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小镇的新青年：扎根理想，即为主场丨来点财经范儿

之所以会关注到奔赴小镇的青年们，是因为发现周围很多步入30的朋友陆续都选择离开北上广深，回到了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城和乡村。甚至一些海归在大城市打拼几年后，迫于高房价和高强度工作的压力以及城市病等原因也选择去往小镇。他们有人获得了更为理想的生活空间，有人在事业上寻找到了新的风口，也有人为如何融入小镇的环境而发愁......为了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我们寻找到了4位奔赴小镇的青年嘉宾，并把他们请到了《来点财经范儿》的演播室深入聊了聊这个话题，力图用4位嘉宾的经历描摹出今天中国逆城市化现象下青年生活和事业的群像。

 

为理想还是为风口？

彭阳的背景让人印象深刻，她是一位非常硬核的学霸，剑桥博士毕业后经历了伦敦、新加坡、香港的短暂工作经历，她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奉节县搞起了现代化农业。谈到自己的经历和回县城的原因，她说：“我是奉节人，16岁去英国读书，最后以6个A的成绩考入了剑桥，然后就从本科到硕士又读到了博士。我读的专业就是土地经济，细分领域就是专门研究区域经济的。我有一篇毕业论文就是专门研究我家乡重庆怎么去促进它的经济发展又缩小贫富差距，得出一个结论，一定要发展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行业。所以我回去就创立品牌“山橙时代”。把脐橙的鲜果资源做了一个整合，我们做现代化农业，标准化、科技化，品牌化。在最前端，我们以公司+农户的形式，让专家们教农户怎么去建立种植管理日志，橙子到了加工厂后，会根据三个维度，第一个就是给它称重量；第二个就是给每一个橙子拍几百张照片，然后用AI的技术去分析它是否有瑕疵；并用红外线探测每一颗橙子的糖度和酸度，最后我们把橙子分成三个等级：一级果可以去走大流通；二级果长得没有那么好看，但品质还是很好的，就会进入我们的深加工线，做成橙汁、橙粉、橙油等等。最后所有的残渣会做成饲料，形成一个生态循环的农业体系。”

汪星宇的学历背景也非常出众，他曾在复旦大学读本科，纽约大学读研究生。作为上海人的他毕业后选择常年奔波于中国各地的乡村。 “我之前是学国际政治的，我当时硕士毕业的时候想继续读博士，但是觉得专业不够接地气就想去做两年田野调查，我们做了一个机构叫‘乡村笔记’，后来做了一个教育公益项目叫‘城市职旅’，资助乡村的孩子到城市看见各行各业，也有送客下乡，也有实训。再往后我们做了很多内容的乡建，盖村史馆、文旅小程序、论坛展会乡建等等”。在常年奔赴乡村的过程中汪星宇对“乡愁”和“城愁”有自己的理解：“有很多的伙伴会质疑说，你把农村孩子带来城里，不是让他们没有乡愁了吗？其实只有我们城市人有乡愁，更多的老乡没有乡愁，他们如果可以在城市安居立业的话，他们其实还真不一定想要回到农村，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察。”汪星宇说到。

彭阳和汪星宇都有着非常优秀的学历背景和工作经历，他们也许也可以在一线城市拿着高薪生活得很好，但奔赴小镇为他们带来更丰富的意义，也许对彭阳来说意义在于可以改善家乡的农业产业和当地人的经济状况，而对于汪星宇来说可以通过努力缩小城乡差距，这些意义想必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但我们发现抛开实现理想和追求意义，更多的人奔赴小镇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陈英泽和汪洋或许能代表这类青年。

陈英泽是一位90后金工艺术家，擅于制作金银器的他在艺术家圈内小有名气，然而8年前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他却选择搬到四线城市景德镇。他说：“我一开始工作室是在南京的浦口，后来觉得房租以及创业成本压力有点大就搬来了。景德镇山清水秀，房租成本低，并且很容易碰到志同道合的人。我很向往景德镇一千多年的工艺史，陶瓷和金工算兄弟专业是互补的，在审美上面或者线条上都是相通的。”陈英泽说目前很享受景德镇的安宁，目前他的工作室是一栋600平的三层小楼，有花有草、有猫有狗，而在南京同样的价位只能租一个120平的小房子。“在景德镇有点归园田居的状态，我不太委屈自己，我想找一个舒适的、喜欢的，在这我可以很安定，同时我可以学习其它东西。”

汪洋是宁波人，曾经是上海一家4A公司负责广告创意的高管，在上海工作期间经常加班到深夜，后来由于女儿的出生，他希望有更多时间可以陪伴女儿，于是2021年年底决定举家搬到更加宜居的城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我们在这经营一家小的咖啡店，希望通过在上海二十几年的广告历练，能够赋能小镇的品牌，并能够把当地的咖啡产品以一个更合适的价格去收购过来，然后通过我们的包装卖到北上广。”而谈到为什么没有从西双版纳的强势产业普洱入手，汪洋回答到：“因为在上海经常喝咖啡保持旺盛的精力，使用咖啡的场景很多，但对于普洱却不是很熟悉。”面对在小镇创业的风险，汪洋给自己定了一个三年的时间期限：“如果三年后我们的小品牌运营得还是不够好，我们还是会考虑去一些更大的城市。”

显然更多的年轻人会遇到像陈英泽和汪洋的问题，在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无法支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交通拥堵，高楼林立的一线城市让孩子无法接近自然，父母工作压力太大也无法陪伴孩子成长，因此他们选择了小镇，让自己的生活和爱好更加协调。

复旦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范剑勇认为，几位青年奔赴小镇其实正体现了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主编沈从乐谈到，从数据上来看近几年确实年轻人去小城小镇生活的愿望更强烈了：“我们对比了2017年和2021年的数据，国内这些大学生应届生，他们的首选一线城市就业的指数从2017年的21.18%下降到了18.85%，而二线、三线、四线、五线城市都在增长，从2017年的24.93%上升到了2021年的28.56%，虽然这些百分比是个位数的，但是基数是一千多万人口，就相当于有几十万人，从一线或者新一线城市里面流出来了。顶尖的人才如果从海外回来，会选择先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寻找机会，但很多国内大学生在就业市场里去选择时，更加偏向于这些小城、小镇甚至乡村。”

 

奔赴小镇的苦和乐

我们发现四位青年的经历和奔赴小镇的原因各不相同：汪洋希望去西双版纳获得宜居的生活环境、陈英泽希望去成本更低、更专业的产业集群地、汪星宇常年奔赴乡村因为心怀链接城市与乡村的使命，而彭阳内心抱着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链接家乡和世界的抱负而奔赴奉节。尽管每个人的目的和理想不同，但奔赴过程中都有苦有乐，更有挑战。

彭阳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公司的管理。“最辛苦是要让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我们加工厂的叔叔阿姨保持一致。当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把橙子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分级，一箱里面装一个规格的橙子，但是有时阿姨们觉得就剩那一个小一点的橙子，不放进去好浪费。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活动给每一个包装的阿姨做了一个卡通头像贴在箱子上。然后我们同事又做了很有趣的营销活动，向所有的消费者发起他们和山橙时代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奉节出生的女孩子，后来离开奉节了，但是她妈妈每一年都会给她寄橙子，直到后来她妈妈不幸去世了，她说每一次收到刘阿姨给她包装的这个橙子，她就感觉好像她的妈妈还在世。当我们把这些故事读给加工厂的叔叔阿姨们听，他们就哭成了一片。但是那一天之后，我明显感觉到叔叔阿姨们状态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很明白地知道说他们的一举一动，背后都有一个在期待着他们这个橙子的消费者。”

对于汪星宇来说，最难的是改变大家的价值观和刻板印象。“我带城市孩子去乡村，然后城市的家长觉得乡村是脏乱差，是一贫如洗的，或者就觉得乡村是世外桃源，他都会有刻板印象。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它不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它更多地希望去解决社会问题，我们发现有不少年轻人，不会觉得金钱的获得是唯一的出路，所以现在很多的返乡青年，我觉得他们不是一种消极自由的追求，而是一种积极自由的追求，我觉得青年人的价值观的多元，也是我们现在在助力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汪星宇谈到。

陈英泽说8年前刚来景德镇的时候，最不方便的是没法拥有大城市的美术馆、艺术馆以吸收更丰富的知识和营养，除此之外在推广方面也非常缺乏。但好在现在景德镇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平台在弥补这些欠缺。“比如我们现在很火的陶溪川，或者是说有一些直播平台慢慢加入景德镇这个地方，所以算是弥补了当年我们觉得比较苦的这些点。”

对于汪洋来说，他更加挂念养育孩子的医疗条件和如何在当地真正立足。“作为一个3岁孩子的父亲来看，让我苦恼的一是当地的医疗资源并不像上海那么丰富。另外一个苦恼，就是我们对当地市场并不很了解。但如果我回家乡宁波，我可以获得讯息的渠道很多，现在来到异乡，相对来就说会比较闭塞一点。”

奔赴小镇确实不应该是头脑一热的事，我们发现其实几位嘉宾都做好了规划和备案，并有清晰的目标，这样才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依然记得初心，并且找到解决困难的方式。好在在越来越多有知识有技能的青年奔赴小镇的同时，国家也在政策层面上发力让小镇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扎根理想，即为主场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其中指出：

“到2025年，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县城短板弱项进一步补齐补强，一批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的县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公共资源配置与常住人口规模基本匹配，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市政设施基本完备，公共服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有效改善，综合承载能力明显增强，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规模不断扩大，县城居民生活品质明显改善。”

范剑勇这样解读《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国家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为了防止财富过度向大城市集中，那么就一定要开始扶持一些中小城市或县城，但这不意味着就随便挑一个县城去生活，比如处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小城市，它一旦跟大城市通过交通基础设施连接，一些有知识、有技能的人，就会被虹吸到大城市，那么这个怎么办？我认为作为县城的政府，对于自身发展的战略，必须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就是要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战略，比如说宁德，它虽是一个很偏远的地区，但是在电池领域有宁德时代这样的企业，它做到不仅是中国第一，而且是世界第一。”

对于如何选择小城小镇，沈从乐也有自己的观点：“这种小的优等的县域经济发展的城市，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天然条件。首先是区位，要么它靠大城市，比如昆山它其实是和上海依附而生的。其次是它有资源的优势，比如景德镇，它有一千多年的手工艺的历史，我觉得景德镇它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做好的基础设施把像陈英泽这样的手艺人留住，然后去吸引一些好的文化资源。未来的公共资源是由政府来配置，相对稳定的公共资源配置最终都会带来被吸附的影响。那么其实对未来的教育公平、医疗公平，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上的公平保障都会带来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政府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不论是彭阳、汪星宇、陈英泽还是汪洋，当他们从大城市奔赴到小镇，无法逃避的就是要面对小镇和大都市之间的差距，并从自身的角度去弥合这些差距。如果说彭阳是利用技术弥合小镇和大都市之间市场信息差，汪星宇正在做的则是更深层次城乡之间价值观的弥合。每个人的体验和理想不同，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用来自大都市的眼界和知识在弥合差距的路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是苦是乐最终只有自己知道，而未来他们还会继续选择小镇吗？

谈到这个话题，彭阳说未来小镇依然是她绝对不会离开的主场，而与此同时她正忙着把在奉节脐橙的模式复制到另一个产业，“我希望我的舞台在全世界，像我们之前做的事情把家乡的优质的产品，通过科技和公益的一个加持带到全世界。那我们接下来想做的是把我们同样的模式孵化到另外一个产业，继续去扮演这样一个家乡和全世界的链接。”

汪星宇说：“接下来五年一定会继续专注于乡村教育和公益。再往后我希望能够有一些学术的沉淀。让我开心的事情是让城乡彼此看见，我相信无论是农业还是教育，都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真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一定会在这个路上继续往前走。”

陈英泽说：“未来我心之所向还是在景德镇，但是我有一个牵挂就是父母还在福建老家，还有我想可能有一天会放下我的锤子，到大的地方看看，开阔眼界”。

汪洋则希望能在西双版纳为家人带来更多经济上的支撑。“我们希望非常脚踏实地地运营现在的咖啡馆，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然后才有机会去做更多品牌包装的事，小镇的生活对我们一家人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经历。”

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速度趋缓，甚至出现了人口减少的现象，而非都市地区的发展速度则明显提高，美国学者波恩在1976年首次提出“逆城市化”的概念。今天，当中国城市化步伐逐步加速，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病不断攀升，是否也会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这些逆向而行的新青年的现状或许能给我们一些答案。对于他们来说，不论他们的道路多不相同，经历多少困难，他们有的抓住了风口追逐事业的攀升，有的只想过安然惬意的生活，选择奔赴小镇也许让他们更快乐，也许意味着更多挑战，但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悲哀，自己的选择最重要，既然选择上路了，付诸实践和行动就一定会离理想的生活更近，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