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IWS专题报道 · 三十而「励」｜陈连勇：产业创新投资者的上海选择

编者按：1993年，上海将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成立“上海市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联席会议”并下设“上海市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办公室”，吹响了推动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号角。

三十年来，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定位从重点发展产业到支柱产业，再到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从模仿到创新，从跟跑到比肩，砥砺前行，硕果累累；三十年潮奔潮涌，浦江巨变，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从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不足50亿元成长为近2000亿元、产业规模近9000亿元的新兴产业；三十年，上海持之以恒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一个“热带雨林”般的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正在加快成型。

如今，我们一同回顾这段“三十而励”的历程，回望一件件鲜活的往事、一段段跋涉的时光，再一同为正在奔赴的明天追问，是何以在大势中驰骋纵横，是何以在大潮中汇成上海。

陈连勇：产业创新投资者的上海选择

通和毓承创始合伙人及首席执行官陈连勇博士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纪念品，它们来自华领医药、信达生物、药明康德、基石药业等最负盛名的生物医药领军企业，也是陈连勇过去近二十年作为中国生物医药创新投资领域最活跃参与者的生动佐证。

陈连勇2005年从美国全职回到上海投身生物医药行业的风险投资事业，2008年初作为合伙人及首席代表加入富达亚洲风险投资基金上海代表处。2012年，陈连勇创建通和资本。2017年，在他的主导下，通和资本与毓承资本组建为通和毓承，进一步扩大在中美两地的投资团队。作为一名资深的专业投资人，陈连勇过去近二十年的投资生涯生动诠释了一家成功的创新企业、一项成功的创新成果背后，所不可或缺的决策眼界、战略规划、资源组织及高质量资本助推的力量。

时隔多年后，回首当年的选择和这一路的迭宕历程，陈连勇表现得非常平静，“从我个人来讲，这并没有什么特殊，我只是正好赶上了产业的高速发展期。我想任何一个人，假如他也有我的教育和工作背景，又假如他在同样的时间也身处上海这片创新药发展的热土，我相信他也可以做得和我一样好，甚至更好。”这番话置于个人的视角，固然是一种先行者的谦逊，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它也是对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崇高礼赞。

转身回国，投身创投

1993年，远在大洋彼岸的陈连勇完成了在麻省理工学院生物有机化学博士后研究，作为一名科学家加入了位于新泽西州的制药企业先灵葆雅（Schering-Plough），从事心血管和中枢神经创新药物的研发。没过多久，他所在的研发团队就遭遇了创新瓶颈。尽管他们幸运地研发出降胆固醇的新药维妥力（VYTORIN/ZETIA），但这一研发成果的真正作用机制和靶点在当时并不明确，也没有建立其真正的体外药效筛选模型，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幸运女神的眷顾。

在成功研发出维妥力的同时，陈连勇参与的其他一些研发项目，有些尽管有比较明确靶点和作用机制，也采用了高通量的筛选方法，却始终未能找到具备良好成药性的候选分子，许多研发管线投入巨大后看不到成功的曙光，或者展现出良好药效的同时却无法解决安全性问题。对公司管理层来说这往往是取舍两难的抉择，这也让陈连勇敏锐地意识到，创新药研发的成功，也许不仅仅是单一维度的科学问题。除了科学以外的要素资源如何更加有效地组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用，这成为推动陈连勇第一次职业转型的催化剂。离开先灵葆雅后的陈连勇先后加入了麦肯锡和安永的旧金山湾区办公室，参与跨国药企的并购与战略顾问咨询，同时也见证了大量创新公司借助资本和技术的结合实现腾飞。在欧洲和美国的这两段战略咨询经验，成为陈连勇最终投身风险投资并把它作为终身事业的第二篇铺垫乐章。

2005年，在看到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后，陈连勇毅然决定举家回到上海。当时他负责为一家美元投资基金筹办中国办公室，很快便完成了新基金的募集并开启了崭新的职业投资生涯。

与1990年代初第一代上海生物医药人见证“菜地变高楼”的体验不同，2005年的上海已经成为跨国药企研发中心的集聚地。大量的跨国药企带来并“培训”了不少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同时越来越多的海外医药行业资深科学家和管理者开始回流，本土创新人才也加速涌现。这三股浪潮的叠加，造就了上海在生物医药领域难以匹敌的人才优势。陈连勇说，投资很大一部分因素就是投人，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本土国际化人才，这是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最为成功之处，为上海乃至整个行业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要做中国生物医药创新投资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陈连勇首先面临的挑战，便是生物医药创新研发本身的长周期、高投入和资本对于回报确定性之间的矛盾。陈连勇解释道，虽然高质量仿制药、Me-too、Me-better等保守创新领域的投资项目能产生一定收入和利润，但对于那些真正有前景的First-in-Class、Best-in-Class类创新药来说，往往需要数亿美元的投入，并很可能在长达十数年看不到回报。对于这一类企业来说，投资的下行风险如何把控，就要求投资人既要对行业发展变化的宏观趋势有着深刻的理解，也必须要有对具体投资标的微观技术产品乃至研发数据的火眼金睛。对于资金和人才高度聚集同时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相对成熟的产业生态、高水平的监管治理以及充足的人才供给，成为化解个体投资标的风险的有效对冲。经过各方面的综合考量，陈连勇最终选定上海作为新事业的舞台。他回忆说，当时他看到从1993年后的十多年间，上海对于生物医药领域整体扶持的政策和当初制定的战略都贯彻得非常稳定，而且目标非常远大。

志存高远又持之以恒，上海几乎就是为陈连勇等生物医药创新投资者度身定制的“应许之地”。于是，陈连勇与上海“一拍即合”。他说，做投资就要做领先的事情，要把目标定高，既然在上海，就要做国际领先。由此开始，陈连勇扎根上海并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一路走来，陪伴和助力了包括中信医药、凯赛生物、海利生物、华领医药、信达生物、天演药业、康泰生物等在内的一大批生物医药创新企业的成长和壮大。

生逢其盛，躬身入局

在陈连勇回国开始风险投资事业的世纪之初，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和初起步的风险投资行业一样，还都远远不够成熟。在投资方面，基金显然更倾向于锦上添花，喜欢追逐临门一脚Pre-IPO的标的。而在生物医药领域内，当时国内的创新企业还寥寥无几。但此时陈连勇关注到，事实上中国已有一批具有自己独特技术的创始人。但这些创始人只能非常勉强地做到用技术做出一个初步的产品，而在产品商业化上缺乏经验、在资本结构上缺少优化、同时在国际化接轨方面几乎空白，而这正是专业投资者的用武之地。陈连勇说，“我们不仅提供资金，还帮助企业打开市场、提升产品质量，可能还要帮他建立一个高质量的管理团队，吸引一批人才。往往本土创始人对国际化人才吸引力有限，有些国际化人才可能也难以适应民营企业的风格。这时候一个国际化的投资人就很重要，能让国际化人才信心更强一些。”

本世纪初的中国制药界是小分子制剂和仿制药占据主导，大分子生物药因复杂程度高、研发成本高、生产难度大等因素一直发展缓慢。但与此同时，在欧美，大分子生物药已显现了爆发的预兆。当时陈连勇所在的富达亚洲风险投资团队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异常坚定地选择投向大分子领域。但当时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符合国际cGMP标准的生产设施，投资这个领域就意味着必须从头开始建厂。为了把一个个看起来无法投资的项目做成，陈连勇创造性地提出了由地方政府出资来主导投资硬件、建设生产基地、给企业定向租赁及未来回购权力的制度安排。硬件的投资有了保证后，富达亚洲风险投资在陈连勇的主导下实践了国内首例“孵化+投资+政府合作”的投资模式，为企业提供资金，帮助建团队、搭平台、找产品线，这家企业就是当下中国生物医药领域的翘楚——信达生物。“信达生物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少数股权投资项目，而是我们一同作为发起人从无到有创建的一个项目，我们既是创始人又是投资人” ，陈连勇说。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模式，之后成为陈连勇投资的一个鲜明标签。富达亚洲风险投资与药明康德的合作又是一例。2000年前后，国际制药巨头纷纷开始尝试将原料药生产、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等基础环节外包给专业第三方CRO来完成。此时，北大化学系毕业后赴美深造的李革博士回国创业，在上海外高桥一间650平方米的实验室里创建了药明康德，现今已成长为中国第一批本土CRO中的佼佼者。而在之后的十多年中，随着国内生物医药产业的兴起，以及国际制药巨头和大量生物技术公司将药物研发活动向中国转移，中国CRO产业也渐成气候。陈连勇说，药明康德的成就不仅是在中国开创了一个产业，从当时的国际影响力来看，药明康德也非常成功地打破了国外对中国研发能力的质疑，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正因为坚定看好CRO这个生物医药“卖水人”的生意，陈连勇所在的富达亚洲风险投资早早成为药明康德最初的机构投资者。等到陈连勇2012年成立通和资本时，已经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药明康德又反过来成为通和资本的投资人。之后通和资本的每一期基金，包括2017年通和资本和毓承资本组建为通和毓承后的基金，也都得到药明康德作为产业投资人的持续支持。迄今，通和毓承累计在全球投资了90多家企业，其中已有23家成功登陆资本市场成为行业龙头，深刻改变了中国生物医药的产业生态。

2023年6月12日，由通和毓承孵化并作为第一大股东的科笛集团顺利登陆港交所，成为通和毓承从零开始孵化创建并得到资本市场认可的又一成功案例。科笛集团成立于2019年，高管团队非常年轻化，执行能力强，尽管没有创业的经验，但在通和毓承团队的帮助下，获得了快速的成长。陈连勇说，他非常看好这批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从成熟药企中走出来、有过独当一面经验的中坚力量。他又举了一个通和毓承正在孵化，由更为年轻的科学家团队领衔的全球领先的无细胞蛋白合成领域的孵化案例。他介绍，现在孵化团队已经把这个技术平台建了起来，初步验证的结果也非常理想。此外，他还讲述了一些通和毓承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肿瘤尤其是实体瘤治疗中没有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尤其是有效治愈（CR）和总体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问题，再比如中枢神经领域，和微创介入医疗器械等。

作为一名生命科学投资界的老兵，陈连勇这样介绍他的心得，他说“做投资，就一定要有前瞻性。如果没有前瞻性，就只能是追赶别人，当资本大环境发生快速变化时往往就会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丢掉投资人投给基金的钱。”他进而补充道，“从2019年到2022年这个阶段，不是创业者犯了一个错误，而实际上更多是投资人犯了一个错误。投资人总以为砸钱就能解决问题，上市就能获得成功。但事实上并不是那样，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上市也不是终点，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企业的真功夫上。因此，当市场将发生急剧变化，或者存在巨大估值泡沫的时候，传统少数股权投资的安全边际就会被极大地侵蚀，而投资这件事，保有安全边际是非常关键的。在这时候，我们就会更多地来选择自己孵化具备创新潜质的公司，而我们团队经过过去十多年的磨练成长，也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得益于此，我们基金才能做到不去追涨踩坑。这也是普通财务投资者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期许未来，立身上海

在谈及成功创业者所需要的品质时，陈连勇表示要有对事业的专注心、对团队的聚合力、对一臂之力的感恩心和对科学的敬畏心，和创业者本身看到的市场机会及拥有的技术专长相比，这些特质同样重要，也会在关键时刻帮助他们做出无愧于内心、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选择。这些分享，既来自于陈连勇同时作为创业者和创业助力者的切身感悟，也蕴含着他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情。

他说，“1993年，上海市就将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在那个时代很少城市有这种高定位和战略眼光，能一直坚持三十年的城市更是不多。加上众多具备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也在此后几年纷纷回国、汇入张江、聚于上海，让人们看到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深刻变化和巨大前景。”他还特别提到，“要关注到上海市在吸引人才、进而成就人才的过程中，政府在资金的支持、补助，创新产品的市场准入，以及医保支付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作为一名扎根上海的投资人，谈及上海的优势陈连勇如数家珍，“做创新，有最好的科研基础和研究资源；做临床，有最好的具备国际视野的医院。在上海，这些都是世界一流的。”所以他总结道，“总体来看，上海确实已经聚集了做新药研发的所有必要因素，在我看来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此外，在顶尖人才吸引和培养、科研成果转化等以往相对短板的方面也已获得了显著的改观。

关于最初选择上海，他一直说的一个词是“非常幸运”。幸运于能以他前半生的所有经历，贡献于最欣欣向荣的城市、最前景广大的事业。

最后，关于未来，陈连勇展现出的是比当下更强的信心和期许。作为投资人，他的敏锐目光又聚焦在了他反复提及的年轻人的身上。他说，他已经看到了这些优秀年轻人的脱颖而出，他们接受了足够好的训练，对研发过程有足够多的了解，又有足够好的前辈的引领，并一同亲历了过去十年生物医药自主创新的爆发式发展。因此，他对未来寄予厚望，因为在未来，这些年轻人一定会成长为下一代的杰出创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