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对话：发现来自民间的经济韧性和创新动力

5月1日到4日，甘肃瓜州的苍茫戈壁滩，迎来了两年后回归的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戈赛”的第十八年，5000名来自各家商学院的戈友从各地赶来加入此次第十七届玄奘之路即“戈十七”，成为玄奘之路这一文体旅领域知名品牌与“戈赛”这道独特人文景观的参与者与建设者。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何帆今年第三次参加戈赛，与自己的学生一起行走在戈壁上，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体能与意志考验，超越自我，重塑认知，已经成为他如今生活方式的重要一环。“戈十七”第一天，大风与沙尘冲击行进中的戈友，何帆抵达终点的时间超出了计划，但能和队友们一起顺利完赛，他已经很满意。

瓜州作为中国风都，戈壁滩的沙尘暴是家常便饭，但何时袭来又难以预判，这也是戈壁挑战的一大不确定因素。对于多次参加“戈赛”的商学院人士来说，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5月1日晚，一列列帐篷搭起在戈壁滩的营地里，经过休整后，何帆教授坐下来，与第一财经首席执行官陈思劼进行了一场戈壁滩上的对话。对话围绕“戈赛”、经济韧性、新闻专业主义以及何教授调研与写作《变量》的思考展开。

戈壁成人礼

陈思劼：何教授，我们在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场景相遇，戈壁滩上夕阳西下，大家一起走过漫长“戈十七”的旅程，谈谈您的感受？

何帆：（今天走得）比预想的要慢，因为天气状况比较特殊，风特别大，而且是风沙，我来戈壁三年了，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一次风沙。

瓜州这个地方被称作中国的风都，按道理来说出现风沙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是也像我们看到的很多新闻事件，和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它是个灰犀牛事件，你知道它会发生，但不知道它具体什么时候会发生。

陈思劼：所以走戈壁这件事情，确实和我们的经济是有非常显著的衔接的，我们要走很漫长的路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情况，但是必须坚定地走下去，您今天6个小时的行走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感受？

何帆：我觉得今年的“戈十七”特别的不一样，因为它已经延期了，你看这一次，包括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这个队，也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大家憋了两年之后都想有这样的活动，而且今年“戈十七”，戈壁挑战赛的第十八年，是一个成年礼。

所以也是蛮有感慨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参加的院校不多，参加的学生也不多，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壮观。最早参加戈赛的朋友，说戈壁上的路都是他们走出来的，原来有很多路段就是原来的丝绸之路，他们最早参加戈赛时还能从路边捡到一些小铜钱，你看现在（路上）连草都没有了。

每一次参加戈赛，你总会觉得坚持不下去了，但人的潜力是超乎想象的，你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再忍一忍，就又能坚持下去了。在中国做很多事情也是这样的，中国人有一种很独有的韧性，尽管可能像这种风沙天气一样，会遇到一些不好的情况，但忍一忍还是能忍过去的。

坚守与习惯

陈思劼：您今天是和交大安泰的同学们一起徒步？我的感受是有时候行走得稳健，那么可能看上去就比较慢。

何帆：对，很多都是我教过的学生，我跟他们关系比较好，他们比较喜欢像我这样的教授，就是喜欢跑步，跑得又不快，（他们）可以轻松地拉爆教授，他们特别喜欢这种拉爆教授的感觉，很有成就感。

对，你看有经验的长跑选手，有经验的“戈赛”选手，介绍说最好的办法，最不累的办法就是匀速，就像自动巡航一样保持匀速，这其实最节省体力。很多事情都是不在于速度的快慢，而在于能否坚持到底。

陈思劼：坚持，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概念。“戈赛”已经坚持了十八年，我们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可能也是一样，您也是每年在坚持做一些事，这与“戈赛”是不是也有所关联？

何帆：是的。我从2018年开始了一个个人研究项目，每年去做很多调研，然后根据每年的调研写一本书，都叫《变量》。这个计划有点变态，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写30本书，写30年。30年的意义，因为它正好是中国从2019年到2049年，2049年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我觉得这段历史波澜壮阔，我们可能就是一个见证者、记录者，看看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了这个计划之后，我觉得身体就很重要，也是这个契机才开始跑步，然后在同学们的鼓励之下才来到戈壁。

我觉得写书这件事情和跑戈壁很像，都很累，唯一能够觉得不累的办法就是习惯。另外都是大目标，可能（过程）会看起来很漫长，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去想什么时候能跑到终点，你就先跑好现在这一公里的配速，对。所以跑步和写书确实是有很多蛮相似的地方。

创新在民间

陈思劼：写书的进程您有没有找到那种匀速跑的状态？

何帆：一开始的时候还在寻找配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但我觉得慢慢就会有感觉，因为这几年跑下来，有一个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中国发生的事情，不是写在教科书里头，也不是写在论文里头，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很多在基层、在民间在各个行业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值得记录下来的。

我曾经想过这一系列书如果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叫什么。我想到的一个词叫momentum，在英文里更多的意思是动能，所以我这个《变量》其实是中国在变化中展示出来的一些动能，不是单纯的变，而是希望能够传递出它在变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觉到的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各行各业的人，他们自己都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多么伟大，但是其实你去看的话会很赞叹，他们怎么会想出来这么有意思的这种创新。

我（为《变量》写作调研的）第一年去采访过一个乡村小学，叫范家小学，在四川的山区。我们过去山村小学，会觉得很可怜，资源都很缺乏，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这个学校的孩子也确实都是留守儿童，但是我发现孩子们都特别乐观，特别的开朗，身体也很健康，学校里没有一个近视眼的孩子，也没有霸凌事件。

校长是一位乡村教育家，他觉得教育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他又没有大城市学校里面的条件，就因陋就简，他知道我们这里的孩子未来不一定能成为高考状元或者考上北大清华，但他们以后成为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无论做哪个行业，他会喜欢自己的行业，然后会做得很好，我就要教他这些技能。

另外也能看到，对孩子来讲，其实成绩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校长反而把体育看得很重要，把艺术看得很重要，你看这跟很多私校的教育理念是一样的。他没有那么多的老师，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年级专门有一个语文老师和英语老师等，所以只能把孩子集中到一起学习，看起来就很像芬兰那种先进的教育理念推崇的项目式教学。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你反而能看到最具有创新精神的教育理念，而且又确实能看得到他不是追求升学率，也不是追求把自己的学校搞得很有名气，真的是就从这群孩子出发，对这群孩子好。（校长看自己）有什么资源，孩子们需要什么，再如何去教好。所以我觉得是蛮有启发的。

专业主义与长期主义

陈思劼：我想您肯定也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幸福，当我们持续地去谋求一件事情，金融和经济的很多理想，它们的底层价值观念都会非常一致。

今年是第一财经的20周年。我们自己内部分析，20年，我们觉得我们最大的价值是和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经济一起经历了20年，这和你刚才讲的不谋而合，就是我们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中国人内心对于发展的这样一股劲头。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请何教授给我们第一财经提一些您的建议和见解。

何帆：你们经历的这20年，是中国经济变化非常快的20年。从2003年开始，中国其实进入了一轮比较长的经济增长周期，加入WTO的红利也已经释放出来，中国很多支柱产业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都做得非常好。后来，我们看到中国经济遇到的内部和外部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给后面发生的变化一个关键词的话，我觉得就是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第一财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现在特别缺乏坚持新闻主义的、有价值的财经报道，在社交媒体上能看到的信息量很大，但这些信息里噪音也非常大。越是在转型，越是在变化的时候，大家越是会有很多迷茫和困惑，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秉持着专业主义、长期主义，然后从新闻的角度给大家提供真知灼见的媒体。

我想尤其是从你们的读者构成来讲，有很多企业家，很多做经济工作的朋友，他们特别希望除了想知道发生什么事，还想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所以能够把这一群读者服务好，我觉得是一件蛮伟大的事情。

陈思劼：您对我们确实是非常了解，新闻专业主义是第一财经最重要的核心理念，我们对自己如何更好地践行专业创造价值也有很多讨论，始终坚持的是这样的一个宗旨。

重新做学生

何帆：对，另外我觉得（第一财经）也可以适度地跳出新闻的领域，其实新闻主要的价值就是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尤其是第一财经的读者又非常特殊，（陈：他们中很多都是中国经济一线的管理者和投资者），会给你们提供很多鲜活的故事、鲜活的新闻线索。

与此同时，你们也能跟他们在共同成长方面有很多深度合作，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期，服务好自己的用户，可能关键恰恰在新闻之外，写诗真正的关键在诗之外，我觉得新闻可能也是这样。这样的话又能建立起大家彼此之间的认同感，我觉得这种共同的认同感，共同的精神，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会变得越来越稀缺，所以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陈思劼：是的，所以我们对您写作《变量》的想法和实践，对您要连续写30年的这样的一个理想，表示非常的钦佩和祝福。

何帆：我写到最后，发现我干的事情特别像你们新闻记者干的事情，对吧？到处去调研，其实是放下自己专家的架子，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这个感觉我还是很喜欢的。你会觉得所有的人都是我的老师。所谓的学问，我的理解就是你觉得自己不懂，所以你就到处去问，问的多了，好像多了那么一点点学问，其实都是向别人去问的。

陈思劼：所有的知识，每一个人可能都在懂和不懂之间，其实就是要更多地去体悟。

所以我有一个建议，何老师从今年开始的每一年，《变量》出版之后，我们都要邀请您进行一次演讲。

何帆：我们共同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好，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做好。学者有学者的任务，记者有记者的任务，我们共同把它做好，谢谢。

陈思劼：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