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快评丨科学防疫，需摒弃身份歧视思维

上海人迎来了最不坏的出行待遇。

6月8日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科学精准调整上海来浙返浙人员健康管理措施的通知》，对上海不同疫区的人采取分类管理，以尽可能地降低防疫对人流的限制。

自2019年末疫情以来，疫区歧视链一度甚嚣尘上，武汉人、郑州人、广州人、南京人、上海人、北京人等，都相继体验过这种假借防疫之名的身份歧视。这种歧视遵循的逻辑是合成归谬：发生疫区的人被想当然地假设为或有病毒携带者，并逻辑演进成流动的病毒传播体，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宁紧勿松地限制来自疫区人的行动自由，是防止病毒传播不可或缺的手段。

近年来许多地方防疫政策层层加码，概缘自这种身份认同带来的粗暴执法。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所指出的，狭隘的身份认同是一切冲突的来源，对身份的定义越狭窄、越具体，越会滋生出不包容和对抗情绪，衍生出身份包裹下的暴力冲突。

现实已证明，那些基于身份认同层层加码防疫政策的地方，很容易限制正常的人流和物流，带来防疫与稳增长的冲突。当前中央已明确提出“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等要求，浙江调整上海入浙健康管理措施，无疑是在科学精准地寻找防疫与稳增长之间的平衡，这不仅最大限度地激活着沪浙两地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的活跃度，而且通过精准防疫降低了防疫成本，尽可能地减少了防疫政策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次生灾害。

浙江的做法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尤其是令上海人暖心于沪浙同心，背后的深意则是浙江在防疫场景下远离身份与暴力的心魔，用同理心和共情来感同身受于遭遇病毒侵害或威胁的上海人。

由此揭示，在举国防疫的大场景下，真正妨碍经济发展的堵点卡点，不是可见的物理藩篱，而是存乎于心的身份与暴力的心魔，惟有清除身份认同下的暴力心魔，妨碍经济发展的堵点卡点才能算真正有效疏关通卡，否则五官可感知的卡点堵点消除了，并不意味着妨碍经济发展的堵点和卡点就没有了。

防疫表观是一本公共卫生账，最终则是一本经济账。浙江的这份善意同时还揭示，包括防疫政策在内的任何政策，在机制设计上都要遵循最小二乘法则，把握好政策的边界，至少要避免次生灾害的边际损失超过防范原生灾害的边际收益。所谓适者降临，最合宜的防疫政策，不应该是如何更好地把病毒闷死，而是找寻到病毒这一原生灾害与防疫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的黄金分割点，在政策的机制设计上测度出“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衡平法则，以将病毒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总之，防疫的目标是病毒，而非可能携带病毒的人，对于已遭遇病毒侵害或面临病毒威胁的人，都是大写的人。浙江收到了满溢的支持和赞誉，就是其旨在避免对疫区的人与非疫区的人进行身份认同，最大限度地降低两地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的限制。

（作者系第一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