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美洲豹：哥伦比亚华人聚居区的历史与文化痕迹

“面包店里，一道微弱的霓虹灯光在告示牌上奋力跳动着，牌子是宝塔形状，灵感来自于中国人的港口。灯光缓慢地由黄色转为粉红色，‘P’后面的字母已经不亮了，兰氏面包店的名字就叫做‘Luna Park’（月亮公园）。”

——梅达尔多·阿里亚斯·沙提萨巴《亡灵爵士》

龙和美洲豹

我在北京小西天有一位老友，他叫李戈（Rodrigo Escobar-Vanegas, 1975~），是一名艺术家和电影导演，他出生于哥伦比亚考卡山谷省的贾蒙迪，这是一个距离卡利市仅24公里的小镇。李戈毕业于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如今已在北京居住了十多年，2018年他创作了一个名为《龙豹》（Dragjag）的绘画系列，这个词由“龙”（dragón）和“美洲豹”（jaguar）两个词组成，以一种造型艺术的方式展示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和张力。这一形象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再现了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的龙和美洲豹，它们自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哥伦比亚多元文化大家族中的一部分，并且正如我们接下来看到的那样，这个大家族的后代丰富了哥伦比亚的文化图景，然而我们对他们的历史和留下的精神财富却知之甚少。

本文一方面侧重于探索哥伦比亚文学中的“中国”痕迹，即哥伦比亚混血文化（主要由白人、黑人和原住民组成）中的那些“他者”，尤其集中于探讨梅达尔多·阿里亚斯·沙提萨巴（1956~）的小说《亡灵爵士》（1993）和胡丽安·张（Julián Chang,1977~）的小说《当微风呢喃》（2016），他们的作品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文化更加多元的哥伦比亚，其中的那些“他者”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文也研究了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的华人聚居地的历史，以及这些“龙”和“美洲豹”们所创作的文艺作品——从广义上理解，包括诗歌、小说和艺术评论。这些作品要么相当有名，但其作者的中国背景不为人知；要么作品本身就鲜为人知。针对第一种情况，我们将会探讨作曲家、诗人佩德罗·张（Pedro Chang,1946~2001）的歌曲；针对第二种情况，文中将出现莉斯·瓦克斯·叶（Lise Waxer Yip,1965~2002）的《音乐记忆之城》一书（2002），她是一位华裔加拿大籍的民族音乐学家，是哥伦比亚作家梅达尔多·阿里亚斯·沙提萨巴的妻子，曾居住在卡利，并写了关于这座城市为何成为“世界萨尔萨舞之都”的文章。

文中不包括那些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如圣地亚哥·甘博亚（Santiago Gamboa,1965~）的《北京饭店》（2008），或他的旅行纪事，如《北京的十月》（2001）；恩里克·波萨达·卡诺（Enrique Posada Cano,1936~）的自传体小说《见证中国：巨人的崛起》（2016）和《再见北京》（2017），这两部作品是关于他在中国担任翻译和外交官的经历；也不包含埃琳娜·李·周（Elena Li Chow）的短篇故事集《细长的眼睛》（2018），她是一位华裔哥伦比亚作家，在中国生活了20年后，回到了收养她的国家——哥伦比亚。

布埃纳文图拉：东方与热带的交汇处

11月底，收音机里开始播放一首经典的节日歌曲，宣布圣诞节即将到来，这是一首甜蜜而温柔的歌曲，它的歌词似乎从很久之前就一直伴随着我们，为12月的那个节日做好了准备：

“幸福

是毫无保留地给予的一切，

一朵花，一个吻，爱的温存。

圣诞节

是提醒我们

生活是美好的，12月是爱……”

这首歌曲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为红鹰咖啡公司创作的广告歌曲，最初由卡利女歌手伊莎多拉（Isadora,1953~）演唱，它被认为是哥伦比亚广告界令人记忆最深、最流行的广告歌之一；和传统的圣诞颂歌一样，它已经成为哥伦比亚圣诞节背景音乐的一部分。尽管许多人记得它的旋律和歌词，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是佩德罗·张，他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作曲家和广告商，其母是哥伦比亚人阿斯特丽德·巴雷罗（Astrid Barrero），其父是中国广东人佩德罗·安东尼奥·张（Pedro Antonio Chang）,他是父母的独生子。佩德罗·张是卡利前卫诗人团体中的一员，他们受到纳达主义运动的影响，用更加直接、梦幻和尖锐的语言对哥伦比亚的文学进行了革新。佩德罗·张后来创立了“墨菲提克派”（los Mefíticos），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诗歌中打开了一个‘节奏’的孔洞，我们为亨利·米勒、超现实主义者和纳达主义者点燃了蜡烛。我们挑战陈规，我们在大学食堂与流浪汉和妓女分享食物，让他们尝一尝智慧的佳肴。”

在学校里，佩德罗·张认识了何塞·马里奥·阿贝莱斯·拉莫斯（José Mario Arbeláez Ramos,1940~），后者常被人们称为J.马里奥，在纳达主义运动的创始人贡萨洛·阿朗戈（Gonzalo Arango,1931~1976）不幸去世后，J.马里奥渐渐成为该团体的代表诗人之一。佩德罗·张对他的朋友J.马里奥的描绘如下：“瘦得像兰波的一句诗，喜欢在街头闲逛，总处于恋爱中，他是奥布雷罗区（Barrio Obrero）的使者，他利用学校的长凳来宣扬他的那些奇怪的知识……有了J.马里奥的存在，很多人开始相信，在火车轨道的另一边还有一个不同的世界。”

佩德罗·张出生的城市——布埃纳文图拉（“福城”的意思），是铁路线的最终目的地，也是哥伦比亚最热闹的港口，它在历史上的某段岁月中要比如今更大、更国际化。作家梅达尔多·阿里亚斯·沙提萨巴这样描述布埃纳文图拉：“在老布埃纳文图拉，大宅子的地板是愈创木的，阳台是樟木的……港口那里常年居住着外国人，有37个领事馆、4个剧院、5个社交俱乐部、3家报社、1个市图书馆，还有一个垃圾焚烧厂，用来焚烧雷蒙德公司的外国佬们带来的垃圾。”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个城市曾有过一段黄金时代，不仅全国大部分的货品在这里进出口，而且旅游的游轮也会抵达此处，这里是从哥伦比亚内地前往美国或欧洲的必经之路。如今，那段闪亮的历史已不复存在，作家们笔下的老布埃纳文图拉已经留在了过去，新布埃纳文图拉试图在抵达其港口的大批财富中、在剧烈的变动中生存。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遗留在这里的中国人墓地和华人区的房屋，如今这些地方已被弃置不用，但它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多元文化历史和昔日的辉煌。

亚伯拉罕·叶·马德里（Abraham Yip Madrid,1935~1997）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华裔作家和历史学家，他在布埃纳文图拉出生、长大。他在一篇题为《布埃纳文图拉的历史旁白》（1988）的文章中对20世纪30年代的华人社区作了如下描写：“正如数量最多的外来移民是来自中国，对港口的商业发展贡献最大的也是亚洲人：曼努埃尔·顾、维克多·蔡、菲利克斯·蔡、乔治·司徒、路易辛多·洪、亚伯拉罕·叶、杨坝堰、何塞·林、卡洛斯·冯、亚历杭德罗·郑、马西亚·冯、卡洛斯·钱、巴勃罗·范。”在同一时期的布埃纳文图拉周刊《盾牌》上面，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中国商铺的广告，如“布埃纳文图拉亚洲商业公司：大型杂货店，批发和零售，货品齐全、不断更新，接非本地订单，价格实惠”，甚至还能看到一封题为《一位中国人说》（1925）的公开信，上面带有路易斯·G.莫克（Luis G. Mock）和何塞·C.克拉索斯（José C. Collazos）的签名，这是一封给考卡山谷省省长的请愿书，要求他撤换布埃纳文图拉市长。

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的布埃纳文图拉港、图马科港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巴兰基亚港，是大多数中国移民和来自其他文化的移民定居的地方，他们来这儿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就华人社区而言，第一批中国移民是在1854年左右来到这里的，他们参加了巴拿马洋际铁路的建设，当时这一地区仍属于哥伦比亚共和国。“几年后，项目完工，他们中的一些人搬到了哥伦比亚的其他地方：巴兰基亚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地，然后是卡塔赫纳和布埃纳文图拉，他们在那里经营起了零售生意和餐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美食在加勒比地区的饮食习惯中随处可见。”名厨莱昂诺尔·埃斯皮诺萨（Leonor Espinosa,1963~）在她的《锅碗瓢盆告诉我们的事情》（2018）一书中，写到了哥伦比亚的异国美食，据说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曾称，在巴兰基亚可以吃到哥伦比亚最好的中国炒饭。

有关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的中国移民的文章很少，为此在2018年，作为《中国之友》杂志的编辑，我决定邀请卡利市的几位有代表性的华裔人士写一写他们的家族史，其中包括作家胡丽安·张，他是佩德罗·张的长子：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阿方索·洪同我的祖父一起从中国来到哥伦比亚。他告诉我，我的祖父当时住在广东，但由于一些政治原因，祖父和他的一些同乡都受到了迫害。蒋介石在当时的国内政局中担任主要角色，祖父的妻子惨遭杀害。因此，他也成了首批来到哥伦比亚布埃纳文图拉的中国移民之一。他不是跟自己的亲兄弟一起来的，而是跟几个堂兄弟。阿方索告诉我，在翻遍世界地图以后，他们觉得哥伦比亚的太平洋港口或许和广东有相似之处，于是他们冒险漂洋过海抵达了这里。而时间最终证明了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虽然两国之间有着文化差异，但他们还是不失体面地融入了当地社会中。”

阿方索·洪在谈及广东和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地理相似性时，并不是夸大其词，事实上，中国香港的港口和布埃纳文图拉的港口首先是作为岛屿存在，两地全年的湿度都很高。另一方面，阿方索·洪的孙女皮拉尔·洪如今是一名记者，也是卡利电视台现任台长，她写道：“一大批农民、矿工、厨师和工人都把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作为一个工作之地，他们在饥饿、人口过多、经济困难的压迫下，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寻找新的谋生机会。”

国共之间的斗争导致中国政局动荡，再加上日本入侵中国，这些因素也是艺术家、策展人约兰达·蔡（Yolanda Chois,1987~）的祖父从中国移民到哥伦比亚的原因：“弗朗西斯科(我的祖父)来自一个战事频仍的中国，那里有饥荒和领土侵略。所有与他相关的事在我们家都是一个谜，因为他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妈悲惨逝世后，他就离开了哥伦比亚，我就是随姑妈取了约兰达这个名字。因此，我所讲的故事始终笼罩在一个于我而言十分遥远的人物的光晕里。这个谜团是用碎片拼凑起来的，有人说他乘坐一艘载满中国移民的船来美洲大陆的某个地方碰碰运气。有关这趟航行的想象中，最吸引人之处是想到他经过加勒比地区的时候，他所乘坐的船停靠在古巴，这里也居住着很多中国移民，但他不愿意留在那里；船也停靠在了巴拿马，虽然我们都知道巴拿马在当时有众多的中国移民，但他仍不想留在那里，布埃纳文图拉好像是那艘船的最终目的地，他便在那儿下了船。”约兰达·蔡写的这篇回忆文章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这种文化断裂——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是一些家庭共有的特征，正如我们在下文中看到的那样，它也是胡丽安·张的小说《当微风呢喃》的一个潜在背景。

梅达尔多·阿里亚斯·沙提萨巴是为数不多的展现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华人居住史和华人精神财富的人之一，他是一位作家，也是卡利《国家报》的专栏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亡灵爵士》的背景就是他童年时期的布埃纳文图拉，在那个“美好时代”，港口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小说讲述了美国人杰里米·厄尔利来到伊比萨（港口在小说中的虚构名字），并在格雷斯海运公司工作的故事。如果说马孔多是哥伦比亚文学显性的一面，那么伊比萨则是其隐性但却同样辉煌的一面。马孔多和伊比萨都取材于20世纪初的早期工业城镇，在这些地方，外国人和当地人在不同的、分隔的条件下生活，只有在那些包容的灰色地带，他们才会融合到一起。

在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中，中国人是过客一般的存在，“他们用中文生活，用中文繁衍后代，彼此间长得十分相像，以至于没人能分得清他们谁是谁”。在阿尔瓦罗·穆蒂斯（Álvaro Mutis, 1923~2013）的小说《海军上将的雪》（1986）中，一名海员与一个中国女人产生了一段浪漫情缘，但故事讲了一页半，她便从小说中消失了。相反，在阿里亚斯的小说中，中国人是主角、挚爱之人和朋友，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例如小说中的几个人物：罗萨里奥·兰（Rosario Lan）和她的父亲余·兰（Yu Lan），后者是伊比萨的面包师。这些人物实际上取材于布埃纳文图拉的“市中心”面包店的店主巴勃罗·范一家，他的几个孩子曾是小说作者的同学。阿里亚斯在下面的这个小说场景中，描述了面包店的内部状况：“余·兰的长女罗萨里奥在柜台后面忙碌着。她微笑着站在收银台后面，有时会拉动一条绳子，打开天花板上的一个秘密小窗口，她父亲通过这个窗口和她说话。有七扇门可以从面包店通向楼上的房间。只有兰氏一家知道每扇门通往哪里，这些门是一座座迷宫，由宣纸灯笼做成的长龙守护着”。在小说的另一个场景中，主人公杰里米·厄尔利与他的朋友伦道夫在纽约唐人街，杰里米谈到了他亲爱的朋友余·兰：“如果你认识余就好了，他是伊比萨的面包师，他人真的很好！在我旅行前夕，他和他的女儿罗萨里奥给我开了一个牡蛎派对。你应该去岛上看一看。我会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

在一次采访中，梅达尔多·阿里亚斯告诉我，小说中这些场景的灵感来自于他的童年记忆；他还说，巴勃罗·范一家有时会给学校送好几篮子面包，这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举动，也许是遵循儒家的传统，以此感谢学校所做的工作，激励学生们努力学习。附近的卡利市的华人社区也曾因其团结而闻名：1937年，他们帮助筹集资金，完成了“三个十字架”这一伟大纪念碑的建造，如今这座纪念碑就伫立于卡利西边某座山的山顶上。

卡利，一个错误的城市

卡利是考卡山谷省的首府，到20世纪中叶时，它已成为哥伦比亚人口第二多、工业第二发达的城市。今天，它被称为哥伦比亚的绿色城市，并被称为“天堂的分部”和“世界萨尔萨舞之都”，因为它是最友好的居住城市之一，并将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一种音乐节奏变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舞蹈。

佩德罗·张所作的几首歌曲中都提到了这座养育他的城市，他把卡利定义为“一座错误的城市（没有海，却有山），因为到处是甘蔗而让人腻味，曾经无条件地接收了农民暴动的孩子；卡利寻找着它的路和它的定义，卡利用它的微风、太阳和天空打造出一片理想空间，能让它毫不胆怯地拥有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说，这种对身份的寻求在1971年左右得到了加强，当时卡利举办了第六届泛美运动会——佩德罗·张为其创作了主题曲《美洲昆比亚舞曲》，并设计了运动会的吉祥物维克多·帕纳梅里卡诺，此外卡利还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成立后不久举办了第一届版画艺术双年展。关于这个历史转折点，如今担任卡利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的阿莱杭德罗·马丁（Alejandro Martín）是这样说的：

“在1971年之前，卡利是一个小城市，对现代性抱有期望，因为靠近(布埃纳文图拉)港口而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并且正在经历着几个剧烈的文化进程，这始于1956年，当时开设了拉特图利亚文化俱乐部和卡利实验剧院。1971年，所有这些进程达到了高潮，那一年也标志着卡利向现代城市的飞跃。”

巧合的是，2018年在卡利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展览“卡利1971，一座美洲城市：设想与现实之间”，展现出了艺术、体育和政治之间的碰撞，充满活力的青年艺术场景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的孕育始于太阳城这个项目，而一位华裔卡利青年将在之后成为其主角之一，他就是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米格尔·冈萨雷斯·查韦斯（Miguel González Chaves,1950~）。

活跃于1971~1973年期间的太阳城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合作空间，它位于“一栋有两层楼、15个房间和两个院子的房子，曾经是（卡利）市中心的一个修道院”。它由埃尔南多·格雷罗（1948~）和一群卡利年轻人创立，以“促进造型艺术、平面艺术、摄影和电影的创意项目”为使命，太阳城迅速成为了卡利的艺术中心。其成员之一就是米格尔·冈萨雷斯（Miguel González），他的第二个姓氏“查韦斯”（Chaves），最初是“张”（Cheung）。虽然他的母亲出生在哥伦比亚，但母亲的娘家来自广东的中山市。

米格尔·冈萨雷斯一直是卡利乃至哥伦比亚最有影响力的文化经办者之一。

太阳城成了艺术家的温床，成立时的规章中写道，米格尔·冈萨雷斯是太阳城的公关人员，但他的主要贡献却是策划艺术展，他举办了奥斯卡·穆尼奥斯（Óscar Muñoz,1951~）、埃弗·阿斯图迪罗（Ever Astudillo,1948~2015）、贝阿特里斯·冈萨雷斯（Beatriz González,1938~）等艺术家的展览。作为这项工作的补充，他还在当地报纸上撰写艺术评论，很大一部分作品被收录于一套书籍中，其中有一卷名为《卡利：视野与目光》（2007），专门介绍来自卡利或以卡利为基地的艺术家们。我想强调此书中的一段相关文字，讲的是哥伦比亚华裔雕塑家巴勃罗·范·王的作品，与他1996年在卡利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第一次个人展有关，当时米格尔·冈萨雷斯是主要策展人：

“巴勃罗用几件作品表现了他近来所关注的事物。虽然他的艺术语言仍采用了生锈的物件和变化无穷的元素，但不一样的是，他用黄金将所有元素结合在一起，赋予作品一种奢华的外观。巴勃罗·范·王将苦难、暴力和遗弃的感觉与器物一端的金色薄片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增强了隐喻的意味，制造出矛盾和毁灭感——这些概念催生了他那阴森可怖的诗意，以及他那有力亦轻妙的论点。他那饱含真挚的作品对人类的现状进行探察，借助于物件，但也对物件原有的功能打乱重来。”

冈萨雷斯写道，巴勃罗·范·王的作品特点之一就是他的那些脑洞大开的长标题：

“巴勃罗执意用长长的富有诗意的标题去命名作品，这些标题囊括了他所有细腻的感觉，他还使用各式各样的素材，展现了奇妙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夜晚将至，骑白色飞马的光荣诸神将冲向前方》这件作品是用保鲜盒、玻璃、金属、天鹅绒和燃烧产生的污染物完成的，这类的作品是对物件的救赎，营造出了科幻感，传达出这样的概念：事物之脆弱与时间之流逝是亘古不变的。《它们将再次苏醒，所有美好的事物将只不过是瞬息的激情》这件作品呈现的是15件用铁做成、状似士兵头盔的东西，带着生锈的钉子和金色的薄片，旨在对外形和实质进行讽刺。”

我摘取了上述片段，既是为了欣赏冈萨雷斯的评论，也是为了品味巴勃罗·范·王的诗学。从我所能查阅到的介绍巴勃罗·范·王的文章来看，很少有文章提及他的中国血统，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位哥伦比亚艺术家，创作的是有关哥伦比亚现实的作品。

亚洲血统在巴勃罗·范·王和冈萨雷斯的身上体现得不是很明显，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潜移默化的存在。例如，冈萨雷斯的姨妈宁发·查韦斯·德蔡（Ninfa Chaves de Chois）女士——此人在冈萨雷斯的母亲早逝后担任起了他母亲的角色——住在一个配有精美中国家具和装饰的公寓里。她的丈夫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中国移民，经由秘鲁来到了哥伦比亚；在一次采访中，她告诉我，她的父亲试图教孩子们书法，但由于缺乏判断力，而且书法在当时的哥伦比亚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她和其他的孩子渐渐荒废了书法课。她还讲到，多年来，他们总是与在香港的亲戚保持联系，但遗憾的是，这种联系已经中断了。她的儿子豪尔赫·蔡（Jorge Chois）是一名工程师，喜欢烹饪，他珍藏着一本笔记本，他的父亲在上面手写了所有他知道的中国菜谱。另一方面，巴勃罗的姐姐凡妮·范·王告诉我，她的父亲巴勃罗·范出生在哥伦比亚，她的母亲出生在中国。凡妮从小就学会了说广东话，对她来说，品尝美味的中国菜和喝茶是用来与别人分享和庆祝的精致仪式。巴勃罗·范·王在1996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了“道”和《易经》中的东方哲学对其创作过程的影响；而米格尔·冈萨雷斯虽然很少谈及这个话题，但他告诉我，在某次假期中，他进行了一次中国朝圣之旅；由于他是一名专业的歌剧观众，所以他在现场欣赏了长达7个小时的京剧表演，令导游惊讶赞叹不已。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出，20世纪上半叶到达哥伦比亚的中国移民，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亚洲身份的逐渐丧失，但另一方面，他们知道如何适应哥伦比亚社会，并以体面的方式繁荣富裕起来，同时也会珍惜他们从祖先那里多多少少继承下来的东西。记者皮拉尔·洪这样总结道：“这个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阿方索·洪），在20世纪初期来到布埃纳文图拉，为了一个稳定的未来去创造梦想、经历梦想……他在哥伦比亚留下了8个儿女，33个孙子孙女和30多个重孙子女。为了纪念祖父，同时也为了让我们的家族延续中国历史，我给我的儿女们分别取名为韩愈和中山。”

当微风呢喃

2016年，作家胡丽安·张的处女作小说《当微风呢喃》出版，这也许是哥伦比亚截至目前出版的唯一一部主角是华裔哥伦比亚人的文学作品，这个细节可能会被忽视，但如果仔细阅读那些揭示主角家庭背景的段落，也许你会同意，这些段落是小说中最感人的部分，它揭示了哥伦比亚社会中多元的、万花筒般的文化层面。

小说围绕着埃米利奥·萨尔加多（Emilio Salgado）和他的朋友们展开，他们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90年代长大成人，那时的卡利遭受了一股贩毒浪潮的强力冲击。三条相互交织的叙事线构成了小说的主线：第一条线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当时这些年轻人正从高中向大学过渡；还有一条现在的时间线，是2004年7月24日晚，这群朋友再次聚会，一起庆祝，并谈论世事的变化；最后一条线是一系列取材于民间传说的恐怖故事，赋予了这本书以神秘小说的意味。在每章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几首诗（俳句风格），以小插画的形式呈现，是由主人公埃米利奥·萨尔加多写的，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他也许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因为主人公的背景灵感来自于作者的家族史，还因为他们在创作这些“充满甘蔗香味的千年”诗篇时，具有一种相似性。

《当微风呢喃》属于卡利城市文学传统，音乐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一种怀旧的参照物和故事的背景音，在小说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例如，在小说的开头，主人公埃米利奥·萨尔加多与他的朋友们组成了一个融合摇滚小组，他们创作了一首歌曲，为了向“桃椰子”（chontaduro）致敬，这种产自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的特色水果一般在非洲裔的街区售卖，小说以这种微妙的方式庆祝非洲裔哥伦比亚文化在近几十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并渗透到了卡利的流行文化之中。

让我们回到小说中的“中国”元素，有一处关键情节，即主人公埃米利奥·萨尔加多的父亲阿尔弗雷多·萨尔加多的守灵现场，作者在此处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思考，并对这种“其他”文化进行了反思。在小说的开头，胡丽安·张用浅浅几笔勾勒出了那次聚会的气氛：“一个中国代表团从布埃纳文图拉来到这里。领头的是一个叫安东尼奥·冯的人，他送给埃米利奥一个中国的幸运娃娃。埃米利奥感到胃部有一丝不适。他在聚会余下的时间里一直站着。”100页之后，在题为《幸运娃娃》的这一章中，胡丽安·张再次回到了这一场景：

“这个男人（安东尼奥·冯）由他的人围着，坐了下来，把他的手杖靠在墙上，并在膝盖上摩擦他的手掌。身着白衣的代表团与黑色污渍形成鲜明对比。小埃米利奥第一次看到这些与众不同的生物，他们身材矮小，眼睛细长，他们不是外星人。

-谢谢。

他们接受了饮料。

安东尼奥·冯和他的同胞们使用了恰当的词语。奇怪的是，当棺材被打开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探出身子，以最后看一眼阿尔弗雷多平静的面容。很难辨别这些皮肤下面配置了怎样的感情，因为这些人物的面部表情就像水一样中性。”

正如我前文所说，小说中很少有章节涉及家庭背景，但恰恰是那些涉及的部分非常真挚和感人：“黄种人代表团带着死者遗体来到朱宁家：他们是第一代中国移民，是乘船来到此地的华人。不止一个中国人有着棕色的皮肤，说话带有布埃纳文图拉的口音。他们向努比亚(寡妇)打招呼，微微点头。”作者在这里对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社会的种族融合投去了一瞥：“一些(中国人)娶了黑人妇女，生下的孩子皮肤黑，眼睛细长。”再往后，胡丽安·张继续对他们的性格进行描述：“阿尔弗雷多喜欢中国人说话的方式；字字铿锵，好像他们生气了一样……阿尔弗雷多说他们是糟糕的失败者，但作为朋友，他们是忠实的。”

在采访胡丽安·张的过程中，他告诉我，这些场景来自于记忆与虚构的叠加，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玩扑克游戏的场景，他在这一部分叙述了阿尔弗雷多·萨尔加多死亡时的情况，这是一个真实事件，灵感来自他的祖父佩德罗·安东尼奥·张的人生：“阿尔弗雷多曾经与他的一群朋友见面，玩扑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来自华人社区。里面住着20世纪40年代从中国广东来的移民。独裁者蒋介石对广东人采取了具有镇压性质的措施。其中一些人决定移居国外。在海外，在一个太平洋海湾的岸边，他们发现了一个名为布埃纳文图拉的热闹港口，它与广东有着相似的地理特征。华人移民的带头人安东尼奥·冯翻遍了地球仪，最后发现了这块热带飞地……时钟已经接近11点。阿尔弗雷多拿着一杯威士忌和一支抽了一半的雪茄，面带微笑。他手里拿着同花顺：黑色梅花的10、J、Q、K、A。就在他准备宣布胜利的时候，他因心脏病发作而栽倒了。”这种命运的偶然性和作者祖父的早逝对张氏家族来说意味着中国文化延续性的断裂；父亲去世时，佩德罗·张还只是个孩子，他既不能继承也不能传递来自另一种文化的生活知识和习俗，然而尽管如此，他的血液中还是带着这种文化，或许来自东方的文化遗产和智慧通过他的诗歌萌芽了。1989年，为了宣传佩德罗·张的诗集《事物的另一面》，他的朋友、作家埃尔南·托罗（Hernán Toro）在封面上这样写道：“在佩德罗·张的身上，东方和热带的混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结果……不可复制；他的诗歌出人意料，他的诗句值得被熟记……他的诗歌是中国几千年智慧的女儿，在人民社区中不断成熟，由一位广告工匠悉心调教，由一位来自我们之中的人书写出来，尽管这个人经历了糟糕的时代，但他没有失去微笑的能力，他不惧于表现温柔。”

让我们再次回到《当微风呢喃》中的守灵场景，胡丽安·张如此总结道：“那晚的记忆依然模糊不清。吊唁和无用的安慰。安东尼奥·冯走近努比亚。他带着酋长般的威仪对她说了几句话：阿尔弗雷多是个好人，他耗尽了他最伟大的东西：心脏。”这些话呼应了2001年卡利的知名报纸为年仅55岁的佩德罗·张的离世而发布的文章标题：“佩德罗·张耗尽了他最伟大的东西：心脏。”

音乐记忆之城

作为这一话题的结束，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作家，她虽然不是出生在哥伦比亚，但也是这个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家族中的一员。我说的是华裔加拿大民族音乐学家莉斯·瓦克斯·叶（1965~2002），她是梅达尔多·阿里亚斯的妻子，遗憾的是，她的一生也尤为短暂，但令人钦佩；她对哥伦比亚的探索和热爱凝结成了一本书《音乐记忆之城：哥伦比亚卡利的萨尔萨、唱片坑纹和大众文化》（2002），极为精彩、详尽地对卡利以及她对萨尔萨的音乐热情进行了阐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瓦克斯居住在卡利，她一边为攻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学位做研究，一边作为拉丁爵士乐队“Magenta”——成员均为女性——的钢琴手加入到了卡利的音乐界。瓦克斯留下了值得纪念的学术成果，其中包括《对萨尔萨的定位：拉丁美洲流行音乐的全球市场和地方性意义》（2002）和《音乐记忆之城》（2002），获得了“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的迪恩斯·泰勒奖（ASCAP Deems Taylor Award）（2002）和阿兰·梅里亚姆（Alan Merriam）民族音乐学会奖（2003）。后一机构为纪念她的学术贡献，设立了莉斯·瓦克斯奖，以鼓励学生在流行音乐领域发表文章。

《音乐记忆之城》一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动感的卡利：一座哥伦比亚城市的萨尔萨社会史》（1998）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本专著，叙述了萨尔萨音乐如何通过布埃纳文图拉港渐渐传入卡利人的耳朵，并成为他们文化的一个特色标志。1971年前后，卡利正处于城市转型、现代化和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正如佩德罗·张指出的那样，“(卡利)曾经无条件地接收了农民暴动的孩子”，也就是说，卡利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在这里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化现实，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不居于其他群体之上，因此，没有一种地区音乐传统能够代表这个新的、复杂的城市环境。因此，萨尔萨和安的列斯群岛音乐被采纳为这座日益异质化、国际化的城市的代表风格。”瓦克斯在书的导言中如是写道，这与美国学者多丽丝·萨默（Doris Sommer，1947~）将舞厅定义为“城市乌托邦的空间”是一脉相承的，在那些“城市的社交绿洲”之中，人们聚集在一起跳舞，不在意别人来自哪里，也不在乎他们的社会或种族背景：“我指的是适合所有人的乌托邦，不是表面上相似，也不是行为上相似，而是对一个特定主题创作即兴的变体，因为舞蹈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它强调差异，而非一致性。”

这种安的列斯群岛音乐流派在当时既与古巴、波多黎各有关，也与纽约的拉丁音乐先锋派有关，恰恰是它代表了拉丁文化的国际化和崛升，与来自哥伦比亚中心的“传统”哥伦比亚音乐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卡利虽然位于太平洋沿岸，并远离哥伦比亚的文化中心，但是渐渐发展成了一处更加国际化的文化环境，将自身与世界上其他的萨尔萨城市联系了起来。在卡利，萨尔萨找到了一个有利的、开放的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诞生了一种独特的音乐文化，在诸如“萨尔萨舞厅”（Salsotecas）或“黑胶博物馆”这样的流行音乐酒吧中可见一斑——酒吧的名字来自某位DJ对它们的称呼。在城市里，这种音乐流派也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卡利”风格的舞蹈方式，其特点是继承了波加洛舞、恰恰舞、摇摆舞等舞种的快速动作。

无需在这里总结这本书的六个章节；瓦克斯编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最后，多亏了这位加拿大华裔女士和她的作品，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卡利是“世界萨尔萨之都”。瓦克斯没能活着看到“萨尔萨舞节”（Salsódromo），这是如今在卡利狂欢节上举行的萨尔萨舞者大游行，若是她知道卡利狂欢节中最受欢迎、最有名的活动之一是“音乐迷大会”，即萨尔萨音乐收藏家和专家们齐聚一堂，想必她会很高兴的。她曾经说过的话仍然很适合当下：“在城市空间诞生的艰难过程中，狂欢节仍将会是一个充满希望之地，它通过萨尔萨音乐和其他活动所传递的记忆和大众身份认同感，一直加强和保持着卡利的身份和经历。”

后记

布埃纳文图拉历史学家亚伯拉罕·叶·马德里的侄女帕特里夏·阿门·叶（Patricia Amen Yip）在卡利接受采访时说，在她从叔叔那里继承的一个箱子中，有一份关于哥伦比亚中国移民区历史的手稿。但愿这份手稿在不久后能重见光明，以便让人们了解这个一直保持低调的移民区的历史。

另一方面，近年来，新一代的中国移民来到了卡利市，来自浙江、福建和其他省份的商人加入到了广东后裔居住的移民区中。这批移民的涌入给卡利的华人区带来了活力，人们现在又开始庆祝中国传统节日了。

[作者土木，原名路易斯·康地略（Luis Cantillo），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四川大学外籍教授。原文发表于哥伦比亚《文化页码》（Páginas de Cultura）杂志第14期，由作者授权第一财经刊登，限于篇幅有部分删节。本文译者：张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