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末梢、无中生有迈向现代都市圈的经济地理演变

（本文作者余川江，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数字经济开放创新研究所负责人）

本文来源一财号“我和我的家乡”系列策划，更多“大V话家乡”请点击这里。

离开家乡垫江县求学和工作，不觉已廿余载。经济学的思维让我习惯了在动态波动中去求解均衡，如何把握穿越时空的长期稳态。岁月变幻，今日见闻的家乡与记忆中的儿时家乡似已天差地别，从边缘外围到跻身中心大局，可其间不变的是什么？我期冀借此机会，试图在特有的家乡历程变迁中，去探寻更具一般性的地方发展基因。

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少年时提及家乡，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心态。除了八十万的人口规模、个人感知度不高的川东气田资源、经济效益并不明显的白柚，垫江这个丘陵县域似乎并无什么可圈可点、驰名四方的特色品牌。“垫江无江”是我们地理老师上课经常调侃家乡的段子，在黄金水道为王、长江风光迤逦的四川经济开放时代，垫江只能蜷缩在周边地区光环的外围不为人知，没有涪陵的榨菜和太极医药久享盛誉，更没有万县（现名“万州”）长江码头经济的浩浩汤汤，也没有武隆区天然溶洞惊现的一举成名。

历史机遇的外势加持，兼之主动求进的内因嬗变，曾经灰头土脸、名不见经传的家乡，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青年时光开始起飞。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告诉我们，地方经济的崛起离不开历史的偶然和累积的因果循环效应。初学的我总觉得历史的偶然似乎有点命运注定论的悲观，不能作为主动改造世界的指挥棒，而家乡后来的实践，却让我对该理论的“偶然”起点有了更为形象和主观能动的案例启示。

在漫长的无名之辈生涯中，伴随国家三峡工程启建的宏伟决策，垫江县刚好被划进重庆直辖的地缘范围。最早感知到这一起色的是体制内的长辈们，他们开始津津乐道于行政等级提升带来的政治经济待遇改善，对家乡的未来开始有一点自豪感和期许。增加政治等级提升地方政府更强权力能够促进区域发展，这一感知的冲击在2021年也被学者在经济学顶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发文严谨论证。当然，如果仅仅是政治经济学的单向激励，诸如“三线建设”之后老工业基地衰退问题等案例告诉我们，这样外在的强心针很可能只会昙花一现。

紧随其后，在县政府孜孜不倦地巨大宣传攻势下，从小只听闻洛阳牡丹但未见其真容的我，惊闻近在咫尺的家乡原来是“牡丹故里”“千年古县”，随后是一年一度全县最热闹的牡丹节。举办牡丹节的重头戏是牡丹晚会，历年邀请来宋祖英、朱军、周杰伦等家喻户晓的各位明星登场，还有重庆市各兄弟区县和部门的友情观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引来了投资者的关注。牡丹节之后，是牡丹花、油菜花、李子花的系列观花旅游开局，是医药、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投资和上市公司屹立。

在网红经济的今天看来，这或许也是我所知道的最早的IP打造和流量经济模式。曾一度信奉新经济地理学派是区域经济学最核心、最严谨的理论参考系，然而其对地方经济崛起的历史偶然性归因，让我相当长的时间陷在理论难以掌控的“虚无”感中迷惑，家乡的牡丹节实践却让我对这种“虚无”有了书中读不到的理解。不同于禀赋的牢不可破，这种历史偶然的“虚无”恰只是任人挥毫的一张白纸，家乡的牡丹节时代被我总结为地方经济破局的“无中生有”模式，也成为我现今课堂上为新经济地理学派“历史偶然”的新义注解。

时光如水，青春的昂扬走过了新世纪的首个二十年，走到了中年成熟抑或中年危机的十字路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分叉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在此背景下，“川渝分治”相应演进至互联互通更为紧密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大国大城”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支点，以超大城市为龙头的都市圈建设蓬勃兴起。区域大盘似乎是个“零和”的不平衡棋盘，大国的崛起和庞大的互联互通网络带动大城的持续膨胀；另一方面，更多中小城市面临“收缩”的强压力，目之所及的家乡景象是，垫江到重庆主城区距离从10小时车程缩短至高速公路2小时、高铁40分钟，曾经的老县城大院几近人去楼空，老去的长辈们、中年的同辈和长成的小辈们大多搬到了重庆主城区安居乐业，人口从记忆中的80万大县减至今天数据的60余万人口。

今年3月，重庆市都市圈再次扩容，垫江县因成为新晋成员而备受关注，垫江县纳入重庆都市圈，是按照高铁距离符合“一小时”都市圈通勤标准的客观反映，也意味着其被赋予了剑指西部中心的更高城市经济发展机遇和使命；但重庆直辖全域从不被城市经济学家作为“城市”对待，相比成都，重庆的主城都市区地形地貌更加复杂、有不少天然的空间阻隔，从原有的区县各自发展到今后的都市圈一体化新模式，对行政协调和行政壁垒的破除、城市通勤的轨道互联互通建设、产业协作和一体化布局等方面都是考验，垫江从县域经济转型融入超大城市都市圈经济，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站在历史新方位，都市圈一体化给垫江的是“虹吸”效应还是“反磁力”效应？这既是城市经济学界争鸣的焦点，更有待垫江实践的实践诠释。

沧海桑田，经济地理在持续演变，而不变的只有垫江人“无中生有”的主观能动性依然在延续。每次在家乡之外见到倍感亲切的家乡人，无论从政、经商还是为学，无不感受到他们强烈而又熟悉“不安于现状”的奋发求进精神。沿海县域等无数经验告诉我们，可以使垫江县永不受制于一时一域之限的，不是资源，不是交通，更不是政策，而是“人”，是企业家求变和寻机的主动精神。在资源环境约束力日强、交通和政策效应均显“强弩之末”的当前困局下，唯有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主动汇集家乡人“留守”和“归雁”的资、智、政合力，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形成产学研政抱团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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