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是干什么用的？

（阮加为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货币理论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与货币理论相关的价格问题又是一个从卖菜的农妇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可以侃侃而谈的问题。如果卖菜的农妇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公开辩论物价问题，获胜的可能是前者。

当着手此项研究时，在图书馆所能看到的经典著作大多因为无人阅读而处于蒙尘状态，而其中最能够让人得到启发的思想基本上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著作。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斯密、休谟、洛克、马歇尔、魏克赛尔、费雪、庇古、凯恩斯、弗里德曼。

在中国的货币理论研究进展上，有学者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道理非常简单，货币政策本来就是西方经济学的范畴，更何况我国现在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金融统计方法，货币供应量的定义，都是照搬西方货币理论的教科书，所有的研究和实际的货币政策操作只不过是西方货币政策理论的解释或运用。

对货币理论的最初兴趣始于1988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当时，在近20%的物价上升过程中，人们的需求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将商场里的商品抢购一空。是物价上升导致了抢购，还是抢购导致了物价上升？亦或是：价格上升需求上升（1988年的中国），价格下降需求下降（1930年的美国）？我困惑。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理论不能提供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因为事实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理论相反。

抽象的思想经历很漫长，具体的写作过程则很辛苦。微观供求理论（D-S曲线）、宏观供求理论（AD-AS曲线）都没有考虑货币因素，或者是把货币作为外生变量来演绎供求关系。在整体逻辑上，这篇著作能够成立必须有一个货币内生的供求理论作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在2003年早春开始动笔，当修改完成的时候，窗外已经下起了2003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新古典综合的多元货币政策目标看上去很美，但实施中总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弗里德曼的以货币量为主控目标的理论体系则因为“可操作性”问题在兴盛了大约十年后被遗弃了。事实上，自1989年以来，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经济共同体的中央银行都先后正在实践着本书的结论性内容。无非是，这些中央银行在干着一件“应该这样干”的事情，这篇著作在干着一件“为什么应该这样干”的事情。

在契约社会，明确责任是任何一个规范契约的必要条件。因此，贯穿本书的问题是，中央银行是干什么用的，责任是什么。多元货币政策目标会导致中央银行责任虚置，也不符合经济分工的基本原理。若立法机构能够体现民意，司法机关公开透明，市场经济社会可以自然演进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货币政策当局和政府是平等的社会契约中的普通成员，无非是责任范围不同而已。政府应该是一个类似“保安”角色的守夜者。如果企业里盗抢横行，必定是那几个保安的主要责任；如果企业繁荣兴旺，一定不是那几个保安的主要功劳。

医生的常识是，人的正常体温在36.5。C—37。C之间。这不是一个推理结论，事实的存在是生物进化中自发秩序、试错演进的结果。如同生物进化中的“变异”一样，例外的经常出现才使得我们这个世界丰富多彩，否则，这个世界就太无味了。本书在最后一章认为的“人民币的恰当通货膨胀率区间”也不是一个推理结论，这是本书的一个不足。或许，经济学的魅力就在于此。

本书将费雪方程式进行了拓展，即，由MV=PT拓展为MV=PT=LE。这个拓展完美解释了菲利普斯曲线带来的种种矛盾。南开大学陈国富教授曾经评价说，这本著作如果能够被经济学界接受，“费雪方程式：MV=PT”将会被升级为“费雪—阮加方程式：MV=PT=LE”。

马克思很赞同格莱斯顿的这句话：“被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而受愚弄的人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8页）。希望未来能够证明，研究货币我没有受到愚弄。

阮加著《价格变动中的需求变动与就业变动》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有改动。此书的进化完善本是《货币经济的逻辑》，中国经济出版社202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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