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收入数据到底说高了还是说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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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收入到底是多少，各种官方和学术界发布的数据说高了还是说低了？

当一波看起来有点高的收入数据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网民嘲讽地称自己拉了全国人民的后腿；当另一波看起来有点低的数据出来的时候，也有人感慨自己真难以想象在今天中国一个月不到1000元收入怎么活。

重点是，到了最后，大家真的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社会是真有钱还是真没钱。

有人不担心，知道国人喜欢藏富；可有人担心，觉得我们说的好日子里有不少是因为有关部门会做统计文章。

所以收入问题其实是个诚信问题，但首先是个知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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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中国5亿多农村居民的收入计算问题。这5亿多人，2亿多出去打工了，其中不少是在服务业或者个体业态中就业，有一些农民工已经很久没有拿到自己该拿到的工资，所以应有收入与实际到手不是一回事。

而普通农民，他的收入计算方式与城里人完全不同。种地时候的种子、农药、化肥要去信用社贷款，然后去供销社或者生资门市赊购，到了把农产品卖出去的时候还账。对很多农民来说，他们的收入就是这一借一还以后的纯收入，这样很多农民可能就只有很少的收入。某些年份也可能有比较好的收入，但这个纯收入与城里人的工资或者退休金之间完全不能换算，简单把这个收入摊到每个月，那么大多数农民就是“赤贫”。

农民一般也不会把自己零星到集市上卖掉的禽畜或者蔬菜收入与上面的相对大笔的收入一起计算，他们也很可能不会把拿到的种植补贴或者集体发放的养老金算作收入。

如果以中印农民做对比，印度有地农民的收入比中国农民高很多，但印度的无地农村人口比中国多很多，多到这些人因为农村没地、城里没房所以住在街头，这些人甚至因为印度没有中国的户口制度所以连计入都很难。所以他们的农民收入与我们的农民收入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他们有一个人群没被算入农村居民，而且也没有被算入城市居民。

用农民种养纯收入摊算出来的收入数据来看，似乎农民穷死了，但事实是：中国大部分农民固然不能算很富，但又普遍有宅基地和自留地，零钱少一些，可是有基本承包地，所以吃粮吃菜有一定保证，新农合也已经覆盖到大部分家庭，低保覆盖面也较广了，所谓在农村“穷到要死”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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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计算城镇人口收入，主要是一种记账制的家计收入统计，是由一定规模的样本户构成的。中国人报告收入最精准的是有工资条的人，所以白领薪酬无论是社保缴纳数据、个人纳税数据，还是自我报告数据，都相对更明确、清晰、准确。

但是，自由职业者、个体户、灵活就业者和兼职收入者都往往不报、少报自己的收入，简单说就是不好计算也不想告诉其他人真实收入，而这样的人群总体是增多的。

有过失业经验的人往往尽量晚报自己有了收入或者少报自己的不稳定收入。实际上由于在线发工资与在线支付薪酬，由于实行代扣代缴方式，所以税务按照收入流水掌握的收入数据要比家计统计准确一些，税务部门现在也大力打击业务收入私账化的行为，但是偶尔收入、馈赠收入、现金收入不能被计算的问题也普遍存在。

总体而论，报告收入和家计收入，因为需要报告给他人或者报告给官方，低报倾向是很严重的。有意思的是，私人生意发达的地方比如温州、泉州，比较其他一些国有经济或者集体经济发达的地方，从收入统计来看，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有些地方比我们想象的低多了。

有人不上班但有很多处房产，他有相对稳定的租金收入，但是他不想把租金纳入他的家计报告，而家计报告里面一般也不包括私人金融资产，所以他不仅没报告房租收入，也没报告炒股收入，按照他的报告数据他很可能算作穷人。

报告收入数据不是一种客观数据，而是一种主观数据，一种决定想告诉你多少就说多少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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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估算中还有一个因素是贫富差距导致的，往往很大量的一般收入群众可能被少数高收入群体平均掉了，而平均出来的那个平均数也还是比一般群众的收入感受高。

因此，在平均收入数据使用时，分布差异大的不一定就要用平均数，而可能考虑中位数，或者多个阶段中位数的平均值，或者使用去掉两端的一定量再计算中间平均值的方式。

另外，为了更好地精准反映收入情况，可以考虑社会分群报告法，把企事业管理人员、白领、专业工程技术人员、教育科研人员、蓝领工人、企业主等群体分群表述其收入水平，最好还能说明其分布特征。比如大家都觉得老板有钱，但是个体私营老板群体中大约有30%的人收入在最低职工工资收入线以下，因为这个群体中有突出的成功群体，但是也有突出的失败群体，也只有这个群体可能经受破产、倒闭、个人被限制高消费或者出行条件的窘境。

收入报告数据本质上是一种加工数据，报告者有其报不报、报多报少的动机；报告数据的编制者有其改多改少的调整动机。

当然，持续的报告数据有其一定的历史追踪的价值，在搞清了影响报告数的因素的基础上，也可以适当测度与修正出更接近真实情况的数据。

为了获得真实收入情况，在确定低保户的时候，还可以引入家庭与个人用品估值法、家庭资产估算法、消费与社交行为追踪法、家庭社会网络支持资源估算法等，无非就是希望对于这类敏感的政策获益群体的估算更为准确。

结论是，以某些城市的家计收入数据用来说居民平均收入的时候往往会说高。但是那些动辄说中国至少有3亿人、或者5亿人、或者6亿人，最多说有8亿人的月收入只在千把块的，则往往是技术性地把穷人群体夸大了。我们绝大多数人没那么富，但真的也没那么穷。

（作者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零点有数董事长、飞马旅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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