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IWS专题报道 · 三十而「励」｜威廉·凯乐：一个瑞士人在上海的“高光”之旅

编者按：1993年，上海将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成立“上海市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联席会议”并下设“上海市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办公室”，吹响了推动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号角。

三十年来，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定位从重点发展产业到支柱产业，再到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从模仿到创新，从跟跑到比肩，砥砺前行，硕果累累；三十年潮奔潮涌，浦江巨变，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从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不足50亿元成长为近2000亿元、产业规模近9000亿元的新兴产业；三十年，上海持之以恒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一个“热带雨林”般的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正在加快成型。

如今，我们一同回顾这段“三十而励”的历程，回望一件件鲜活的往事、一段段跋涉的时光，再一同为正在奔赴的明天追问，是何以在大势中驰骋纵横，是何以在大潮中汇成上海。

威廉·凯乐：一个瑞士人在上海的“高光”之旅

威廉·凯乐曾代表上海为中国申办2010年世博会作陈述。

这位瑞士人的人生中有40年的职业生涯都不在瑞士，这其中16年在南美洲，4年在香港，20年在上海。1994年他促成罗氏成为入驻张江的第一家跨国企业，并出任罗氏（中国）和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年从罗氏退休后，又成为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从张江建设的参与者转身为推动者。

如今，凯乐已经正式离开了工作岗位，享受着属于他和家人的退休时光。但关于凯乐的故事至今仍在张江被不断说起。他成为那一批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曾经奋斗过，以及仍在奋斗着的外国友人的代表，标志着上海开放包容的热土、蓬勃向上的产业、因事结缘的情谊。

凯乐说，“在上海的这段时光，是我职业生涯和人生的高光时刻。”

结缘上海，创造未来

早在上海刚刚明确重点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建立上海市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联席会议机制的第一年，罗氏便落地上海，成为第一家入驻张江的生物医药国际巨头，也成为张江的第一家外资企业。

威廉·凯乐便是创造这一历史的重要推手。说起这段中国经历时，有一句话被他反复提起：没有人能预知未来，但我们可以创造未来。

在30年后，他依旧能回忆起最初与上海的牵手经历。他说，最初是一位合作伙伴向他推荐的上海，但上海并不是当时唯一确定的目标，而是他们在考察了从南到北很多城市之后的选择。他说，真正吸引他的是当时上海的开放程度和与国际接轨的商业环境，以及热情和诚意十足的上海政府。

凯乐说，大家都看得到上海政府所做的努力，他们快速完成了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但仍有不少人说那里空空如也。为此他十分感慨：当机遇来临的时候，一些人抓住了，而一些人没能抓住，这就是现实。

这一点在为罗氏中国选址并最终选定张江一事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1993年底，远渡重洋的凯乐一行看到的是仍是一块“毛地”的张江。在浦东开发开放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北边的外高桥是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第一个保税区，西边的陆家嘴东方明珠已经开工了将近一年。放眼上海，闵行经济开发区是更早、也在当时更为成熟的高科技园区。无论跟谁比，张江都像一只丑小鸭。

但凯乐依旧相信他自己的眼光。他说，当时上海的主要领导大力推荐张江，向他展示了对于浦东和张江一个非常美好的长期规划，并给出了承诺和资金支持。但即便这样，这依然看起来像一个疯狂的决定。他回忆道，当时是一个雨天的中午，在大街上，罗氏的负责人问他，“威廉，你真的相信对于罗氏来说，这是正确的选择吗？”而后，凯乐坚定地回复，“是的，我确定是这里。”

而后的分歧发生在地块的预估上。罗氏瑞士的工程师测算的用地需求是25000平方米，而凯乐坚持要买50000平方米。在经历艰难的说服后，总部最终还是同意了凯乐的意见。但他们还来不及知道，在这期间凯乐又获得了另一个购买25000平方米地块的机会，而他立即果断拍板买了下来。

凯乐回忆，当时报以质疑眼光的人还有很多。他最大的挑战便是如何说服那些对张江的未来持消极态度、认为不可能的人。但他也知道，这种说服不能仅凭嘴巴，而是要依靠行动。于是，后来凯乐在介绍新项目时也就索性开门见山，“我们是在农田里制药。”

大约20年后，凯乐再次拜访罗氏瑞士总部时，遇见了负责工厂扩建的工程师。他对凯乐表达了一直以来的困惑，“当时，你们为什么在中国只买了那么一小块地呢？”凯乐笑着说，这非常有趣，但确实验证了当时的决定。“我相信上海，相信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立足中国，谋划长远

作为罗氏中国的第一任掌舵人，立足中国长远发展是凯乐的第一要务。来到张江，凯乐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是用中国原料做一碗西式汤，还是用西方原料做一碗中式汤？”

凯乐选择了后者。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推动罗氏中国自己的品牌标识。为此，凯乐主动找了罗氏董事长，向他争取罗氏中国不用全球一样的logo。他给出的理由是，当时95%以上的中国人都不清楚Roche的发音，也没有中国企业会去瑞士发展，所以罗氏需要一个中国名字以增加品牌的传播度。最终，这一建议获得了认可。于是凯乐定下了“罗氏”这个中文名字，这使得中国成为了罗氏全球布局中唯一个拥有独立logo的国家。

品牌标识确定后，新生的罗氏中国还要积极开拓和发展。作为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全球制药巨头，罗氏对新兴市场有着一套固定的程式和打法。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市场并不是此前任何其他一个市场可比拟的。他们原来在瑞士所信奉的逻辑在中国可能完全不适用。凯乐说，罗氏刚进入中国时，确实做过一些后来证明并不明智的决定。例如，当时罗氏认为在中国最合适的产品是抗体和抗生素，而事实上这些产品无法为罗氏创造更大的未来。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凯乐花了大量的工作去说服和争取。1992年底至1993年初，罗氏公司的副董事长即将随瑞士联邦主席到北京访问，凯乐特地提前去见了他，告诉他关于对中国业务的看法。起初那位副董事长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反馈。但在完成北京的访问后，他特地给凯乐回了电话，说“威廉，你是对的，我们要做出改变。”之后罗氏便开始在上海生产后来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罗氏芬。凯乐说，这奠定了罗氏中国的基石，没有它罗氏中国远不可能发展成现在这样。

凯乐说，当我决定推动罗氏扎根中国时，很多瑞士人并不喜欢这个决定。但最后，所有人都开始认同我关于中国的观点，以及我们在中国所做的决定。“很多人在没有尝试之前就放弃了。而我在中国学到的是，虽然有很多挑战，但总有更多方法去战胜它们。”

加入张江，激励前行

罗氏刚到张江考察建厂时，张江还是一大片种着红菱、雪里蕻、荸荠的沃野良田。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赵启正亲自来到罗氏，告诉凯乐怎样解决遇到的具体问题。这些都让凯乐记忆犹新。他说，在一个新领域、新项目中，总会遇到一些困难，他永远不会忘记从上海人那里得到的支持。

在罗氏期间，凯乐常常拿自己和罗氏的亲身经历给来张江的投资考察团“现身说法”。他笑说，那时这些工作都是无偿的，他就是想看看有多少国家、有多少人会通过他的宣讲，而来到张江收获幸运。

凯乐曾多次表示，他非常喜欢上海。他曾和妻子说，退休后也不着急回瑞士，而是要在上海多生活一段时间。因为他爱上海，喜欢这里的人们，这里的人们也喜欢他。所以凯乐觉得，凭借他的经历和经验，能在上海、也为上海做出更多贡献。

到2003年，当凯乐真的从罗氏中国总经理任上退休时，他真的留了下来。并且他欣然接受了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递来的邀请，担任基地副总经理，一起建设张江。凯乐说，上海和张江给了罗氏和他太多的支持，“我们在一起合作，一起见证发展，也在这里一起感受积极的力量”。所以，他决意回报这些帮助。在他看来，最好的回报方式就是帮助张江的初创企业发展，鼓励他们前进，鼓励他们成功，并给予他们支持。

凯乐说，他理解一些外国投资者对于张江的怀疑，这也正是他曾经在罗氏所遇到的。“我们总是很难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许多人觉得不同就意味着陌生或者不好，这种反应很自然，但也是必须要克服的思维惯性。不同就是不同而已，但这就是外国人来中国和中国人去外国会遇到的问题。”

于是，凯乐又开始了忘我的工作，他兴奋地向国外回来的年轻科学家和企业家介绍张江，向希望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和总部的全球化公司介绍张江。帮助解答他们的疑问，消除他们的疑虑，为他们建立桥梁。他向所有人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这里是张江，这是我们的计划，这是我们的梦想。

凯乐说，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并不相信张江能有什么后续的发展潜力，有很多人甚至都不看好上海。但他始终认为张江是许多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标杆，始终是全国高科技园区的排头兵。所以，他经常对来张江考察的投资人说，张江是星星之火，是一个变革的开始，未来这里就是旧金山湾区、就是波士顿、就是新泽西，就是所见过的那些最好的欧洲产业集群。

现在，凯乐收获了他最大的满足，那就是看着当初他所笃信的愿景在张江、在上海一一实现。他说，30年前，没有人会谈论中国制药和上海制药，而今天所有人都知道在中国、在上海发生的巨变，这就像一个无名小卒走上了全球舞台，并渐渐成为领先者。他欣慰这里有他的贡献，他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提及这段经历，凯乐至今都显得兴奋异常。“这非常奇妙，我此前从来没在中国企业工作过，所以也更能体会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而从这些经历中我自己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对人生有价值的东西。”

面向国际，面向未来

凯乐在中国的贡献不仅于这两段经历。他是一名富有战略眼光的经营者，非常善于发现机会、协调环境、提炼经验。

曾有投资者对张江规划中没有制造业而向他提出疑问，凯乐则以一个巧妙的比喻来回应。他说张江是头部，而上海的其他园区则是身体。这与现在上海正在如火如荼推进的“张江研发+上海制造”布局不谋而合。甚至很难说是不是正因为他们这一批有识之士的洞察，影响了后来的政府决策。

凯乐也是最早参与中国生物医药与国际接轨的推动者之一。30年前，当凯乐和罗氏刚到中国时，中国生物医药相关的法规尚不完善，更谈不上符合国际标准和设立像美国FDA那样专门的监管机构。因此很多海外投资者都心生疑虑。凯乐作为第一家落地上海的跨国药企中国区负责人，积极参与了大量工作，逐步推动相关法规与国际规则接轨。如今，中国生物医药已经全面接轨了国际标准，这背后是凯乐们在上海、在中国为此投入的整整20年的艰苦努力。谈到这一切，凯乐非常兴奋。他说，现在我们不仅有了建筑、有了市场，还有了法规，这使中国能够成为全球生物技术产业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它还在不断发展完善。

凯乐一直都是笃信未来会更好的“坚定派”。他认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政府能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和愿景，并一以贯之地执行。关于这点，他盛赞了上海——能够30年来始终如一日地推动生物技术与医药产业发展，并积极地为之付出各种努力，包括按照建设规划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成大量的搬迁、积极吸引全球顶尖的医药企业落户上海、推动人才合作、推进环境建设等，也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取得了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促成了这样伟大的事业——使上海的生物医药产业逐步发展为本市三大先导产业之一。对于未来，他抱有着更大的信心。他说，现在仍处于成长阶段，巅峰还未到来。

而今已经退休的凯乐仍然在关心、帮助着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创新药出海。他坚信在中国、在张江这样的环境中，足以诞生非常多成功的小型企业。同时，他也相信中国的年轻人，能够做出领先的创新成果。在参加这些年轻人的董事会时，他会把当年自己的思考再次抛给他们，“你们是打算用外国原料做中式汤，还是用中国原料做一碗西式汤呢？”

但不论是何种选择，他都认为，“要相信，当你开始行动时，一切才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当你身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