压力不仅是税收，原材料价格、其他各种不确定性，比如疫情带来的成本，减税降费很难一下子就对冲的。还有比如“双控”、减污降碳、绿色低碳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标准不断进行调整，导致企业的沉没成本很高，要重新搞。其实企业的成本压力是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转化而来的，加上现在老龄化，人工成本也在上涨。但是政府努力在想办法，减税降费就是想办法想得最多的，也是时间最长的，力度也是最大的，来给企业减负，应该说效果也很明显。这个明显就是说宏观税负是在下降的，看得出来它没有加重，2020年的宏观税负只有15.2%，15.2%在全球来比都是偏低的，至少这些年每年都在下降。成本压力来自于方方面面，不能单靠减费降税，其实还有金融，怎么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如果流动性出问题，一个好好的企业一口气上不来就憋死了。财税方面的减税减负，这些年应该说下了很大功夫，怎么跟其他方面的政策形成一种协同效应，实现“1+1>2”？所以政策的协同在当前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房地产业改革要抓住哪些关键环节？

第一财经：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产业链非常长，对于经济稳增长，对于地方政府的税收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在转型期，房地产行业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

刘尚希：房地产改变了几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变了，企业的资产里有不少就有房产、写字楼。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了，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变了，有人做过调查说居民的资产80%都是房产，居民的负债好多也是与房子有关，比如按揭贷款。它还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地方政府的负债有的就是通过土地融资。房地产业的发展深度切入到企业、银行、居民家庭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之中，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变化，对哪种资产负债表，实际上可能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就像一个大的复杂的外科手术一样，房地产业的转型发展就必须要审慎。你看看哪根神经、哪根血管，要摸清楚了。所以首先顺着资产负债表的脉络去理房地产业，它到底带来什么样的问题，风险在哪儿。

更大的问题要放在更大的范围上去考虑。住房商品化改革是城里进行的，发展到今天，毫无疑问应该把农民考虑进来。首先要把农民工考虑进来，然后把在广大农村居住的农民，他们的住房怎么市场化再考虑进来。住房制度改革的视野要扩展到全体，而不能再仅仅就城市的住房来谈房地产业的发展、转型、升级。现在的改革要触及农村、农民，要从全民的住房制度改革的角度去考虑，去深化产权制度改革，解决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二元所有制的鸿沟，进一步解决生活在集体土地、国有土地上的这些社会成员的社会身份的不同，以及带来的权利和义务的不一样。这是一个更大的题目，但是必须要做了。共同富裕的命题提出来，就意味着这是绕不过去的。如果仅仅通过一些政策，可能解决的是一些眼前的问题，解决的是运行平稳的问题，但真正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是要以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积累的这些问题。有的是经济改革，有的是金融改革，有的是财政改革，有的是社会改革。也就是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真正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那我们就更有底气了，所以还是怎么样利用现在的机会、良好的环境加快发展，这是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