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遭遇比08年次贷危机更严峻的货币信用危机，必须建立世代相安的绿色货币政策

近日，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创28年来最大增幅。不少国内外经济学者都讲到了“沃尔克时机再次来临”。然而，沃尔克加息的时期，美国是债权国。此刻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不能抄旧作业，加息之路充满了变数，我们可能遭遇比08年次贷危机更严峻的货币信用风暴。从长远来说，我们必须建立世代相安的绿色货币政策。

所谓沃尔克（Paul Volcker）的遗产，即指在这位联储主席的带领下，美国战胜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可怕的通货膨胀。殊不知，沃尔克当年一口气加息到20%的背景：美国当时还是净债权国。美国在1985年从净债权国变为债务国，结束了自1914年以来作为净债权国长达70年的历史，美国从1970年代的最大债权国到2004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截至6月6日，美国国债时钟显示，美国国家债务激增至30.5万亿美元，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去年的经济总量（23.04万亿美元）。每个美国公民为此背负的债务为91,570美元，每个美国纳税人为此背负242,985美元债务。而利率提高，将增加债务的利息支出。

高额的负债意味着今天的美联储加息空间极其有限，意味着加息将令未来的利息支出增加而大大逼仄财政政策空间。

这可能出现令人担忧的一幕：高通胀下，不得不加息，不得不QE缩表，但加息有限，通胀持续，经济硬着陆。而舒缓民困的财政政策却捉襟见肘。

我们不要相信美联储有能力熨平美国和世界的经济周期。专家运用货币政策操控经济周期，与计划经济的思维有共通之处。套用哈耶克《知识的僭妄》的书名，我们也可以把试图通过数量经济模型来提高预测和控制经济周期能力的货币政策称为：美联储的僭妄。

更何况，美联储官员身上也有常人的动物性。他们首先是政治动物，美联储的官员已经深刻卷入党争。他们同样也都是经济动物，在监管者和被监管的旋转门之间，他们倾向于，“对华尔街有好处的，对美国就有好处。”（斯蒂格利茨）

“直升机撒钱”的放水政策最终实际是“在信用阶梯上撒钱”,是依据原有的财富存量进行分配，爱富嫌贫。比尔·盖茨走进一家银行大堂借钱，该大堂整体的借款水平会大大提高，但其余顾客并不会因此得到或多得贷款。同理，和直升机撒钱的信用阶梯相对应，在央行收紧银根、水泵抽水时，各个信用等级不同的融资单位仿佛是按地势（融资成本的利率水平）高低分布的无数个相连的池塘，信用低、融资成本利率高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和个人往往先受到影响。

高额国家债务遭遇高通胀，叠加百年疫情和俄乌冲突，美国经济面临硬着陆，我们将可能遭遇纸币与黄金完全脱钩后，信用货币时代最大的货币、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危机。

会不会出现美债或其它重要经济体债务违约？特朗普上台之初，他以一个商人的思维，说出了这个可能：如果美国经济状况不佳，可以考虑与债务人重新谈判，要求后者接受一定的减记。言论爆出后，当时引发了债市动荡和一片批评声。特朗普急忙改变了口径， “你永远不必违约，因为是你在印钞。”然而，美国连续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说明“印钞”能力的有限度。

进言之，会不会出现美债或其它重要经济体债务毁约？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在国外的外汇储备被冻结是一个及其不好的先例。强美元有着超强军力的支持。

中国经济和正在走向国际化的人民币也将面临挑战。

人民银行应该坚持“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不透支未来。人民银行应该“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以顺应需求和‘水到渠成’为原则，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银行也或应该构思和参与新的国际货币和政策体系。

增长的极限，是我们在今天制定货币政策时无法回避的问题。纸币与黄金的完全脱钩，也就令纸币的发行完全与自然限制脱钩，而和当时代人们的欲望、痛苦与狂欢相联结。黄金作为自然界的一个元素，总有其数量限制，不论人们如何夸张地调整黄金与纸币储备比例，自然界的元素总归通过黄金有所代言。在金本位下的周期，商业欲望、投资欲望和消费欲望的膨胀，对地球资源的加速开采，总会随着黄金的数量限制而不得不调整。而脱钩的纸币制度，表面上似乎更有利于当时代人，为他们服务，使其免于“黄金的荆冠”，可以不断地刺激欲望，加大消费，无节制地浪费地球资源。

“西方经济学理论存在的缺陷导致我们采用了错误的生产成本计算方法，令我们错误地教授给学生经济增长没有生态限制的理论。”必须面对“世代利益”，我们当代人对于地球生态平衡的责任，必须体现在世界金融的设计中。地球人是否可以突破“理性的无知”呢？自然环境也是相对人类的一个“交易”对象，存在冲突、依存，也必须建立起“理性的秩序”。越是自由、任性地在苍穹之下为自己欲望行事，风险的敞口就越暴露出来，为自己、为族群、为世代的安全，我们必须在理性的旗帜下服从秩序，首先是自然的秩序。

如果地球气候问题持续恶化，造成“绝对的稀少性”，因此而走向“管理的或配额的”交易，那将是人类理性和金融制度设计的可悲失败。

“地球面临的挑战可以简单概括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提高这个世界上穷人的消费水平，同时减少人类总的生态足迹。”

可持续的社会是一个“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的社会”。

富人可以拥有俱乐部，但不能阻隔空气、水等公共品与整体的生态系统。当分配不正义，财富日益累积在1%手中，99%的民众谁又会愿意同舟共济——为地球生态平衡而忍耐，牺牲“目前的消费”呢？

这一代的人，面临着不正义，又有谁愿意考虑代际的利益呢？代际公平？环境资源的代际产权呢？

凯恩斯的基本主题是：没有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我们就不需要面向未来的决策行为，货币就不会出现。他讲得非常清楚：“货币之本质功能在于，它是联结现在和未来之工具或手段。”

如果金融家做的是锁定自己现在的利润，敞口未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给大众和社会，那么他就是利用知识专业分工的“遮蔽”。

金融家及当代的货币政策必须承担起世代利益的联结工作，体现代际公平。减缓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转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成为当代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考量。

如果货币有幸更多承担起在人类和自然之秩序中的“理性的计算”中介，而其被华尔街所代表的金融系统（分利集团）利用的“掠夺分配”功能得到抑制，那将是未来金融制度设计的重点。

我们需要一个世代相安的绿色货币政策。设计中可以引入“给每个人发钱”这一“央行——个人”的直接货币传导，适度弱化“在信用阶梯上撒钱”，弱化纯粹的“精英的相机抉择”。给每个人发钱是预分配，是信用货币时代（纸币为特征）每个市场参与者的入场权利。在金属货币时代，金、银、铜为主要代表，挖掘、提炼、制作等成本以及自然界的稀缺制约着货币的总量，即使出现信用，信用的杠杆也会受到实物的制约。去金属后的信用货币，则完全成为民众和国家之间稳定的契约关系。国家接受了人民各自分散的铸币权力转让，前提是保证经济活动的顺畅、货币的稳定，也包括了加入市场游戏时筹码分配的公正。市场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固然包括了对已有财富存量的保护和尊重，但如果只是固化信用等级，整体货币发行总量不断增加但市场筹码却日益高度集中，这样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市场游戏往往不得不中止，或出现剧烈的经济周期调制和政治问题。

一个世代相安的绿色货币政策，虽然没有办法回到贵金属本位，但应该要和一定比例的有限自然资源相挂钩。比如广义的金属、大宗商品作为一定货币发行储备？比如碳排放？

“要不是罗马人作恶多端，罗马何至于遭到破坏！”也许，那些制定直升飞机撒钱的美联储官员们，如同奥古斯丁一样，可以将圣经《诗篇》中的7首悔罪诗抄写了，固定在自己的办公室的墙上。

“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诗篇102：26）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制度，一个世代相安的绿色货币政策。

（作者系资深金融投资工作人士，秦朔朋友圈、第一财经等专栏作者顾继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