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鱼和熊掌”能兼顾吗？

作为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商业银行，法国工商信贷银行的沿革不仅记载了法国金融史的演化，还对国有化、私有化的改革富有研究价值。国有化并非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相联系的经济现象，生产资料国有化古已有之，但与生产社会化相关的国有化是从19世纪中叶的工业化浪潮中出现的。在欧洲，“铁血宰相” 俾斯麦曾经在德国实行过长时间的国有化运动。恩格斯表示国有化的出现是社会化生产的客观需要，但他也表示国有化生产力只能是那些不适合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在法国，国有化有着悠久传统，法国企业国有化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国王路易十四的 “皇家股份公司”。崇尚重商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法国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

肯定或否定国有企业制度的人都喜欢拿法国说事。法国左、右翼政党及其理论家常以赞成或反对国有化划分，战后左翼政党长期执政是法国选择国有化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戴高乐政府选择了一条与西德自由经济政策不同的道路，他试图通过国有化、结构改革以及经济计划，使国家有效地干预国民经济活动，恢复生产，稳定社会，使法国经济总量一度雄踞全球第四。

面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战后重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理论和国家政策取向也都发生重大变化，兴起了一股国有化的浪潮，认为政府不能仅仅充当私人经济的“守夜人”，而应当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调节者。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主流发展经济学家们如刘易斯（Lewis，1955）、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等还从理论上论述国有银行对经济促进的作用。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克服国企的官僚主义和垄断带来的低效率以及减少亏损，在全球私有化运动的推动下，法国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不过之后又再一次地回归了私有化。

回顾西方社会的银行和企业，它们时而私有化，时而国有化，却并非死守价值观不变。鼓吹私有化的祖师爷英国，就经历过1945至1951、1957至1979年两次国有化阶段，持续时间还不短，当然之后必然有私有化历程。西方各国的国有化和私有化浪潮的潮起潮落可谓错落有致。上世纪50、60年代，当法、英等国通过国有化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时，德国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进一步的私有化来推进经济，主要还是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来取舍。除关系国家安全和重要国计民生的少数国企外，对竞争性行业讲求效率、收益和成本，不让企业成为政府财政累赘，若改善效果不佳，则通过私有化来进行改造改变。在社会经济面临危机的时期，又反向操作，通过对企业、银行实施国有化，加强政府控制，强化政策传导，增强市场信心。

次贷危机可称为最近一次西方国家大规模实施国有化的动因。现代私有化诞生地的英国政府率先祭起“国有化”的大旗，对陷入次贷危机的诺森罗克银行实行国有化，继而花费巨资将大部分的本土银行收归国有。欧盟各国紧紧跟随，一时间银行国有化成为主流，欧洲政府注入银行资金达到创纪录的1.9万亿欧元。美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旗手，一直反对以政府“有形之手”替代市场“无形之手”，但英国的银行国有化措施解除了美国羞羞答答的心理防线。美国国会通过了7000亿美元第一轮救市计划，“末日博士”鲁比尼称让银行“国有化”是唯一选择，否则美国经济将无法摆脱螺旋式下滑的泥潭。德国亦开始了新一轮国有化浪潮。2013年德国电力行业掀起反私有化风暴，首都柏林全民公投欲将电网收归国有，以驱逐目前控制柏林电力的外国公司。撒切尔夫人悲哀地看到自己倡导的自由主义遭到质疑，甚至在英国，自己反对的国有化、增税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再度流行……

其实，无论国有化或私有化都不是灵丹妙药，一用就灵。

固然西方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效率、效益低下、财务约束软弱等弊病，然而私有银行也未见发挥良好的公司治理作用，贪婪地追逐私利，使不少私有银行深陷金融危机，面临亏损深渊，只能依靠“国有化”援手。欧美政府为防止市场信心陡然下降，阻止经济衰退演变成经济灾难只能出手。但是，欧美国家实施的国有化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国有化，其目标是帮助私人资本家度过危机，政府持股只是权宜之计，政府在接手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好退出机制，一旦市场恢复稳定，则尽快把手中股份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将国有企业和机构重新私有化，并收回国有化投资成本。前些年欧美普遍实施的银行国有化只是临时举措，是战术“妥协”行为，根本目的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

私有化是资本主义的立国根本。当金融风波平息时，可以预见欧美第三轮银行私有化的高潮又会来临。已经有人指责政府金融救援行动虽然避免灾难的扩大，但却导致了道德风险，破坏了市场规则，也让借贷政治化，而且还怪罪国有化影响了市场效率。可见新的一轮争论还会再起，就像云卷云舒、潮起潮落一样。然而公平与效率能兼顾吗？

（作者姜建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