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对供应链“四流”的影响和启示

看到第一财经的“独家调查｜复盘抗疫物资采购各环节，有这样的经验和教训”这篇文章，也来浅谈一下疫情管控对供应链“四流”的影响。

对上海的普通民众来说，两个月的疫情管控对生活影响巨大，专业角度来说，这是对供应链C端的最直接的影响。纵观整个供应链体系，我们发现疫情管控对经济的冲击绝不简单，不是几个优秀的“团长”能解决的问题。笔者将从供应链“四流”影响进行分析。

供应链的“四流”一般指的是信息流、商流、资金流和物流。信息流是客户方与供应商交流商品及交易信息的流程，包括获取供需信息、报价等情报。商流指的是指商品价值的运动，由货币形态转化为商品形态，包括订货，签署合同、销售商品和获取发票这些过程。资金流可以简单理解为采购方向供应方支付资金。物流是指物资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实物运输、仓储等过程。每一笔真实的交易，这“四流”应该是合一的。

“四流”对于在C端也同样适用。先看资金流，目前资金的划付已经非常方便，支付宝或者微信等应用使得个人用户的支付已不是问题。再看商流，疫情封控中的个人购物一般通过线上平台或者熟人圈子，没有具体的商流概念，很少签订合同甚至无需发票。真正掣肘C端购买的是信息流和物流。

信息流是提供商品信息的渠道，疫情之下，人们发现平常使用的购物平台出现客户端打不开，信息拥堵等情况。有些平台设定某个时点放开供应，又容易造成并发量超出服务器承受能力的情况，从而导致出现用筋膜枪抢菜这样的可笑场景。于是大部分居民转战“团购”群，但这里信息的不对称性更加明显。每个“团长”的资源、渠道、目的都不尽相同，商品的种类、价格等信息难免与真正的市场产生偏离。团购实际是集中采购的概念，小区的大小、居民的多少都限制了成团规模和议价能力。再加上供货渠道的审核权在居委会或物业手上而非政府主管部门，这无疑会带来非专业管制的问题，信息渠道混乱加剧，甚至出现大量寻租的空间。

再谈物流。现阶段的社会还未具备无人投送的物流能力，运输道路的堵塞、物流投递人员的不足，以及通行证制度等均是物流面临的现实问题。现在的物资供应早已不是自产自销的模式，商品供应链是个极其庞大的网络结构。一个堵点可能影响整个网络。

对于B端也就是企业端来讲，影响更大。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其实不是说上海自己生产了多少商品，而是这个城市是整个中国甚至全球商品的信息枢纽、交易枢纽。

在微观层面，企业进行采购、生产、供应的商品“四流”在疫情下很难完全实现。居家办公可以浏览一下信息流，可以与外地客户或者全球客户举行视频会议，可以进行商业谈判，但是有多少商业机会在没有线下接触的情况下实现呢？以往上海注重实际行动的能力大于口头承诺的能力是这座城市成功的重要因素。

B端合同的签订具有相对规范的模式，合同的签署需要盖上公司的红色印章和授权人员签署，而一个相对正规的企业都有相应的审批流程才能进行合同签署，更何况大部分企业的公章都不可能随意带在身边。有个别小企业被逼到自己给自己公司P个公章的地步。发票的问题同样存在，开票需要税控盘，接触不到纸质发票怎么办？企业端电子增值税发票的普及还不能充分满足需求。

B端的资金流也不像C端那么容易划付，虽说近年银行临柜业务少之又少，但网银的U盾一般也不可能让财务人员随身携带，这个风险大部分企业不可能承受。

物流问题更不用说。疫情之下的企业，有货提不了，因为仓库不开门；货物运不了，因为没有司机；路上走不了，因为道路管控。虽说上海作为信息和交易枢纽，许多业务并不在上海本地直接发生，但是对整个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影响都不容小觑。

好在复工复产的节奏已经快马加鞭，许多企业已经意识到，要把提高供应链的科技化水平和线上化水平提上日程。事实上，已经有科技人员在疫情封控期间开发出供应链系统，可以很好地解决 “四流”的线上化问题，包括信息的网络化发布、合同的线上化签署、电子增值税发票的开具、资金的线上化交易支付，以及物流仓储的线上化交付等等。有了这样的系统，即使再次陷入疫情管控的特殊境地，企业仍然能够生存与发展。

我们生活在一个融会贯通的全产业供应链场景和体系之中，谁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上海在疫情的冲击下慢慢复苏过来，而挺过这轮危机的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城市也好，都应该清晰地认识到供应链的重要性，创新提高供应链的数字化水平，以应对未来更多更大的挑战。

（作者徐琪为兆企供应链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