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传伟：数据基础制度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义

2022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数据产权制度从宏观政策主张走向具体制度实践，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重要意义。

数据基础制度重构数据生产关系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和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构建数据基础制度目的是建设与数据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意见》提出建立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以及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意见》加上我国自2016年起陆续出台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对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金融市场与数据要素市场之间的共生关系

金融市场与数据要素市场之间存在共生关系。第一，对数据的处理是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础。数据存储、传输和分析等方面的技术进步，只要有助于提高金融活动的效率和安全，就会被金融领域所采用。从电报、电话和广播等通信技术，到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莫不如此。我们常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基本功能是融通资金，但与资金流相伴随的数据流也非常重要。第二，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为经济运行和宏观管理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金融市场通过真金白银交易出的价格数据，质量一般较高。第三，数据要素市场影响金融市场分工。比如，我国一些平台经济企业因为深入业务场景而了解用户，一些中小银行有可贷资金但缺乏好的贷款用户。两类机构合作放贷，尽管在金融监管上造成了一些新问题，但客观上满足了一定范围内的信贷需求。因此，从全球范围看，金融中心往往也是数据要素的聚集和配置中心。比如，彭博和三大评级公司总部在纽约，路透总部在伦敦。

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市场与数据要素市场之间的共生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第一，金融市场使用的数据大为拓展，已不限于宏观经济数据和财务报表数据为代表的传统财经数据的范围。比如，电子商务数据被用于信用评估，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数据被用于金融产品的精准营销，保险公司基于可穿戴设备和车载智能设备的数据开展保险服务创新，一些对冲基金成为替代数据市场上的活跃买家。第二，科技公司凭借数据优势涉足金融市场。在人们消费、社交、学习和工作等活动的相当大比例转到线上后，科技公司贴近用户需求，有条件获得用户数据，而金融机构与用户之间关系疏远,“一臂之遥”问题明显。在科技公司基于“支付账户+互联网数据”提供线上金融服务时，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竞争劣势。第三，在数字技术提高用户数据收集的广度、深度和效率的同时，用户隐私保护意识在快速崛起，越来越多国家（包括我国）把隐私视为一种需要保障的基本权利。但隐私保护不排斥分享个人数据，而要有效控制分享过程。第四，数据要素市场的参与者和组织形式在快速演变，已不限于财经媒体、财经数据库、评级机构和研究机构等传统形态，开放银行、数据信托、数据交易所和数据中介等新模式越来越受关注。

金融机构参与数据要素市场的可行性和路径

金融机构有望在数据要素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金融机构处于国民经济的枢纽地位，在严格监管下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并且在数字技术上有丰厚积累，客观上具备从经营资金拓展到经营数据的条件。当然，这需要金融机构引入适当的内部业务隔离和风险隔离措施。其次，我国2021年后加强数据隐私保护、平台经济反垄断和金融科技监管。“金融的归金融，科技的归科技，数据的归数据”这些方面的改革有助于金融机构校正与科技公司在数据层面的竞合关系。与科技公司建立在广告、电商等用户数据货币化上的商业模式不同，金融机构参与数据要素市场，更有助于维护公共利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数据要素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同构关系。这从“数据信托、数据交易所、数据中介”等金融色彩明显的概念上就可见一斑。这种同构关系是金融机构参与数据要素市场的基础。

从《意见》看，国家对数据要素市场的参与者和组织形式持开放态度。在数据交易方式上，国家规范引导场外交易，培育壮大场内交易。除了交易以外，数据流通还包括开放、共享、交换等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很多数据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有权界定难度大，数据使用和定价的非标准化程度高，全球范围内场内数据交易规模不高。

尽管数据价值链长且复杂，但从供给和需求角度看，数据要素市场主要有三类参与者。第一，供给方是数据控制者（对应《意见》中的数据处理者），指收集、存储数据并行使控制权的人或机构。之所以称为数据控制者，是因为数据要素市场在实践中普遍淡化数据所有权，更强调对数据的有效控制。第二，需求方是数据使用者。第三，数据主体（对应《意见》中的数据来源者），指通过线上或线下活动产生数据并拥有相关权利的人或机构。数据控制者和数据使用者分别对应着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数据要素市场之所以重视数据主体（特别是个人数据主体），一是隐私保护的要求，二是为促进数据收益的公平分配。《意见》强调，充分保护数据来源者合法权益，推动基于知情同意或存在法定事由的数据流通使用模式。目前讨论的数据要素市场的主要组织形式，基本都能在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模式中找到对应者，而这也对应着金融机构参与数据要素市场的主要路径。

金融机构参与数据要素市场的“前锋”是开放银行。在开放银行模式下，银行在用户允许的情况下将用户数据分享给第三方机构以开发应用和服务，包括实时支付、帮助用户更好地管理金融账户、市场营销和交叉销售机会等。开放银行强调用户对自己数据的权利，允许用户在其他服务场景中使用银行服务，从而创新性地将银行功能模块和非银行功能模块融合在一起，体现了用户第一、以用户为中心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原则。银行与用户之间关系在开放银行下发生根本变化，从“拥有用户”变为“共享用户”。

近年来，发源于北欧、与开放银行有紧密联系的MyData（“我的数据”）模式在东亚地区（特别是韩国）发展迅速。MyData模式“基于我的数据我做主”理念，将以往以机构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数据主体为中心的管理模式。通过MyData模式，个人可以一次性地查询分散在不同机构的个人数据，并主动、有选择性地向某些企业提供个人数据来获得商品或服务的推荐。在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作为主要监管部门，通过发布MyData指南，以韩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信息通信法》和《信用信息法》为指导方针，推进MyData模式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截至2021年9月，韩国共发放MyData运营牌照45张，MyData运营机构包括友利银行、新韩银行和大邱银行等。韩国MyData模式的应用场景不仅涵盖存款、贷款、信用卡、通讯和保险以及支付等金融场景，也涵盖公共行政和医疗等领域。此外，香港金管局在开放API（应用编程接口）框架中有与MyData模式类似计划。

数据信托在欧盟和英国备受重视，在2021年入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榜单。数据信托借鉴了金融信托的理念和架构。在数据信托中，收集并持有数据的机构（即委托人），允许一个独立机构（即受托人）来决定如何为一个事先确定的目标（特别是受益人的利益）而使用和分享数据。受托人有权决定如何使用和分享数据以释放数据中蕴含的价值，但要确保它的决定符合数据信托的设立目标以及受益人的利益。《意见》提出，探索由受托者代表个人利益，监督市场主体对个人信息数据进行采集、加工、使用的机制。

上海金融业在数据基础制度下的机遇

目前，上海已集聚股票、债券、货币、外汇、票据、期货、黄金、保险等各类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上海数据交易所也于2021年底在浦东新区成立。因为数据要素市场不限于场内数据交易，上海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探索开放银行、数据信托和数据中介等模式参与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帮助上海成为我国数据要素的聚集和配置中心。这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下一步发展有重大意义。

在公共利益方面，金融机构凭借自身优势在数据要素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对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有力支持。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将有力地平衡数据来源者和数据处理者之间的权益，促进数据的高效流通和交易，实现并释放数据发展红利，对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含平台经济）、数字金融和人工智能产业等，以及维护数字经济公平竞争有重要意义。金融机构在参与数据要素市场中应该“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尽管单纯从成交金额看，数据流通和交易的规模不一定很大，但数据通过聚集、加工和流通，能产生显著的乘数效应。数据赋能下的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将在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机构参与数据要素市场也能产生显著的商业价值。第一，帮助个人用户更好地管理自身的数据权利和金融资产，更丰富的数据还有助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第二，如韩国MyData模式所揭示的，通过参与数据要素市场，金融机构能深入非金融场景，重构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更好了解用户需求并提高用户服务体验。这对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有重要意义。金融机构应该将“了解你的用户”从一项监管要求和风险管理机制转变为一个主动服务用户的策略。第三，金融机构通过参与数据要素市场，还能提高在数字身份、数据账户、数据处理、隐私计算、数据安全以及数据合规等方面的技术能力。这些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价值将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