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突“秀”基辅搅动乌克兰危机，欧洲在“时代转折”中两难

在俄乌冲突即将进入一周年之际，美国总统拜登突然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让局势再添变数。

当地时间20日上午8时，美国总统拜登突然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这是自去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拜登首次访问乌克兰，也是自1991年老布什访问基辅后，近几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乌克兰的美国总统。在乌克兰的5个小时中，拜登宣布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一年来，这场冷战结束后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不但没有熄火迹象，在美欧不断加码的军事援助下更趋复杂。

一位国际政治问题学者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拜登突访基辅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推动欧洲继续配合美国，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削弱俄罗斯，“但后续是否会对冲突前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很难说。拜登更多把基辅当成一个‘秀场’”。

一年来，欧洲一直被俄乌冲突牵绊，欧洲自身也站在了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的十字路口。在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叠加下，新旧问题不断涌现。“如果这场冲突不尽快结束，将把欧洲继续撕裂。”这是美国前情报官员丽贝卡·科夫勒（rebekah koffler）对欧洲发出的最新警示。

“领头羊”转型背后

去年2月底，俄乌冲突暴发，驱散了彼时德国尚存的默克尔时代余温。俄乌冲突伊始，能源结构上一直十分依赖俄罗斯的德国考虑到国内需求，反对对俄实施全面的能源制裁，只是承诺会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程度，大幅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进口量。此后，随着国际形势、俄乌在战场中的优势转换、国内舆论的压力等，迫使朔尔茨政府转变了对俄能源制裁犹豫不决的态度，转而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推进在能源领域的“去俄罗斯化”。2022年底，德国在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领域基本摆脱了对俄罗斯的依赖。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认为，对德国总理朔尔茨来说，如何使德国在俄乌冲突中的应对既能够给德国国内老百姓有交代，又能得到盟友的认可，是关键。“总体来说，朔尔茨应对的非常不容易。他有自己的执政理念，更希望通过对话、谈判等外交手段来应对俄乌冲突。”郑春荣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但随着局势升级，他认识到这是不行的，再这样走下去，西方盟友会疏远，因此他调整了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发布了‘时代转折’的讲话，宣布了德国外交安全政策的转型，以应对对俄制裁后带来的反噬效应，比如能源短缺和物价飞涨等。”

截至第一财经发稿时，美欧已对俄罗斯实施了九轮制裁，第十轮制裁也在酝酿之中，而制裁也给欧洲经济、全球产业链和世界经济稳定造成了严重冲击。

与能源领域的转型相比，在对乌克兰武器援助问题上，德国政府于今年1月底在几经博弈后终于就援乌坦克问题松口。此举被视为德国政府打破了冷战结束来的传统：不能向交战国和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提供重型武器。对于德国此举，郑春荣认为，“如果输送过快，直接结果便是导致俄乌局势进一步升级。万一最终导致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触发，比如核战，那还是欧洲承担最坏的结果”。

尽管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迈出了能源、安全领域转型的步伐，但在郑春荣看来，俄乌冲突带来的反噬效应对德国经济的冲击力远没有释放完毕。

欧洲更团结还是更分裂？

一年来，除了探索转型，欧洲也在俄乌冲突所引发的各种争议中左右为难。“俄乌冲突下的欧洲既团结又分裂。”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一方面，欧洲较一致团结援乌反俄，另一方面，内部分歧也在加大。”

他解释道，外部安全压力使挺乌在欧洲成为政治正确，使欧洲内部凝聚力与向心力增强；但由于对俄能源、矿产等原材料、粮食依赖程度不同，历史上与俄罗斯的恩怨情仇不同，以及与美国关系深浅等，各国主张、诉求亦不尽相同，内部矛盾不断，且出现分化。

在丁纯看来，欧洲内部既有波兰、英国、波罗的海三国等激进反俄国家，也有法德等具体战略思考较中庸的国家，亦有匈牙利等反对向乌克兰武器援助的国家，“内部分歧不断，其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俄乌冲突的走向、结局，以及对各自的经济、民生、国际国内政治的影响”。

纵观俄乌冲突近一年来带给欧洲带来的变化，能源危机下转型被迫加速、通胀高企，欧洲经济复苏受损，消费、投资走弱，军费开支上升，债务扩大，产业外迁，欧元走弱，央行被迫升息……“欧洲频频在上述领域遭遇政策两难。”丁纯说道。

他认为，欧洲是俄乌冲突最大的受损者，“一年来，在俄乌冲突不断发酵的背景下，欧洲的地缘安全不复存在，对美国和北约依赖加深，战略自主受限”。

郑春荣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表示，俄乌冲突拖得越久，对美国越有利，“美国借此把欧洲紧密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致使很多游资去往美国，欧洲在原材料、能源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可能更多。但对于欧洲来说，可谓满盘皆输”。

至于俄乌冲突的前景，郑春荣认为，关键取决于美国释放什么信号、俄罗斯的要价是否会调整，“当前，美国还在拱火、欧洲也在跟风，乌克兰在美国的持续拱火下当然不愿退让”。

丁纯则认为当前影响和谈的因素很多，他对近期双方举行真正有实质的谈判预期并不乐观。“现在俄乌双方、援乌的美英及欧洲国家客观上说均未到竭尽全力的地步，也离各自期许及可接受让步的要价颇远，主观可接受和谈的意愿不强。”他说道，“今年可否和谈，主要取决于双方各自对战争目标、可接受的让步代价、战争资源持续动员能力和内部对坚持战争的民众意志等。这也是决定能够或阻碍和谈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