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IWS专题报道 · 三十而「励」｜崔昳昤: 春华秋实三十年 圆梦上海创新药走向世界

编者按：1993年，上海将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成立“上海市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联席会议”并下设“上海市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办公室”，吹响了推动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号角。

三十年来，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定位从重点发展产业到支柱产业，再到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从模仿到创新，从跟跑到比肩，砥砺前行，硕果累累；三十年潮奔潮涌，浦江巨变，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从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不足50亿元成长为近2000亿元、产业规模近9000亿元的新兴产业；三十年，上海持之以恒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一个“热带雨林”般的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正在加快成型。

如今，我们一同回顾这段“三十而励”的历程，回望一件件鲜活的往事、一段段跋涉的时光，再一同为正在奔赴的明天追问，是何以在大势中驰骋纵横，是何以在大潮中汇成上海。

崔昳昤: 春华秋实三十年 圆梦上海创新药走向世界

从大学毕业后，崔昳昤就未离开过医药行业。此前，她长期供职于国内最大的两家医药企业——国药集团和上药集团，在其旗下的多个主要业务板块担任高管，并曾担任合资企业中美上海施贵宝董事长。2019年，她加入和黄医药，开启从国产仿制药研发、生产、销售到自主创新药创制及商业化的新的管理历程，助力这些从上海诞生的“全球新”能更早惠及全球患者。

她说，“如果过去的三十年是一个春天的话，那未来我们将马上要迎来硕果累累的收获的金秋。”

春华秋实三十年

崔昳昤说，她的职业经历概括起来就是和张江的一段“圆”。当年，她出任总经理的新先锋药业在张江路92号，现在转一圈来到的和黄医药也在张江。她说，她把和黄医药视作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这样起点在张江，终点也在张江。“做创新，来张江”，从旁观者来看，这样的轨迹很难分辨到底是一种“以始为终”，还是一种“以终为始”，但被这个“圆”所包围起来的三十年所经历的沧桑巨变无疑是真切的。

她说，在她经历的第一个“十年”，那时市面上几乎都是仿制药，就算有个别的创新药，也都是跨国企业的进口药。大家关心的只是如何做好手上的仿制药，没有人去谈论创新药。好像这是一个根本不需要关心的问题。至于要做创新药，更像是一个只听过没见过的天方夜谭。

在第二个“十年”，崔昳昤回忆说，当时一大批海归科学家开始回国创业，就像开始播种一样，一夜之间创新药变成了行业内最热的话题。崔昳昤说，这背后自然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推动，尤其是2008年国家启动实施的“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撬动了大量社会资本对中国创新药的关注。当有高达17000亿元资金涌入生物医药时，中国的创新药就有了一个相当充沛的资金池，也给了很多企业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和黄医药也是在这个阶段创立，成为了中国最早专注于全球市场的创新型医药研制企业之一。

第三个“十年”也就是最近的十年，崔昳昤说，这才是变化最大的阶段，因为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近十年中国有146个国内企业研发上市的创新药产品，占全球创新药上市的15%，在研创新药占全球的33%，目前已经仅次于美国稳居全球第二名。这既是前期创新培育收获的结果，也得益于政府对于医药创新不断推高的支持力度。她说，“当所有人发现，这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将它作为一个事关国家民生保障和国家战略安全问题去考虑的时候，那花大力气去推动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崔昳昤说，她眼中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这三十年，就是一段沧海桑田般的奇迹。即便在2003年，她刚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时，谈到医药行业基本上还是回应寥寥，都认为这只是一个对GDP的贡献率不大的小产业。但在近几年情况已大为不同，生物医药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焦点中的焦点。她说，“这也让经历这段历程的每一个人，都有种春华秋实、不负时代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踏遍青山上海好

2011年，崔昳昤从上药加盟国药，管理国药控股旗下全国的医药工业企业。她说，“那一段时间就是在全国各地跑，而跑下来的感觉，发现还是上海好。”

崔昳昤说，“可能会有人觉得我是从上海、上药出来的，所以就说上海好。但其实并不是，我说的是整个行业的共识。因为上海的优势实在太明显了。”

首先就是上海的医药工业基础，崔昳昤说，当时她在上药工作时，上海的产品、上海的医药品牌在全国人民心中就是毫无疑问首屈一指的，“每个上海品牌拿出来就是一块金字招牌”。

其次是上海的人才优势。海派文化开放、包容，2010年左右当大量海归科学家回国创业时，上海自然而然就是首选地。同时，上海本身教育、科研、临床实力就非常雄厚，人才储备非常丰富，这对于创新药研发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崔昳昤说，还有一点以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上海的人才高地不仅仅只有高端人才。她进一步解释说，“做生物医药，尤其是医药工业只有科学家远远不够，而你在上海做生物医药，你要哪方面人都有，大到科学家，中到管理者，小到工人，都是最高素质的。”她说，这也是和黄医药当时选择在上海建厂的原因，其实不光考虑了上海的高端人才。“因为你建厂还要有车间主任，还要有产业工人，还有很多产业生态链配套，例如试剂公司、CRO公司等等，进一步还包括法律方面、财务方面的各种人才，这是全方位的需求。所以说就算其它地方也花大力气引进了一批顶尖的人才，但这种全方位的人才梯队和产业生态，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成的。”

说到最后，崔昳昤还是说回到了上海的营商环境。她说，“上海的营商环境并不在于给你打强心针，而最重要和可贵的是，它是稳定的、可预期的，它的任何政策都是可持续的，这点非常重要。”同时，她也提到了一些所知道的其他地区的情况，她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外地不好，他们确实有一些好的方面，譬如显性的扶持力度比较大。但我们生物医药恰恰是一个高门槛的产业，需要时间的积累，并不是靠砸钱就一定能行，需要讲‘硬件’，同时更离不开‘软件’。这里的‘软件’就包含了产业环境、政府的诚信、政策的稳定等方方面面。今天强心针打一针，然后明天昙花一现没有了，这是企业稳健可持续发展最无法承受的事情。”

崔昳昤总结说，这就是上海的优势，是综合性、全方位的。她说，这就是我们公司从来不离开上海的原因，也是那么多有实力、有长期愿景的企业，千里迢迢选择上海的理由。

造物鼎新聚合力

崔昳昤说她有一个梦想，就是她做了一辈子的药——最早在国有企业做本土的仿制药解决药物可及性问题，然后在合资企业看进口创新药取得巨大成功，她说她要在职业生涯的最后，用她一生中充足的产业经验和最成熟的管理能力去圆“中国药人”的共同梦想：“体现中国人的智慧，做中国人自己的创新药。”这也成为她选择加盟和黄医药的原因。

梦想并没有辜负和黄医药的热忱和付出。从2018年至今的短短五年时间，和黄医药自主研发的3项1类新药的4个适应症已在中国全部获批，包括用于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呋喹替尼、用于治疗非胰腺和胰腺神经内分泌瘤的索凡替尼，以及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赛沃替尼。这三款药物被称为“替尼三将”，其中呋喹替尼是第一个真正由中国自主研发的靶向药，也是我国抗癌靶向药从仿制、自主研制向自主研发迈进的重要标志。“在这成功的背后，离不开上海的助力和加持”，崔昳昤这样说到。

其中一枚重要的“军功章”要归功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试点。2016年，和黄医药成为上海首批参加MAH制度试点工作的企业。2018年，呋喹替尼成为上海MAH制度试点下第一个获益者，拿到了全国首张增加“药品委托生产”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同时，作为上海MAH制度试点下首个获批上市的1类新药，呋喹替尼也成为中国MAH制度切实可行的成功例证。崔昳昤说，“如果上海没有在全国率先启动MAH试点，那么呋喹替尼的上市可能至少还要推迟三年。”

此外，如何更快推进呋喹替尼等创新药的商业化，上海也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崔昳昤介绍说，一直以来，创新药和创新器械就有进院率低、进院难的老大难问题，是上海有关部门牵头率先推出“新优药械”目录，解决“三大替尼”等创新药进院的机制堵点。2023年8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进一步完善多元支付机制支持创新药械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过建立完善多元支付机制，将更多优质的创新药械纳入基本医保和商业健康保险支付范围，并在“沪惠保”中设计了能够覆盖尚未进入医保药物的机制，这又在支付端给予了创新药实实在在的助力。崔昳昤特别提到了浦东，她说在上海“新优药械”目录的基础上，浦东叠加推出了浦东版目录。这就是崔昳昤一直赞不绝口的上海生物医药营商环境的一个侧面写照，不是依靠政策放烟花，而是扎实推进真正利好企业和行业长远发展的措施落地。

最后，同样至关重要的还有上海的临床优势和在上海开展的临床合作。崔昳昤说，医和药从来都是紧密结合同步发展的，呋喹替尼的成功是中国人创新药研发的成功，也是中国临床研究的成功。2018年，主导呋喹替尼临床的东方医院李进教授的研究论文成为了中国首篇发表在世界顶级医学杂志《JAMA》上的中国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报告。此外，由胸科医院陆舜教授主导的赛沃替尼、由肿瘤医院虞先濬教授参与的索凡替尼的临床研究也相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多个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进一步产品的多适应症开发也随着临床的不断推进而获得进展，2023年4月，呋喹替尼在国内递交的新药注册申请又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受理；7月，呋喹替尼又一项新适应症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崔昳昤说，“这就是中国创新和中国临床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成就，而在上海，他们都是名列前茅的。”

上海新药向世界

虽然当下国产创新药纷纷涌现，但真正进入国际化程序的产品还并不多见。谈到这一现象，崔昳昤表示，这并不意外，它不是说产品创新水平不足，而是源于是参加“全运会”还是“奥运会”的巨大差异。她说，在中国销售其实是“全运会”，而出海是参加“奥运会”。它的挑战在于需要“选手”对国外法规政策有深刻的理解，还包括了要能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等国外监管机构开展有效的沟通。

2023年，和黄医药首款创新药呋喹替尼的新药上市申请已获美国FDA受理并正予以优先审评，同时获得欧洲EMA确认受理。据最新消息，近日，美国FDA对呋喹替尼的GCP（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核查已基本完成，呋喹替尼有望成为上海首个在美国、欧洲获批上市的小分子抗肿瘤源创新药。

崔昳昤介绍，在“三大替尼”商业化出海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最早和黄医药布局出海的产品并不是呋喹替尼，而是索凡替尼。但在申报过程中，考虑到神经内分泌瘤本身的复杂性，人种不同可能会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所以美国FDA中途建议并要求在美国重新再做一个注册研究，预计要花费至少2到3年才能完成数据的补充，因此索凡替尼的出海速度就此慢了下来。而呋喹替尼最初做的就是全球多中心临床，并且表现出非常优异的结果，于是呋喹替尼就实现了出海的“后来居上”。崔昳昤感慨道，对于这些完全不一样的标准、要求和机制，讲到最后还是要靠临床数据和研究成果来说话，就是从“河里”到“海里”的水性到底过不过关。

呋喹替尼的快速出海证明了从源头对接国际最高标准的重要性。崔昳昤说，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和黄医药一直坚持的“中国源创，全球同步”的意义。只有在药物开发之初就按照国际最高标准推进，才能使其具备全球注册的潜力。她形象地解释道，因为有些问题是基因的问题，如果临床研发的时候工艺设计和临床方案设计没有做好，“孩子都生出来了”，要再回头就困难了，和黄医药最初也得益于与礼来和阿斯利康的合作，培养出了国际化视野，并建立了国际化标准体系，才会主动选择这条看似更难，却实则更近的路。“但也要看到国内的制度环境也在不断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崔昳昤表示，2017年国家药监局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大大推动了国内技术要求与国际的接轨以及药品注册技术要求与国际的统一，有利于本土企业积极部署国际化战略，助力国产创新药走向世界。

在出海策略上，崔昳昤把百济神州泽布替尼在美国注册临床并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化团队的模式叫做“造船出海”。而呋喹替尼的出海，崔昳昤把它叫做“借船出海”。崔昳昤介绍说，最初和黄医药也是打算“造船出海”，但用了多种方式尝试了几年，效果并不理想。她说，对于创新药，速度十分关键。因此，和黄医药最后改变了策略。2023年1月，和黄医药与武田制药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呋喹替尼中国以外地区开发及商业化许可协议，并刷新了中国小分子新药出海首付金额记录。

对于和武田开创性的合作，崔昳昤非常自豪，她说，“合适的就是最好的。虽然武田制药企业体量比我们大、比我们有名，但并不意味着是我们单方面‘傍’了一个国际巨头，而是相互成就、相互需要。武田制药看好呋喹替尼的产品质量和未来的市场潜力，恰巧呋喹替尼与武田制药本身深耕的消化领域也非常吻合。”崔昳昤评价道，“企业一定是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事。创新药研发是非常专业的事，海外商业化同样也是非常专业的工作。Big Pharma有非常健全和完整的商业化渠道，能更驾轻就熟地应对各国不同的法律法规。同时，License-out交易能使创新企业快速回笼资金，保证在研品种研发和上市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这种‘借船出海’的模式可能对创新企业来说更具有普遍性的借鉴意义。”

崔昳昤说，“中国创新药，机遇在全球，真正的检验还是在国际市场。如何把中国智慧输出到全球，从而造福更多全球患者，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药企和中国药人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以人为本济未来

三十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今昔有了巨大的不同。崔昳昤说起了一件往事。2001年她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进修，一位美国教授得知她从事的是医药行业，对她讲过两句话：第一句是恭喜她，说医药产业在全球是一个永远的朝阳产业，能在这个产业工作，应该觉得非常自豪和幸福。而第二句话是替她遗憾，因为中国的医药产业和美国至少相差五十年。崔昳昤说，当时听到这话感到非常沮丧，“但现在恐怕不会有人再说出这样的话了。”她说，能快速从“落后五十年”发展到“紧随其后的第二名”，甚至有些领域的“并跑者”，这是她们这一代人奋斗出来的结果，这使她感到由衷地自豪和幸福。

崔昳昤说，现在最能激发她幸福感的是，她和她的团队一直在为造福中国患者、践行社会责任而努力。她举了一些事例，包括坚定推进创新产品进入医保；针对国内罕见病以License-in的方式引进First-in-Class的创新药；以及放弃原有已经研制成功，但会在大规模生产中造成环境风险的化学方案，转向成本更高的酶法生产等。她说，这些决策并不是完全基于商业上的考量，而更多的是对于药企责任和情怀的坚守，以及传达注重长期价值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她坚信，拥有好的土壤一定会持续生长出更好的果实。这种对人的关注，已内化为她和她所领导团队的共同方针。

崔昳昤说，很愿意讲述她三十年间的经历和经验，她说，“毕竟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春满园，只有集群才能让这个产业在世界舞台上发展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