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独立书店｜环游世界后，他的长野书局就像社区书房

编者按：浪迹天涯的旅人最后落脚成都，选择以书店的方式开启另一种人生。他选择了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深绿色，摆上从波特兰奥威尔书店淘来的书籍，在成都老城区最有生活气息与商业氛围的市井生活圈玉林街区，为爱书人打造了一个精神家园。

长野书局和其主理人有怎样的故事？玉林街区有怎样的吸引力？作为容纳了这一切的城市，成都又有怎样的特质？第一财经推出成都社区观察系列，尝试做出解答。正如《成都》里唱的，“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今年1月3日，大象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墨绿色海报，中间不起眼的“开张”二字，宣告独立书店长野书局正式开业。

不事张扬，又让人印象深刻，这张海报和这家安静伫立在成都玉林西路的长野书局，以深沉的墨绿色成为老旧街区的一道风景。

如果你走过玉林西路并不宽敞的马路，会一眼瞥到这间书店。店门口的落地窗前放了两把捡来的椅子和一个茶几。透过玻璃窗望进去，是一排排书籍。那是一个属于书的世界，隐匿在小街树荫下，混入周围静谧的居民楼里。

这间开在街边的小书店，无论是外观的墨绿色、墙上挂满的作家肖像素描、一整面墙的企鹅系列英文书，还是室内起居室一样的空间，都容易让人联想起1919年在巴黎开业的莎士比亚书店。

“我们这里面，可以睡觉可以洗澡，可以随便翻书，也可以弹琴跳舞。”大象说，他心目中最好的书店就是莎士比亚书店的模样，打造这间小书店时，他选了一样的墨绿色，“是一种契合，也是一种互文。”

新来访的人，绝大多数念不对长野书局的名字，有时大象会纠正，“长”是“生长”，“长野”取自东方朔的《七谏》：“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他喜欢那种生长于原野之上的自由无拘束感。

长野书局背后，是四个志同道合的合伙人：小麦、一舟、慧慧与大象。小麦曾在拉萨开过一家“理想国”图书馆，南来北往的年轻人聚集于此，喝酒唱歌读书，一度热闹非凡。

“你指望开书店挣钱，那是不可能的。”作为开书店的新手，大象本就没有太多期待，甚至做好了亏钱的准备。他把长野书局当做一个乌托邦，喜欢书的人就进来，哪怕不买书不消费，也可以随便看，消磨一天时间。

“书的商品属性比较弱，只有被阅读的时候，商品属性才会逐渐体现。所以被阅读和流通，是长野书局的主要目的。”他希望把这里做成浓缩版的社区公共图书馆，相对于城市的公共图书馆，这里的体验更像是一个私人的家庭书房。大象的设想是，很多人居所狭小，家里放不下那么多书，搬家也很难带走，那就来长野书局，花一年139元的年卡费用，把这里当做自己家的书房，随便看，随便借。

开店前两个月，长野书局的销售达到预期。第三个月，卖出500多本书。半年后，这里拥有了300多个年卡会员。对于负责书店选品和运营的大象来说，这个结果可谓超出预期。

他看得出，有些进店客人会出于对书店老板的同情而消费，也有人直言不讳告诉他，在这里开书店怎么行，急于传授他一套商业模式。别人怎么看这间书店，他并不在乎。

曾经长发齐腰的大象，刚把头发剃光。他和小麦都是这个时代的嬉皮士，常年以漫无目的的方式游走世界。四个年轻人合伙开了这间独立书店，既是疫情下衍生出的一个意外，也是他们对书店这个城市精神空间的一次探寻。

一间随意翻书的客厅

推开长野书局的绿门，像是进了邻居家的客厅。木质地板，木质书架，统一的绿色座椅和沙发，读书的人随意坐在沙发或台阶上，像在朋友家一样自在。右手墙上“文学、诗歌，一点社科”的手写体，标明了书店的选品倾向。

小小的前台写着一个“静”字，“办卡139元/年，随借随还，一次一本”的告示无声提示着访客。如果不主动询问，没人会站起来寒暄张罗。

这里原本是一处三室民居，跟玉林西路上1990年代的老房子天然融合，街道很窄，书店两侧没有商铺，店门前的小路上，汽车很少。与不远处玉林综合市场的喧嚣对比鲜明，如同两个世界。

三个房间像是三个书房，有足够多的座位。工作日的下午，每个房间都有人窝在角落里读书，互不干扰。

“书店就是提供一个接近书籍、翻阅书籍的机会。你进来，没人会问你，没人会看你，也不会主动问你想买点什么。你可以坐在这里看一天书，一分钱不掏，再走出去。”大象说，这里有15元一杯的咖啡，住周围的年轻人会每天过来坐一下。

如果来客对某一本新书感兴趣，他会鼓励对方撕开塑封看看，就算拆了包装，也不代表非要买走。

他把这里视为自己的客厅。一方面，他很苛刻，遇到那些并不是冲着书来、有其他目的的人，他会毫不客气请对方出去。另一方面，他又很开放，希望进来的人可以获得免费看书的自由，不必承担任何心理压力。

大象鼓励喜欢书的人随意看书，他想象，如果人们在这里感受不到压力，就愿意进来，进书店的次数多了，总有一次会带走一本喜欢的书。尽管这不像一般书店老板该有的思路，但他坚持这种缓慢生长的过程。

他不做沙龙，也不举办活动，只是把这里视为一个非常单纯的书的客厅。

长野书局的书架上有6000多册书籍，他的目标是增加到7000至9000册。他用小型社区图书馆的机制，开拓出与成都独立书店不同的形态。就像莎士比亚书店店主毕奇当年开店时想的那样，“借书给人比卖书给人容易得多。”

书店的年卡会员既有社区附近的年轻人，也有来自北京的外地人，尽管游客一年能来成都的次数有限，依然认可这种社区私人图书馆的模式。

以长野书局为核心，这里形成了一个非物理式的社群，大家在阅读这件事上有着相似的趣味。大象也警惕着，不要成为精英主义的文化圈，他试图打破局限，给客人提供点对点的、纯线下的空间，把阅读这件事变得简单。

游遍世界，落脚成都

长野书局开幕前，远离城市社交圈多年的大象有点紧张。仅书店的筹备和装修，就花了十个月时间。不是因为在装修上实施了极致的工程，而是因为他不急不躁，时间不觉拉长。

“因为疫情，才莫名其妙有了这个书店。”大象说，如果不是疫情突发，他的生活大概率会像30岁之前那样，继续游荡在世界各地。

28岁那年，大象开启了一个环游世界的计划，第一站是斯里兰卡，本想待20天，结果待了50多天，后续计划全盘打乱，变成走到哪儿算哪儿的随心所欲。

这种没目的没计划的旅行，持续了四年。他在非洲待了两年，在美洲待了一年，又去南亚与中东混迹一年，一路走过几十个国家。他琢磨出很多用极低费用旅行的办法，在伊朗的70天，其中69天住在陌生人，总共只花了750美元。

他也尝试过无数种职业，餐厅服务员、装修工人、翻译、老师，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打一段零工，挣够下一段旅费，又背上包出发。

2020年5月，本是他计划再次出发的日子，一切因为疫情暂停。

成都是他大学毕业后待得最久的城市，回到成都开一间书店，像回巢的鸟寻找到暂居地，营造另一种生活。四个朋友凑齐了开店所需的45万资金，大象担任书店主理人，每天骑着自行车满街溜达，很快就看上玉林西路这片区域。

在他寻找店址的这段时间，玉林街区已经成为成都老城区最有生活气息与商业氛围的市井生活圈，这里的故事，与那首被唱红了的《成都》密切相关，也与上世纪90年代兴建起来的一批老房子有关。

走在玉林西路，斑驳的墙面上是新的墙绘，聒噪蝉鸣声中是老人慢悠悠的步伐，菜市场与街边小食店就在长野书局咫尺之遥的距离，周边的独立书店、咖啡馆也在这几年迅速兴起，整个街区形成了一个年轻人聚集的文化场域。

对于玉林所形成的街区式文化氛围，大象觉得，这只是一种光环的加持，书店更需要的还是自我造血的能力，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他常想起住在美国波特兰时去的奥威尔书店，七层楼高，每一本书的售价大概是2.99到3.99美元之间，他每次去都会买回一堆。那些从美国带回来的装帧精美的英文版图书，就陈列在长野书局最显眼的地方。

乔治·奥威尔曾在《书店回忆》里回忆他作为二手书店店员的经历，“大部分光顾二手书店的主顾都是那种在哪里都讨人厌的人，但是他们在我这里却变成了上帝。”有趣的是，无论是莎士比亚书店还是奥威尔所在的书店，都把图书外借当做主要副业。

在长野书局，书是一种连接自我与世界，连接陌生与熟悉的方式。大象在开业之初就做了一个小型的书籍征集活动，在店里专门空出69个格子，留给69个人，让他们把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书放在其中。这个命名为“我们的世界”的板块，如同一个个微小的以书籍连成的世界观。

自称不擅社交的大象，在这里认识了很多人，长野书局也形成了自由的气息。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的K路过这里，聊得投机，就留了下来，成了书店店长。而今书店里的很多肖像画和文字，都出自他的手笔。其余四位不固定的店员，则来自一个叫“群魔”的文学社团，社团成员基本都来自西南民族大学文学系和哲学系。

开店半年，长野书局成了玉林社区特殊的存在，一度被列入成都宝藏独立书店第一名。外地游客会把这里当做探访目的地，有人在这里买到了出版社都来不及发货的新书，有人在这里消磨掉一个充实的下午。

每天，大象在长野书局里邂逅一个个新的朋友。有时，他会碰到一些喜欢这家书店的年轻人，他们要去国外留学，学成后想再回到这里，接手书店。

“我随时可以把这家书店给别人，只要长野书局的牌子不倒，它就会自我生长。”他一直在等待再次出发游荡世界的时机，假如那一天到来，并不意味着书店关闭。相反，长野书局会以自己的方式，生长在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